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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說:「要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就不能不談到胡風事件。要談胡風 事件,必定會談到舒蕪。」338

舒蕪(1922-2009),原名方管,生於安徽桐城,祖系和桐城派的方苞沒有 親屬關係,339曾祖父方宗誠(柏堂),姚鼐再傳弟子,為桐城派重要學者,由於 吳汝綸的關係進入曾國藩幕下,同治七年(1868 年)曾國藩任直隸總督時,薦 方宗誠為直隸棗強知縣。祖父是書法家。父親方孝岳,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

音韵學家,曾為中山大學教授。外祖父馬其昶(通伯),經學家,後為京師大學 堂(後為北京大學)教習。可見舒蕪出身書宦之家。舒蕪在 1934 年 12 歲時進入 吳汝綸創辦的桐城中學讀初中,1937 年入安慶高中,抗戰爆發,輾轉入川,1940 年由路翎(徐嗣興)介紹,到重慶的建華中學任教,又經路翎介紹,認識胡風,

陸續在胡風主辦的雜誌上發表文章。3401945 年一月號《希望》上刊出 23 歲舒蕪 的《論主觀》,引起一些中共黨內作家不滿,後續的發展出乎意料,對於十年以 後 1955 年 5 月的胡風事件有著關鍵性影響。

據黎辛的回憶,1943 年冬在延安陝甘寧邊區大禮堂會議室,周恩來說:「胡 風在《新華日報》轉載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後,有些不同意見。

胡風主張主觀戰鬥精神與到處都有生活,不贊成文藝家深入生活與工農兵相結合、

改造思想的原則,在胡風主編的《七月》雜誌上發表的作品的有些「七月派」作 家也有類似的看法。」周恩來說:「我們當然不是要求國民黨統治區的作家像解 放區的作家那樣深入生活,但是與人民大眾相結合的改造思想與立場的原則是一 樣的。」341

338吳永平,《舒蕪胡風關係史證》(上)(新北市: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7),序頁 1。

這是筆者惟一看到周恩來公開談到胡風對於《講話》有不同的意見,

黎辛寫下並發表這篇回憶文章時是 2004 年,胡風已過世近 20 年。周恩來在延安 的講話,至少表面上是批評胡風的,但是在胡風面前從來沒有表現出來過。胡風 一生對於周恩來信賴有加,然而長期來周恩來對於胡風的建議表達相當節制,以 至於胡風常常不十分了解應該如何正確地轉變,甚至過度依賴周恩來的庇護。實 質上,周恩來對胡風是有幫助,但是不如胡風期望的那麼大,這是胡風和周恩來 之間的一種特殊的關係。1944 年初周揚(黎辛說是周恩來主動挑選的)派何其 芳、劉白羽在去重慶加強與改善黨的報刊工作與文藝工作,並向進步作家宣導《講

339 舒蕪為了澄清自己不是方苞之後,還專門寫了一篇文章《我非方苞之後》。舒蕪口述,許福 蘆撰寫,《舒蕪口述自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頁 2。

340舒蕪口述,許福蘆撰寫,《舒蕪口述自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頁 2-9。

夏成綺,《胡風與舒蕪》(台北:獨立作家,2015 年),頁 16-17。

341黎辛,〈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收入《我親歷的文壇往事•懷大事》(北京:人民文學 出版社,2004 年),頁 408-410。

話》。當時艾思奇是中央文委秘書長,他把何其芳等人自重慶陸續送來的關於重 慶文藝界思想與活動,主要是座談和幫助胡風與「七月派」文學家情況的書面報 告與胡風的《希望》(1945 年 1 月創刊,得周恩來的資助,筆者按)等刊物也拿 到辦公室給大家看。幾位同志感到舒蕪的《論主觀》難懂,艾思奇說:「是難懂,

文章說來說去,引用哲學名著,無非是宣傳個性解放,宣傳主觀戰鬥精神,不提 深入生活與思想改造,是唯心論的。」3421944 年以後,延安方面對胡風、「七月 派」、舒蕪的《論主觀》有一個大致上並不十分正面的印象。

黎辛回憶:1945 年 1 月 25 日,中共文委負責人之一馮乃超主持,在郭沫若 領導的文工會召開了一個小型座談會,座談對《希望》雜誌的意見。到會的有茅 盾、邵荃麟、馮雪峰、蔡儀、胡風、何其芳、劉白羽、黎辛等人。茅盾首先發言,

他對《論主觀》很不贊成,認為文章對大後方文藝界情況的分析不符合實際。1945 年 4 月,黃藥眠在成都發表《論約瑟夫的外套》(約瑟夫即斯大林-筆者按),批 評舒蕪的《論主觀》。這一時期,何其芳先後發表關於現實主義和關於客觀主義 的通信,與擁護胡風觀點的王戎、呂熒進行了爭論。1945 年抗戰勝利了,8 月底,

毛主席到重慶與國民黨談判,同行的胡喬木曾找胡風、舒蕪談話,批評了舒蕪《論 主觀》的觀點。從胡風給舒蕪的信中可以看到,胡風對當時文工會黨組召開的座 談會與胡喬木對《論主觀》的批評極為反感。據劉白羽回憶:由周恩來主持在曾 家岩周公館開過會,參加的有茅盾、胡風、徐冰、馮乃超、何其芳等人。一次談 到深夜,大家不能回家了,只好擠在客廳裡等到天亮。只單獨給茅盾在桌子上搭 了一個鋪。343這件事在多數研究胡風的著作中大致都提到過,但是為什麼周恩來 需要出面來為胡風化解雙方的歧見?一般並沒有說明得很清楚。解放後,周恩來 多次指示胡喬木、周揚幫助胡風,尤其是 1952 年秋進行的四次胡風思想座談會,

而情況和 1945 年秋類似,沒有結果。說明雙方堅持的觀點基本沒有大的變化。

舒蕪與胡風的關係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是 1940 年到 1948 年。舒蕪在 1940 年由於路翎的介紹,開始追隨與魯迅關係密切的胡風。舒蕪能夠發表文章 得到注意,從一個普通的年輕人轉變為一個作家,幾乎完全是由於胡風的重視與 提拔。關鍵時刻是 1945 年 1 月在《希望》上刊出《論主觀》,受到幾位中共文藝 領導人的批評,1948 年中共香港批判,《論主觀》亦是重點,舒蕪在左翼文壇的 歷史位置為之確定;第二階段,1949 年到 1952 年。舒蕪在解放後,心態轉變很 大,不像其他胡風的作家多數受到政治壓力,舒蕪被安排至廣西南寧中學當校長,

開始重新認識中共以及認同中共。這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同樣是胡風門下的弟 子,舒蕪和路翎的待遇差別很大,舒蕪被克意拔擢,路翎則被壓抑。在 1952 年 5 月紀念《講話》發表十周年,舒蕪寫出配合文章《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 會上的講話〉》,否定自己過去的觀點,刊登在《長江日報》上,立刻被胡喬木於

342 黎辛,〈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頁 408-410。

343 黎辛,〈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頁 41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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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加按語「胡風小集團」轉載。從此,舒蕪成為配合中共攻擊胡風的 一個尖銳的楔子。第三階段,1952 年至 1955 年。中共開始加強力道批評胡風,

舒蕪參與其中幾次會議。1955 年 5 月 13 日,由毛澤東運用舒蕪交出與胡風往來 的上百封信件,加按語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 之後公安部陸續在全國逮捕胡風和胡風分子,牽連二千餘人。毛澤東繼續指示並 加按語發表「第二批材料」、「第三批材料」,隨即在全國發動肅清一切暗藏的反 革命分子運動。在這件事情上,許多人將舒蕪視為「背叛者」與「出賣者」的角 色。

解放後,舒蕪被中共安置在一個特殊的環境中特殊的位子上,使他能夠從革 命勝利者的立場與感受上,回顧過去與展望未來。像一個突然醒悟過來的子弟發 現了原來的父兄是這樣的破落與不堪,且必然是要日漸地衰頹下去的;而煥發偉 岸的新時代的領導人,則指向著成功與璀璨的未來。舒蕪必須要有所抉擇,而對 於長期提攜他的胡風和路翎,這個選擇是艱難的。但是舒蕪終於一步步地走了出 來。

1950 年 10 月 30 日,舒蕪從北京經漢口回到南寧,這是舒蕪第一次到北京,

他寫信給路翎,這樣說:

此行自覺尚有收穫,「思想上提高一步」,因此決定了回來之後還是要加緊工作,

改正解放以來的無為。自解放以來,這種無為狀態,一方面固然也幫助我突破過 去的文化圈子,可以從較寬闊的角度來看清自己,看清問題。

綠原和曾卓談了許多前些時候在漢口所流傳的關於胡先生的謠言笑話:有人說,

他在家庭是個暴君,寫文章反封建,而對妻兒卻是封建十足,開口將罵,動手就 打,自己養尊處優,置妻兒凍綏於不顧,云云。又有人說,重慶有一次座談會,

會上說起你的作品,大家都說不好,只他一個人說好,於是他拂袖而去,一直跑 到你家,坐下來就拍桌子,一面拍,一面向你說,「你寫!!你寫!!你寫啦!!」

氣得別的話都說不出來,云云。

又有人在報紙上發表封侯掛帥的名單,拿了報紙給綠原看,說:「你看,胡風竟 然一個名字也沒有,多難為情呀!其實,以他的鬥爭歷史,只要他稍謙和一點,

決不會搞到這個樣子的。」云云。

又有人說,什麼是胡風思想?很簡單,就是專講技巧。又有人說,胡風派文學,

乃是非黨的文學,所以黨不能放心。又據說,論主觀一發表時,有人請教艾思奇,

艾說:這很簡單,只看題目,就知道是主觀唯心的。

此信便中請給胡先生一看。344

這封信顯示的跡象非常重要,在李輝和吳永平的相關著作中引述這封信時皆 沒有着重說到舒蕪對於胡風反抗的態度。李輝說:「一大段關於胡風傳說的轉述,

既是對胡風的關切,同樣,飄忽著舒蕪心中幾絲的淒涼。」345吳永平說:「某些 研究者卻從這封信讀出了別樣的訊息,並將其視為舒蕪與胡風交往的『轉捩點』。 然而,這裡卻有一個疑問,如果舒蕪此信不是為了彌補或修復與舊友關係的裂隙,

他何必要寄給路翎,又何必要轉給胡風看呢?」346解讀這封信,需要從讀信者的 感受以及寫信者的動機兩方面來察看。舒蕪說「有人說,他在家庭是個暴君,寫 文章反封建,而對妻兒卻是封建十足,開口將罵,動手就打,自己養尊處優,置

他何必要寄給路翎,又何必要轉給胡風看呢?」346解讀這封信,需要從讀信者的 感受以及寫信者的動機兩方面來察看。舒蕪說「有人說,他在家庭是個暴君,寫 文章反封建,而對妻兒卻是封建十足,開口將罵,動手就打,自己養尊處優,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