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分析架構
第一節 朝貢體系的組織原則：朝貢體系與「國際秩序」或「無 政府狀態」的關係 政府狀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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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分析架構
1401年朝鮮參與明朝主導的朝貢體系之後，與明朝建立了雙重不對稱關係（asym metric relation）：一是不對稱軍事同盟關係，二是基於儒家價值體系的君臣關係。雖 然這種雙重不對稱關係，對於理解朝鮮和明朝的關係，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但現有 的研究並沒有試圖對這些概念進行理論分析。本文將通過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對朝 鮮歷史案例進行更系統分析化的同時，也希望通過朝鮮歷史案例來探索理論的檢驗和 發展。因此，筆者將在本章第一節討論朝貢體系的組織原則，第二節則檢討明朝與朝 鮮的同盟關係。之後在第三節探索如何藉由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分析架構，找出分析雙 重不對稱關係的方法。
第一節 朝貢體系的組織原則：朝貢體系與「國際秩序」或「無 政府狀態」的關係
現實主義國關理論是基於「平等外交」的西方經驗，因此國關學者研究前近代東 亞國際關係時，會面臨一大困境，即前近代東亞不存在著以平等外交為原則的國對國 關係，這將成爲正確理解朝貢體系的障礙。重視西方大國以外各國的國際關係經驗的 研究者，對於無法用現實主義理論解釋關於前近代東亞國際關係案例中所出現的例外 現象，他們展現如下批評：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家並沒有考慮到一點，即理念因素 對於東亞國家的行爲中產生之影響力，遠遠超越了權力（power）和國家利益的基本考 量。
尤其是，現實主義國關理論的基礎即為抽象的西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
假定與物質決定論：前者將國家視為單一理性行為者，不同時空的國際體系一概是同 質的無政府狀態，於是忽略了國際體系中的制度多樣性和單元決策者的多元性與可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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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甚至容易因概念混淆而誤把前近代東亞朝貢冊封現象，看成周邊國家丟棄「主權」
的完全扈從甚至投降於中國。後者則將國家單元的需求簡化為物質性因素（經濟力與 軍事力等）的權衡，沒有關注到「理念因素」（ideational factors）形成的認知與共享 價值，往往深刻影響對制度的態度和對威脅的評估，以致產生社會學者韋伯（Max W eber）所說的「轉轍器」的作用。77
美國韓裔學者David C. Kang似乎放下現實主義國關理論的前提而重視東亞地區經 驗，用等級制度（hierarchy）的組織原則重新詮釋朝貢體系。進一步，Kang關注明清 中國與周邊儒教國家之間維持長期和平之事，並認為儒教的價值觀和朝貢制度則是和 平秩序的基礎。也就是說，朝貢制度的形式雖然階層化，但實踐上具有相當彈性：只 要周邊儒教國家正式承認中國天子的最崇高地位，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即可以避免戰 爭，中國也沒有干涉有關國家的內政。再者，Kang認為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秩序是立 基於中國與周邊之間顯著的國力差異，中國本身沒有對周邊國家採取帝國主義式的操 控，因此周邊國家不必結盟抗衡中國大陸。從這種觀點出發，他強調中國崛起將有助 於東亞地區的和平。要言之，前近代中國佔有的國際地位不只是首要地位（primacy），
更是物質和非物質力量互相交織的霸權（hegemony）。78
然而，這種說明方式依然無法對於以下疑問提供完整的解釋力：理念因素對國家 決策有多少影響？難道是脫離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而存在於東亞國家所特有的形態嗎？
如果明朝和朝鮮雖然共享觀念體系（儒教），可是卻仍然存在矛盾，那麼明朝和朝鮮 是否具有判斷儒家價值體系的特殊方式？如何解釋共享的儒教價值體系對於明朝中國 和朝鮮的關係中所具有的作用？「理念因素」如何解釋明朝中國與朝鮮之間互動方式 的多樣性，尤其是「理念因素」如何說明產生「矛盾」的結果？若是依明朝中國和朝 鮮之間產生矛盾的例子，那麼是「什麼時候」又「為何」出現這樣的現象呢？
77 張登及、金世勛，「朝貢體系下中小國家的避險行為：朝鮮半島的兩個歷史案例初探」，政治學 報，第63期(2016年)，頁68。
78 David C. Kang, “Hierarchy and Stability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ohn Ikenberry, and M achael Mastanduno(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Columbia Uni versity, 2003), pp. 163~190; David C.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 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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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這些疑問，筆者想從近來歷史學界的成果來探討朝貢體系，並進一步提 出朝貢體系與「國際秩序」或「無政府狀態」的關係。早期試圖以一個簡單的詞彙或 概念來描述中國固有的對外關係和世界觀的學者為John K. Fairbank，他為描繪明、清 兩代中國的對外關係提出了朝貢體系理論。Fairbank認為，因古代中國人的文化優越意 識而產生華夷天下觀，自此發展出來的國際秩序，即為朝貢體系（Tribute System）。
到明清朝，中國將朝貢制度當作手段，進而控制中國與周邊國之間的政治、經濟、外 交等方面。79從這樣觀點來看，1842年南京條約之前，朝貢體系是前近代東亞諸國家間 唯一的國際秩序規律80，同時，在中華主義（Sinocentrism）基礎上的階序國際秩序，
就是「中華的世界秩序」（Chinese World Order），這個特點有別於歐洲的國際秩序。
特別是，因朝貢體系而成立的「中華的世界秩序」，John K. Fairbank把它分為三個地 域圈，即「中華圈」（the Sinic Zone）、「北亞圈」（the Inner Asian Zone）和「外 夷圈」（the Outer Zone），他還將韓半島和中國關係看作近乎理想的關係（almost th e ideal model），其交往的準則是儒教的儀禮規範。81
然而，由於朝貢體系理論帶有濃厚的西方中心史觀，故難以避免歷史學界的批評，
尤其是美國歷史學者Paul A. Cohen提出應該從中國的視角研究中國史，試圖脫離「西 洋衝擊」的概念而修正朝貢體系理論的既有論述。82隨後在美國、日本、台灣及韓國的 中國史學界，也都出現修正朝貢體系理論的趨勢。
首先，如美國學者Thomas Barfield和日本學者濱下武志，均採取經濟中心的視角，
修正朝貢體系理論。此視角關注中國的周邊民族參與朝貢體系的動機是經濟利益。其
79 John K. Fairbank, and S. Y. Teng,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 No.2 (Jun 1941), pp. 135~246.
80 John K. Fairbank, “The creation of the treaty system,”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China, Vol. 10: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213~263.
81 John K. Fairbank,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1~19.
82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 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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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朝貢體系」這一概念包括中國對諸他民族的支配、平等關係，甚至亦包含了對 其他民族的優勢83，反過來說，諸他民族對朝貢體系的參與並不一定代表其承認中國的 優越地位，更不代表中國對諸他民族而言有宗主國之地位。關於經濟中心的視角再可 分為二，即遊牧民族的觀點和日本的觀點。其中，致力研究遊牧民族觀點的Thomas B arfield教授強調，中國在朝貢體系框架內提供物資給遊牧民族，草原帝國才得以依此 維持其政治結構，再者，遊牧民族複雜的政治結構並不是為了處理內部問題所形成的，
而是因應對付中國的一環發展出來的。於是，遊牧民族並不想直接統治中國而使用所 謂的「外部邊疆政策」（outer frontier strategy）強求朝貢和貿易。84這樣看來，利用 朝貢制度方式與中國交流，就是追求經濟利益的機會，而且朝貢制度的形式是獲得中 國物資的手段。另一方面，日本的濱下武志試圖擺脫「停滯不動的中國形象」而關注 亞洲傳統通商體系，提出「朝貢貿易體系」的概念。對於朝貢國而言，只要成為朝貢 國，就會在朝貢體系中與其他的朝貢地域發生接觸。這同時也意味著中國在實際上扮 演著異質之間交流的媒介要素。到16世紀，由於朝貢貿易崩潰而造成私貿易，而私貿 易的發展及擴大都是依靠著朝貢貿易經濟圈而產生的，所以濱下武志將這樣現象看作 朝貢貿易體系的增長。85簡單而言，中國能夠誘因朝貢國的理由，就是來自於「富裕的 中國」。
其次，一些台灣學者則專注於天下秩序的理論框架，批判Fairbank學派的朝貢體系 理論建立在兩大錯誤的預設上：一是「國」的性質，一是過於簡化描述「朝貢制度」，
將明、清兩代的制度混為一談。首先，甘懷真批評，Fairbank預設了前近代東亞的「國」
在本質上是類似於民族國家（natioan-state），故其間有「國際」關係。但是，甘懷真
83 Joseph F. Fletcher, “China and Central Asia, 1368~1884,”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volu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09~216；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 “Introductio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6: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8.
84 Thomas Barfield, The Perilous Frontier :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221 BC to AD 1757 (Cambridge MA
& Oxford UK : Blackwell, 1989).
85 濱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 (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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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西伐利亞體系中的國家、國家體系與國際關係的概念是歐洲歷史演變的結果。
隨著19世紀歐美列強勢力擴張到東亞地區後，東亞諸國才接受了「萬國公法」，從而 轉變成基於西伐利亞體系的主權國家。根據這樣的歷史認識，甘懷真提出了「天下國 家」理論。他排斥同心圓五服或九服的天下觀，重視東亞傳統政治中的「天下—國—
家」的結構，並認為前近代的東亞只有以中國天子為中心的「天下」，沒有基於西伐 利亞體系的「國際」。即使前近代東亞歷史上存在著與中國交往的諸國，但這些諸國 都以朝貢、冊封等形式接受了「天子居中國治天下」的天下秩序觀念。詳細來說，過 去歷史學界過度受現代的國家體系學說的影響，總認為冊封是表現國與國的關係，其 實是「治天下」的中國天子所決定的不是外夷諸國的承認與否，而是決定被冊封的政 治單位（「國」、「家」）首長與天子的關係，以及在天下首長之間的政治關係和位 階，而其方式就是冊封。在此我們必須關注這一點，天下秩序之說意味著東亞存在著 中國王權（皇帝制度）所形成的一元政治秩序，這個秩序表現為「天子居中國治天
家」的結構，並認為前近代的東亞只有以中國天子為中心的「天下」，沒有基於西伐 利亞體系的「國際」。即使前近代東亞歷史上存在著與中國交往的諸國，但這些諸國 都以朝貢、冊封等形式接受了「天子居中國治天下」的天下秩序觀念。詳細來說，過 去歷史學界過度受現代的國家體系學說的影響，總認為冊封是表現國與國的關係，其 實是「治天下」的中國天子所決定的不是外夷諸國的承認與否，而是決定被冊封的政 治單位（「國」、「家」）首長與天子的關係，以及在天下首長之間的政治關係和位 階，而其方式就是冊封。在此我們必須關注這一點，天下秩序之說意味著東亞存在著 中國王權（皇帝制度）所形成的一元政治秩序，這個秩序表現為「天子居中國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