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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朝鮮與明朝關係史：脆弱的君主權力與對明關係的理念 化
一、朝貢冊封制度對國內政治的影響
早期朝鮮國王在君臣權力分配上面臨兩大困境。首先，中央政治菁英擁有鞏固政 權的實力。即，朝鮮開國並不是征服或國內革命的結果，而是前朝（高麗，918年─13 92年）中央政治菁英推進政治改革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結果。就這一點而言，高麗與朝 鮮的交替只限於王室的交替，前朝的政治菁英依然是早期朝鮮朝廷的主要政治菁英。30 而另一方面，參與朝鮮開國的政治菁英之政治理念為程朱理學，這種理念強調王道政 治以牽制君王的專制。要言之，參與朝鮮開國的政治菁英，不但具有鞏固政治的實力，
更在此政治理念上肯定由朝臣主導的政治體系。
在這種政治環境之下，為強化君主權威與政權的正當性，朝鮮太宗（第3代國王，
在位：1400~1418）與朝鮮世宗（第4代國王，在位：1418~1450）運用雙重戰略：首先，
這兩位國王展現出優勢的個人實力（武力或政績），以牽制臣權；而另一方面，通過 與明朝皇帝深厚的君臣關係，致力於確保朝鮮新生王朝的國際地位和王室的正統性。31
30 John B. Duncan指出，高麗末期的高位朝臣與朝鮮早期高位朝臣的各處背景相同。參見John B.
Duncan, The Origins of the Chosŏn Dynas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而韓國學者鄭杜 熙認為，朝鮮初期的開國功臣皆是前朝高麗的政治菁英，參見정두희(鄭杜熙)，조선초기 정치지배세력 연구(朝鮮初期政治支配勢力研究) (首爾：一潮閣，1983年)，頁7~56。
31 在靖難之役期間中，對明成祖來說，後方的穩定是在與建文帝決戰上重要的因素。這樣來看，由於 朝鮮太宗停止遼東征伐計劃，導致促使明永樂帝與朝鮮太宗之間的密切關係。相關內容，可以參見Don ald N. Clark, “Sino-Korean Tributary Relations under the Ming” in Denis Twitchett and Frederick W.
Mote,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8: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art 2 (New Yor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78; 박원호(朴元熇)，명초 조선관계사 연구(明初朝鮮關係史 研究) (首爾：一潮閣，2002年)，頁117~166。另一方面，關於在以明朝爲中心的東亞國際秩序下朝鮮國 王所佔的地位，參見Kenneth R. Robinson, “Centering the King of Chosŏn: Aspect of Korean Mari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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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值得注意的是，發動政變即位的朝鮮太宗和明成祖（在位：1402~1424）之間 的互動，逐漸鞏固了明朝與朝鮮的宗藩關係。即，發生靖難之役後，明惠宗（在位：1 398~1402）為對抗永樂帝而向朝鮮要求進獻馬匹，朝鮮利用此情況請求冊封，因此，
明惠宗沒提出異議就承認朝鮮定宗（第2代國王，在位：1398~1400）和朝鮮太宗。32而 明永樂帝即位不久之後，朝鮮對明朝請求重新承認，而明永樂帝為了展現天子權威，
乃承認了朝鮮國王。就這一點來說，政權之間互相承認的這種關係，是依照朝貢體系 而展開的政治選擇33，從此以後，「1年3貢」成為明朝和朝鮮之間的慣例。34
更進一步說，朝鮮太宗與朝鮮世宗試圖把這種階層化的國際體系擴展到國內政治 體系內，確立中國天子─朝鮮國王─國內士大夫之階層化的政治體系。例如，前朝高 麗禮制包含「天子之禮」的性質，不過朝鮮太宗與朝鮮世宗根據《春秋》，卻十分積 極地將各種禮制降為「公侯之禮」。35這種制度改革，有助於確立中國天子─朝鮮國王 之間階層化的政治體系，從而制定高於國內政治精英（士大夫）之朝鮮國王的特殊地 位。尤其是，朝鮮世宗經常強調根據儒教禮論的明朝皇帝和朝鮮國王之間的君臣關係，
Diplomacy, 1392~1592,”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9, no. 1(Feb 2000), pp. 109~125; 정동훈(鄭 東勳)，「명대의 예제 질서에서 조선국왕의 위상」(在明代禮制秩序下朝鮮國王的位相)，역사와 현 실(歷史與現實)，第84號(2012年)，頁251~292。
32 박원호(朴元熇)，「명『정난의 역』시기의 조선에 대한 정책」(明『靖難之役』時期對朝鮮政策)，
釜山史學，第4集(1980)，頁93~112；《朝鮮定宗實錄》5卷，2年(1400年，明建文二年)9月19日(庚辰)；
《朝鮮太宗實錄》1卷，1年(1401年，明建文三年)3月6日(乙丑)。
33 정용화(鄭容和)，「주변에서 본 조공체제」(從周邊看的朝貢體制)，收入백영서(白永瑞)等編，동아 시아의 지역질서: 제국을 넘어 공동체로(東亞的地域秩序：超越帝國到共同體) (首爾：창작과 비평사 (創作與批評社)，2005)，頁105；박원호(朴元熇)，「명『정난의 역』에 대한 조선의 대응」(對明朝
「靖難之役」的朝鮮的因應)，亞細亞硏究，通卷70號(1983年7月)，頁179~193。
34 朝鮮在1392年建國後，向明朝請求，允許朝鮮「1年3貢」，但是明太祖拒絕了朝鮮的這般請求，並堅 持規定朝鮮也要像安南那樣「3年1貢」的立場。直到1401年，明建文帝接受了朝鮮的「1年3貢」請求。
當時明建文帝爲了牽制燕王朱棣，才答應朝鮮「1年3貢」。參見 박원호(朴元熇)，명초 조선관계사 연 구(明初朝鮮關係史研究) (首爾：一潮閣，2002年)，頁159~160、291~294；정홍영(鄭紅英)，「조선 초 기 명과의 사신 왕래 문제에 대한 연구와 분석」(對朝鮮初期明使臣往來問題的研究與分析)，역사와 세계(歷史與世界)，第42輯(2012年12月)，頁41。
35 Seung B. Kye, “The Posthumous Image and Role of Ming Taizu in Korean Politics,” Ming Studies, Vol. 50 (2004), pp. 107~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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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表現出自己對明朝皇帝的誠意，旨在確保國內群臣忠誠於朝鮮國王自身的正當性。36 但是，在派兵或戰爭等國安議題上，事大義理並不是最優先的考量，而是最看重本國 利益和安全，如1449年發生土木堡之變之際，朝鮮世宗朝廷根本不考慮出兵援助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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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朝鮮世祖（第7代國王，在位：1455~1468）治世時期，朝鮮王朝的政權得以鞏 固，朝鮮國王的正當性基礎似乎轉向於國內。例如，1452年朝鮮朝廷優待前朝高麗王 室的後裔，並使他奉祀高麗王室。38而朝鮮世祖雖然在表面上依然與明朝維持禮節性的 往來，可是不但在國內設圜丘壇舉行「祭天儀式」，還在女真政策上與明朝產生矛盾 並受到明朝天順帝的斥責。具體而言，朝鮮和明朝均視女真勢力的成長為本國的安全 威脅，往往各自或兩國共同對女真動武以抑制女真的軍事成長。39再者，朝鮮和明朝均 對女真採取懷柔政策，使女真入貢受職以換取生活物資，也方便通商貿易。朝鮮將居 住在豆滿江流域的女真族（史稱「東海女真」）作為主要管轄對像，明朝則將鄰近遼 東和鴨綠江北岸的女真族（史稱「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作為主要管轄對像。
然而，到1449年發生土木堡之變後，明朝對女真的投射力量一時衰退，朝鮮世祖 趁此機會，採取兩種政策變化：一是對女真的攻勢政策，一是舉行祭天儀式。首先，
不顧明朝的阻止，在1460年征伐居於豆滿江流域的毛憐衛，斬殺已授予明朝官職的毛 憐衛都督僉事浪孛兒罕及其家族，同時向已受明朝官職的其他女真族給予朝鮮官職並 允許入貢和通商貿易，試圖擴大朝鮮對女真地區的影響力，此行為引起明朝對朝鮮的 疑慮和斥責。40另一方面，在朝貢體系下，朝鮮國王為「公侯」，因而朝鮮開國以後廢
36 參見안정희(安貞姬)，「조선초기의 사대관」(朝鮮初期的事大觀)，歷史教育，第64集(1997年12月)，
頁22~31；한명기(韓明基)，「세종 시대 대명관계와 사절의 왕래」(世宗時代對明關係與使節的往來)，
世宗文化史大系3 (首爾：世宗大王紀念事業會，2001年)，頁856、865。
37 參見계승범(桂勝範)，조선시대 해외파병과 한중관계(朝鮮時代海外派兵與韓中關係) (首爾：푸른역 사，2009年)，頁94~101。
38 《朝鮮端宗實錄》1卷，即位年(1452年，明景泰三年)5月19日(辛亥)。
39 15世紀朝鮮與明朝曾共同向建州女真出兵，分別為1467年和1479年。
40 參見Seung B. Kye, “Huddling under the Imperial Umbrella: A Korean Approach to Ming China in the Early 1500s,”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Vol. 15, no. 1 (Fall 2010), pp. 41~66; 남의현(南義鉉)，「명대 전기 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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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朝高麗的祭天儀式，依據「公侯之禮」舉行「山川之祭」，可見朝鮮世祖正面無視 朝貢體系下如此的規範。1897年成立大韓帝國以前，在朝鮮王朝歷史上主持祭天儀式 的君主唯此一例，絕無僅有。41朝鮮世祖像明朝永樂帝般篡奪了侄兒（朝鮮第6代國王，
廟號「端宗」，在位：1452~1455）的王位，因此他即位後打壓儒教知識分子，還刻意 抑制臺諫的諫諍和彈劾之權42，同時為了抵消政權正當性問題，重用協助他即位的功臣，
推動了功臣政治。在這種國內政治局勢下，朝鮮世祖才能舉行祭天儀式。43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朝鮮依然沒有意圖脫離明朝主導的朝貢體系以敵對明朝，而 且朝鮮與明朝具有壓制女真崛起的共同安全利益，所以原本策畫單獨征伐建州女真的 朝鮮，收到明朝的派兵征討建州女真的要求後立即出兵與明朝進行共同作戰，斬殺建 州衛女真首領李滿住及其子古納哈等。此後，朝鮮世祖不但在國內更加強化自身權威 以主導國政44，在國際關係上也削減了明朝對朝鮮的疑慮。45
與朝鮮世祖相反，至朝鮮成宗（第9代國王，在位：1469~1494）時期以後朝鮮國 王難以用對外出兵的方式加強自身權位。因朝鮮成宗年幼即位後依賴朝鮮世祖重用的
동과 몽골ㆍ여진의 동향」(明代前期遼東與蒙古、女眞的動向)，明清史研究，第25輯(2006年4月)，頁 57~59；이규철(李圭哲)，「세조대 모련위 정벌의 의미와 대명인식」(世祖代毛憐衛征伐的意味與對 明認識)，韓國史硏究，第158號(2012年9月)，頁121~158。
41 參見김상태(金相泰)，「조선 세조대의 원구단 복설과 그 성격」(朝鮮世祖代圜丘壇的復設與其性 格)，韓國學研究，第6、7合輯(1996年12月)，頁193~223。關於朝鮮初期圜丘壇的功能，參見한형주(韓 亨周)，조선초기 국가 제례 연구(朝鮮初期國家祭禮研究) (首爾：一潮閣，2002年)，頁20~63。
42 參見정두희(鄭杜熙)，조선시대의 대간연구(朝鮮時代的臺諫研究) (首爾：一潮閣，1994年)，頁6~48
。
43 김태영(金泰永)，「조선초기 세조 왕권의 전제성에 대한 일고찰」(對於朝鮮初期世祖王權專制性 的一考察)，韓國學研究，第7號(1994年12月)，頁117~146；최승희(崔承熙)，「세조대 왕위의 취약성 과 왕권강화책」(世祖代王位的脆弱性與王權強化策)，朝鮮時代史學報，第1輯(1997年4月)，頁7~67；
최승희(崔承熙)，「세조대 국정운영체제」(世祖代國政運營體制)，朝鮮時代史學報，第5輯(1998年6 月)，頁1~55。
44 이규철(李圭哲)，「세조대 건주위 정벌과 명의 출병 요청」(世祖代建州衛征伐與明的出兵邀請)，
역사와 현실(歷史與現實)，第89號(2013年9月)，頁259~295。
45 參見계승범(桂勝範)，조선시대 해외파병과 한중관계(朝鮮時代海外派兵與韓中關係) (首爾：푸른역 사，2009年)，頁1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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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臣執政，後來強化臺諫機構，並擴建了弘文館，完善了朝鮮司諫院、司憲府和弘文 館的三司制度，以牽制權臣。在此種情況下，在朝鮮朝廷內部產生三個制度行為者：
君主、宰相，以及臺諫，因而形成一組權力三角關係。不過，臺諫主要成員對朝鮮世 祖時期的反儒教政治具有強烈的反感46，不僅關注權臣弄斷，還牽制國王權力。47在這 種國內政治情形下，朝鮮成宗欲通過對外征伐加強自身權位，不顧朝臣反對，在1491 年動員兩萬兵馬向海東女真兀狄哈部發動攻擊，可是只斬獲9名，其征伐成果十分薄弱。
於是，原本反對出兵的臺諫強烈批評朝鮮成宗的決策並要求自我反省，之後朝鮮國王 的權威和主導政局能力更加受限。48
至朝鮮燕山君（第10代國王，在位：1494~1506）在位期間，朝鮮燕山君曾發動兩 次士禍，分別為1498年的戊午士禍及1504年的甲子士禍。當發動戊午士禍時，在朝鮮 燕山君與大臣們的籌畫下，將不少三司言官驅逐出朝廷，並誅殺相關者三十多人。直 到1504年，朝鮮燕山君再度進行大規模肅清，這時肅清對象不只是三司言官，還包括 大臣勢力，因而他更清除了由三司言官與議政大臣行使的制約，並實現君主專制。然 而，朝鮮燕山君沒有將專制王權用於制度或國政改革，只集中於狩獵、土木工程、及
至朝鮮燕山君（第10代國王，在位：1494~1506）在位期間，朝鮮燕山君曾發動兩 次士禍，分別為1498年的戊午士禍及1504年的甲子士禍。當發動戊午士禍時，在朝鮮 燕山君與大臣們的籌畫下，將不少三司言官驅逐出朝廷，並誅殺相關者三十多人。直 到1504年，朝鮮燕山君再度進行大規模肅清，這時肅清對象不只是三司言官，還包括 大臣勢力，因而他更清除了由三司言官與議政大臣行使的制約，並實現君主專制。然 而，朝鮮燕山君沒有將專制王權用於制度或國政改革，只集中於狩獵、土木工程、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