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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體系」概念，可以詳細描述中原王朝（明朝）與儒教圈朝貢國（朝鮮）之間宗藩 關係的這種性質。
二、雙邊權威體系：檢討國內層面
朝鮮積極主動地在國內建立的「中國天子─朝鮮國王─朝鮮國內士大夫」一元政 治體系，在此邏輯上，本國決策自主性被中元王朝（明朝）束縛的政治體系，從而衍 生出“朝鮮是「外藩」（外國諸侯）還是「內服」（中國境內諸侯）”的爭論。那麼，
朝鮮為何不顧這種弱點，以積極主動地在國內建立如此的一元政治體系呢？究竟其內 部動機是什麼？爲了解答這些問題，我們有必要關注「雙邊市場平台」能動模式。
在本文中，「雙邊市場平台」能動模式意旨，平台企業獲取大數據而創造新商機。
第四次工業革命改變了創造價值的方式。以石油爲重要資源的現有產業經濟，正在迅 速轉變爲將數據爲重要資源的數據經濟。1990年代後期以IT革命登場的互聯網企業或I T相關企業中，谷歌、亞馬遜、臉書、蘋果、Netflix等部分企業進化爲平台企業，這些 企業開始將數據視爲一種「資產」。主要企業追求平台事業模式的原因，可以說爲了 獲取大數據。因為，大數據是發展人工智能及創出新商機的大前提，企業通過向顧客 提供便利或利益等構建平台後，利用獲取的大數據，發展人工智能技術，強化現有事 業的競爭力。另外，大數據和人工智能（AI）也會帶動新商機的創出。谷歌和蘋果等 主導無人駕駛汽車事業，此為最典範的例子。如此的能動模式，見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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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雙邊市場平台」能動模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進一步，我們要關注作為平台的朝鮮國王獲取大數據（如明制與古代中國經典 等），創造新禮制的情況。154新儒學革命改變了創造權力正當性的方式。集程朱理學 大成的朱熹建構了道統論的完整體系以來，道統論體系給予士大夫階層牽制君主權力 的正當性，從而衍生出如何安排「治統」與「道統」兩大權威關係的爭端。在元朝喪 失東亞霸權地位的14世紀後期，明朝中國和朝鮮將程朱理學作為官方政治理念，均接 受「治統」與「道統」權威分立結構概念，朝鮮國王和朝鮮政治精英開始將從中國獲 取的大數據（如明制與古代中國經典等）視爲一種「資產」。朝鮮國王積極參與朝貢 體系的主要原因之一，可以說爲了獲取像明制與古代中國經典那樣的大數據。因為，
這些大數據是發展中央集權體制及創出新禮制的大前提，朝鮮國王通過向明皇帝稱臣 朝貢並扮演了明朝皇帝和士大夫階層之間的平台角色後，利用獲取的大數據，發展中 央集權體制，強化中央對地方的支配力。因為這樣，朝鮮朝廷嚴禁對明貿易，試圖抑 制國內挑戰勢力的成長155，但爲了獲取像明制與古代中國經典那樣的大數據，積極進
154 關於朝鮮從明朝引進的書籍及其活用方式，參見이존희(李存熙)，「조선전기의 대명 서책무역: 수 입면을 중심으로」(朝鮮前期的對明書冊貿易：以進口方面為中心)，震檀學報，第44號(1977年12月)，
頁53~78；박문렬(朴文烈)，「조선 태종조의 서적정책에 관한 연구」(關於朝鮮太宗朝書籍政策的硏 究)，書誌學硏究，第10輯(1994年6月)，頁313~355。
155 關於朝鮮朝廷對於對外貿易的看法和相關政策，參見박평식(朴平植)，「조선초기의 대외무역정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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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有關明制和古代中國經典等的書籍，例如朝鮮使臣團直接在明朝境內購買大量書籍，
甚至對明朝禮部請求向朝鮮授予重要書籍。156另外，明制和古代中國經典等大數據與 中央集權化也會帶動新禮制的創出。朝鮮太宗與朝鮮世宗根據《春秋》，十分積極地 將各種禮制降為「公侯之禮」157，此為最典範的例子。如此能動的「雙邊權威體系」
模式，見圖2-4。
【圖 2-4】 「雙邊權威體系」能動模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從圖2-4可知，以明朝中國為中心的物質和非物質力量互相交織的霸權（hegemon y），並非是中原王朝單方面所建立的，而是在明朝與周邊基於儒教禮制互動中逐漸產 生的。例如，檢討韓半島歷史案例，可以發現高麗在元朝主導的天下秩序下，逐漸放 棄本國禮制中包含的天子國的因素，以諸侯國分義降級本國禮制的例子。然而，高麗 以極其被動的方式將本國禮制降格爲諸侯國禮制，如果元朝方面沒有直接提出問題，
(朝鮮初期的對外貿易政策)，韓國史硏究，第125號(2004年)，頁71~118。
156 永樂年間，明成祖曾向朝鮮太宗贈送書冊，但除此以外，明廷沒有向朝鮮贈送書冊。至嘉靖年間，
朝鮮中宗曾以永樂年間的案例為據對明朝禮部請求向朝鮮授予重要書籍，但反而遭到了拒絕。 因此，
朝鮮朝廷大都通過對明貿易進口本國所需要的書籍。更詳細的內容，參見구도영(具都暎)，16세기 한중 무역 연구(16世紀韓中貿易研究) (京畿道坡州市：太學社，2018年)，頁255~268。
157 Seung B. Kye, “The Posthumous Image and Role of Ming Taizu in Korean Politics,” Ming Studies, Vol. 50 (2004), pp. 107~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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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麗就不會降格本國禮制。158相反地，朝鮮在明朝沒有干涉內政的情況之下，反而根 據諸侯國分義積極、能動地改革本國統治制度和禮制。159這種歷史案例提醒我們，在 朝貢體系運作的過程中，朝貢國內部的動機也非常重要。在此值得關注的是，主導朝 鮮統治制度和禮制改革的朝鮮政治菁英，雖然將程朱理學作為政治理念，但朝鮮初期 他們尚未完全掌握程朱理學的政治理論，因此在建立朝鮮統治體制的過程中，卻相當 參照朱熹曾批評過的「事功學」。160由於「事功學」與以宋濂與劉基等明朝開國文臣 為代表的金華學派的政治思想，均重視基於官僚制位階秩序的社會理念161，朝鮮初期 政治菁英在進行改革的過程中，未必排斥明制。
在此，我們有必要探討朝鮮國王和朝鮮政治精英積極主動地在國內建立「中國天 子─朝鮮國王─朝鮮國內士大夫」一元政治體系的內部動機。
首先，朝鮮國王和朝鮮政治精英有着共同的國內政治目標，那就是確立穩定的、
中央集權的統治體制，在國內推動中央集權化的過程中，儒教政治理念發揮了正面效 應。162例如，將階層化的政治體系套用於中央派遣的地方官與地方豪族勢力的關係，
嚴厲禁止品官（指居住地方的散官）、鄉吏、地方民控告中央派遣的地方官的行為，
158 최종석(崔鐘奭)，「고려 후기 ‘자신을 이로 간주하는 화이의식’의 탄생과 내향화: 조선적 자 기 정체성의 모태를 찾아서」(高麗後期‘視自己為夷的華夷意識’的誕生和內向化：尋找朝鮮式自我 整體性的母體)，民族文化硏究，74號(2017年2月)，頁161~220。
159 由於朝鮮國王被明朝認定爲親王，所以朝鮮以親王禮爲基準，創新了國家禮儀。參見한형주(韓亨 周)，「대명의례를 통해 본 15세기 조－명관계」(通過對明儀禮看的15世紀朝－明關係)，歷史民俗學 會，第28號(2008年)，頁39~75。
160 參見도현철(都賢喆)，｢정도전의 사공학 수용과 정치사상｣(鄭道傳對事功學的接納與政治思想)，
韓國思想史學，第21號(2003年12月)，頁197~229；도현철(都賢喆)，조선전기 정치사상사(朝鮮前期政治 思想史) (京畿道坡州市：太學社，2013年)。
161 關於明初金華學派對社會秩序理念的內容，參見John D. Langlois, “Political Thought in Chin-hua under Mongol Rule,” in John D. Langlois, ed.,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Princeton: Prins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37~185; John W. Dardess, Confucianism and Autocracy-Professional Elites in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162 John B. Duncan指出，中央集權化為10世紀以來韓半島政府的願望。參見John B. Duncan, The Orig ins of the Chosŏn Dynas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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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道高陽市：歷史批評社，2001年)，頁290~303；백승아(白承雅)，15‧16세기 부민고소금지법의 추이와 지방통치(15、16世紀部民告訴禁止法的推移與地方統治) (首爾：首爾大學校大學院國史學科碩‧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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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隨著朝鮮內部儒教化程度逐漸深化，儒教不只是中央集權化的手段，且對 國內政治權力分配開始發揮影響力。即，朱熹建構了道統論的完整體系以來，道統論 體系給予士大夫階層牽制君主權力的正當性，從而衍生出如何安排「治統」與「道統」
兩大權威關係的爭端。所謂的「治統」，是君主的正統性譜系，也是君主掌握權力的 理念基礎。另外，所謂的「道統」，是聖人的正統性譜系，也是士大夫階層掌握權力 的理念基礎。也就是說，有關「治統」與「道統」兩大權威關係的論爭，就與如何安 排聖人和帝王關係的問題之間有密切的關聯性。在道統論體系之下，士大夫階層將聖 人作為自身的榜樣，而且士大夫傳承「道統」，因此有關「治統」與「道統」的論爭 即為士大夫的權力和君主權力問題的爭端。這種「治統」與「道統」權威分立狀態是 明清中國與朝鮮均可見的權力結構。另外，將程朱理學作為政治理念的明朝中國和朝 鮮，均接受「治統」與「道統」權威分立結構，而這個兩大權威在國內運作產生實際 影響。與明清中國相比，朝鮮的這種權威分立結構更加明顯。由於中國遭到外部征服 勢力的侵略，多次發生內部統治階層的變動；相對的，由於外部征服勢力的主力集中 於中原，因此韓半島即便受到外部侵略，大部分韓半島社會或政治組織亦不會受到很 大的影響。166於是，曾在高麗時期掌控中央權力的貴族勢力，也積極參與朝鮮的開國 過程，因而他們在早期朝鮮依然佔有主要中央官職，形成了貴族官僚階層（Aristocrati c/Bureaucratic）。167直到16世紀，這些貴族官僚階層強力推動內部儒教化，成爲了朝 鮮士林勢力的核心，並在中央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代表士林勢力的角色。168在此基礎上，
朝鮮士林勢力從中央擴展到地方，在如此的情形之下，中央貴族官僚層和在野士林之
166 參見James B. Palais, “Confucianism and the Aristocratic/Bureaucratic Balance in Kore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4, No. 2 (December 1984), pp. 430~431.
167 參見James B. Palais , “Confucianism and the Aristocratic/Bureaucratic Balance in Kore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4, No. 2 (Dec., 1984), pp. 427~468; Martina Deuchler, The Confucian Transformation of Korea: A Study of Society and Ideolog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95~300. John B.
Duncan指出，高麗末期的高位朝臣與朝鮮早期高位朝臣的各處背景相同。參見John B. Duncan, The Origins of the Chosŏn Dynas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韓國學者鄭杜熙則認為，朝 鮮初期的開國功臣皆是前朝高麗的政治菁英，參見정두희(鄭杜熙)，조선초기 정치지배세력 연구(朝鮮 初期政治支配勢力研究) (首爾：一潮閣，1983年)，頁7~56。
168 參見계승범(桂勝範)，중종의 시대: 조선의 유교화와 사림운동(中宗的時代：朝鮮的儒教化與士林
168 參見계승범(桂勝範)，중종의 시대: 조선의 유교화와 사림운동(中宗的時代：朝鮮的儒教化與士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