第三章 肅反運動
第三節 肅反規定與組織工作 一、肅反與審幹的異同
肅反是否一定審幹，審幹是否經過肅反？這個問題在中共的歷史上，是一個 不容易釐清的問題，在有些情況下，肅反即包括審幹，有些情況中，審幹和肅反 是分別的兩件事。在一般黨員和幹部的觀念中，能夠分辨兩者之間異同的可能並 不多，尤其是審幹與肅反經常結合起來進行或交互作用，目的都是純潔幹部隊伍。
一般而言，肅反是肅清反革命分子，當 着重於內部肅反時，和審幹工作容易重疊。
審幹是審查幹部，除了幹部的歷史問題和政治思想，幹部的特質和才能也是重點，
作為職務調升時的參考依據，肅反則完全沒有此項作用。
延安整風開始時，1942 年 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毛澤東表示：「在 學習和檢查工作中，實行幹部鑑定，對幹部的思想與組織觀念，實行審查工作；
在審查工作中，發現反革命分子，加以掃除，以鞏固組織。」高華說這是迄今為 止所發現毛澤東最早布置審幹、肅奸的資料。4 月 20 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 會議上宣布人人必須「寫筆記」之後，又向與會的各機關學校領導幹部部署了新 任務，要求從政治上對延安的黨員普遍進行一次排隊，指示：「要把幹部中的積 極分子，平常分子，落後分子分開，對思想有問題的，黨性有問題的人要特別加 以注意。」420由此，審幹是將黨員與幹部依思想與黨性分別與排隊，其中包括了 肅奸的功能。6 月 19 日，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
現在的學習運動，已在中央研究院發現了王實味的托派問題，……中直、軍委、
邊區機關幹部中知識分子有一半以上，我們要發現壞蛋，拯救好人。要發現壞人，
即托派、國特、日特三種壞人。……各機關要冷靜觀察，此項工作應有計畫的布 置。
419董必武，《董必武法學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頁 370-371。
420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0），頁 41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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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曾任周恩來秘書的吳奚如被打成國民黨特務，在延安引起強烈的震 撼。421此時，毛澤東的講話偏向肅奸、肅反。可以看見延安整風時，肅反和審幹 交互運用。
1942 年 12 月 6 日，康生以領導整風的中央總學委副主任以及領導審幹反特 的中央社會部部長的身份，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作報告，描繪了特務猖狂活動的 恐怖畫面：「敵人已經大量滲入延安和邊區，潛伏在各機關、學校，尤以經濟和 文化單位的敵情最為嚴重。」1943 年 1 月，西北局高幹會議作出決定，實行黨 員重新登記，並劃出了清洗人數的比例，將佔黨員總數中的 10％。於是，原先 以打擊黨內自由主義異端思想與異端分子為主要目標的秘密審幹、反特鬥爭，在 毛澤東、康生等的精心領導下，發展到普遍清查黨員的審幹－肅奸運動。4221955 年 5 至 7 月，毛澤東藉胡風在文藝思想上和《講話》精神的不一致發動胡風事件 以及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和延安整風時的王實味事件的景象十分雷 同。
1943 年 6 月 6 日，毛澤東給在太行山的彭德懷發出電報，傳授延安整風的 經驗、方法和步驟：
1. 寫反省筆記；2. 寫思想自傳；3. 發動坦白運動；4. 上述一切都搞完後，才實 行審查幹部。毛澤東強調，「這些工作做好，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績，我黨百年大 計即已奠定。
所謂「我黨百年大計即已奠定」，有三個方面：一，經過整風，黨員的政治 面貌趨向一致，有政治問題的以及無法認同中共理念的皆被清洗；二，由黨員提 供的個人歷史材料，建立了幹部檔案制度，對於幹部任用以及日後的審幹鬥爭皆 極有用；三，樹立了毛澤東以及中共中央的絕對權威。423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發 展出來的一套作法與概念，對於他自己以及之後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文化影響深 刻，幾乎每一次的運動都必須走過這套流程，而概念則已內化，在不同的鬥爭階 段，毛澤東經由中共中央突出不同的「敵人」，從而全黨必須學習規定材料，並 且主動組織起來鬥爭黨內外類似的「敵人」。
1943 年 8 月 15 日中共中央發布《中共中央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其中說：
421 吳奚如，原名吳習儒，有複雜的背景，大革命時期曾任葉挺團的連黨代表，1933 年參加左聯，
1934 年轉入中央特科，1938 年受中共長江局王明、周恩來派遣，隨同葉劍英在南嶽軍事訓練班 為國民黨講授游擊戰，後擔任中共駐桂林辦事處負責人，後轉入新四軍，皖南事變中被俘，後逃 脫來延安。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頁 415-416。吳奚如是胡風的好友，早期在左聯時 期，負責中共特科方面經過胡風和魯迅聯繫。吳奚如的被整，和日後胡風被捕，在中共黨內的宗 派屬性上有類似性，都和周恩來有長期的工作關係。
422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頁 418-419。
423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頁 420-421，448。
這一次我黨在整風中審查幹部，並準備進一步審查一切人員，不稱為肅反，不採 取將一切特務分子及可疑分子交保衛機關處理的方針，而採取首長負責、自己動 手、領導幹部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 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幹部、教育群眾的方針，就因為這是一個群眾性的 問題。……上述首長負責的整個方針，是和內戰時期曾經在許多地方犯過的肅反 方針根本對立的。這個錯誤的方針，簡單地說來，就是逼供信三字，審訊人對特 務分子及可疑分子，採用肉刑及其他威逼辦法，然後被審人隨意亂供，誣陷好人，
然審訊人及負責人不加思索地相信這種絕對不可靠的供詞，亂捉、亂打、亂殺。
這是完全主觀主義的方針與方法。抗戰時期，山東、湖南地方的錯誤肅反事件，
也是重複這種方針與方法的結果。這種錯誤思想的餘患，在許多幹部中，特別是 保衛工作幹部中至今還是嚴重地保存著，只有採取上述首長負責的整個方針，才 有充分可能肅清這種主觀主義的錯誤。首長負責，就是將大多數有問題的人，留 在各機關學校部隊，信任與責成當地各級行政首長審查（但若干被壞人掌握的部 門不在此例，對於這些部門，必須首先改造領導。）延安是分普通、反省、保衛 三種機關進行這個工作的。對於有問題的人，責成普通機關，即各黨政軍民學校 機關自己處理的約占百分之八十，送反省機關，例如西北公學、行政學院辦理的 約占百分之十，送保衛機關，例如社會部、保安處、軍法處處理（逮捕審訊）的 約占百分之十。三者在整個審查工程中又互相交流。……領導骨幹與廣大群眾相 結合，就是每一單位的全體人員中，以最可靠的一個行政首長為中心，圍繞著他 組織幾個小核心。再圍繞著小核心組織十幾個人，乃至幾十個人的中核心、大核 心，圍繞著這些核心的是廣大群眾。大多數有問題的人，均須經過核心組織的談 話與群眾的質問、勸說、鬥爭及熱烈的坦白運動。各級核心，即是各級學習委員 會及支部委員會與小組長，這些人須是完全可靠的，而且是從整風及審查幹部過 程中，逐漸地形成起來的。……調查研究，就是調查與研究每一個人的歷史，找 出其矛盾，發現其問題。……培養幹部，就是應該從一切參加審查及被審的人員 中，培養出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人。學會調查、研究、偵探、訊問、審查等 一全套的理論技術。……教育群眾，就是在此次審查幹部以及進一步審查一切人 員中，一再要發動廣大群眾與核心骨幹一起進行。……根據各地材料，各地整風 須延長至一九四四年，審查幹部可在整風中滲雜著進行。424
這份《中共中央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決定》）的文件，其實說明了當年 延安整風與肅反的性質接近，但不稱為肅反，因為過去肅反常常有「逼供信」的 不好的紀錄。但是延安整風發生了「搶救運動」，仍然是一種發動群眾的「逼供 信」。《決定》敘述了肅反、審幹與保衛的整套思維與作法，是共產黨群眾運動的 方法論，說明了為什麼不將審查幹部地工作逕自由保衛機關負責，而須經由首長
424 《清理階級隊伍資料匯編》（昆明：農林學院革命委員會政宣組編，1969），頁 6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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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為的是首先由黨委組成核心組織，再逐步層層擴大至群眾，形成一個以共 產黨領導為核心的「同心圓」結構。這個結構由共產黨領導運動，不能只由少數 共產黨人壟斷過程與結果，脫離群眾，而必須深入群眾，形成共產黨與群眾密切 相結合的狀態，由此鼓勵與吸收過程中的積極分子，是共產黨的群眾運動與不斷 壯大的基本論述。而圍繞最可靠的共產黨員逐級建立的核心組織，衍生出後來政 治運動中成立中央十人領導小組與各級單位五人領導小組的編制作業。而《決定》
中說明在整風中將大多數有問題的人留在原機關中審查，少數送反省及保衛機關。
這樣，中共的機關，就具有黨授權審查幹部的「合法性」，必要時可以成立專案 組以及採取隔離審查和發動群眾鬥爭的作法。可以說，中共的各級機關，同時具 有行政和司法的權力，在特殊的時候，有依據黨中央的指示作出當地需要的指示 的權力，因此中共的組織的權力與力量是相當大的。
反右前，1957 年 6 月 5 日，大連工學院講師彭聲漢在中共旅大市委宣傳會 議小組會上發言，談到肅反問題，他認為：
不能把肅反和審幹混起來看。肅反不是對敵人，而是對自己人專政。不同意「肅
不能把肅反和審幹混起來看。肅反不是對敵人，而是對自己人專政。不同意「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