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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之下，朝鮮國王一方面以對明事大義理爲依據，強調朝鮮開國的正當性，以鞏固國 內政權；另一方面，致力於將對明事大義理在朝鮮決定對中國政策時所發揮的影響力 最小化。這種相互矛盾的目標在朝鮮太宗（朝鮮世宗的父王）和朝鮮世宗在位期間逐 漸達成。在以下的討論中，我們將先討論朝鮮開國的正當性問題，然後再討論朝鮮世 宗在理念、制度和財政等三個層面的統治能力。
一、朝鮮開國的正當性問題：作為受封君主的正當性
為探討朝鮮世宗時期國王的統治能力，有必要先了解朝鮮開國之際國內政治結構。
朝鮮開國並不是征服或國內革命的結果，而是前朝（高麗，918年─1392年）中央政治 菁英基於程朱理學的政治理念推進政治改革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結果。就這一點而言，
高麗與朝鮮的交替只限於王室的交替，前朝的政治菁英依然是早期朝鮮朝廷的主要政 治菁英。254這意味著早期朝鮮朝廷在確保執政正當性上面臨兩大困境。首先，原本是 前朝高麗官僚出身的朝鮮太祖和開國功臣集團，主動推翻高麗，開國朝鮮，因此他們 很難彰顯基於儒教理念的政權正當性；而另一方面，由朝鮮國王和開國功臣組成的少 數政權，爲了鞏固自己的政權，最終必須確保具有相當實力的非開國功臣政治精英之 支持。255
在這種國內政治環境下，開國早期朝鮮朝廷採取「親明事大」的對中國政策，其
254 John B. Duncan指出，高麗末期的高位朝臣與朝鮮早期高位朝臣的各處背景相同。參見John B.
Duncan, The Origins of the Chosŏn Dynas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而韓國學者鄭杜 熙認為，朝鮮初期的開國功臣皆是前朝高麗的政治菁英，參見정두희(鄭杜熙)，조선초기 정치지배세력 연구(朝鮮初期政治支配勢力研究) (首爾：一潮閣，1983年)，頁7~56。
255 關於朝鮮開國初期的君臣關係及國內政治情況，參見최승희(崔承熙)，「조선 태조의 왕권과 정치 운영」(朝鮮太祖的王權與政治運營)，震檀學報，第64號(1987年12月)，頁133~172；남지대(南智大)，
「조선 태조대의 정치와 군신관계」(朝鮮太祖代政治與君臣關係)，人文科學研究，第9卷第2號(2000 年8月)，頁127~159。另外，關於朝鮮太祖至朝鮮太宗時期非開國功臣政治精英的政治作用，參見류주희 (柳柱姬)，「조선초 비개국파 유신의 정치적 동향」(朝鮮初非開國派儒臣的政治的動向)，역사와 현 실(歷史與現實)，第29號(1998年9月)，頁4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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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Donald N. Clark, “Sino-Korean Tributary Relations under the Ming” in Denis Twitchett and Frederi ck W. Mote,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8: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art 2 (N 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79.
257 《朝鮮太祖實錄》1卷，1年(1392年，明洪武二十五年)8月29日(戊寅)。 大在)，「기자조선과 소중화」(箕子朝鮮與小中華)，韓國史學報，第65號(2016年11月)，頁7~49；최봉 준(崔俸準)，「이곡의 기자 중심의 국사관과 고려ㆍ원 전장조화론」(李穀的以箕子為中心的國史觀 與高麗ㆍ元典章調和論)，韓國中世史研究，第36號(2013年8月)，頁305~337；한영우(韓永愚)，「고려~
조선전기의 기자인식」(高麗~朝鮮前期的箕子認識)，韓國文化，第3輯(1982年11月)，頁19~56；이정일 (李廷一)，「조선 후기 기자인식에 나타난 유교 문명과 보편성」(朝鮮後期箕子認識中出現的儒教文 明和普遍性)，韓國史學報，第37號(2009年11月)，頁203~232；류시현(柳時賢)，「일제강점기 민족사 의 구성과 기자(조선) 인식」(日帝强占期民族史的結構和箕子(朝鮮)的認識)，韓國史學報，第6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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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東國意識」，箕子則是教化之君，代表著韓半島與中華文化體系之間的密切關 係。262早期朝鮮儒教菁英似乎認同這種雙重意識形態，因此禮曹（相當於明朝禮部）
典書趙璞（1356~1408）等朝臣向朝鮮太祖建議廢前朝高麗的祭天儀式，以表現避免僭 越天子之禮的姿態，並強調朝鮮王室令平壤府依時致祭檀君與箕子的必要性。263
但是，在向明朝報告國號更改問題時，朝鮮只強調作為箕子繼承者的意義。這是 因爲朝鮮把明太祖和朝鮮太祖的關係比喻爲「周武王和箕子關係」，試圖消除明太祖 對朝鮮的懷疑。264進一步說，作為朝鮮太祖的親信宰相，在朝鮮開國早期主導建立朝 鮮統治體制的鄭道傳（1342~1398），將明太祖與朝鮮太祖關係比喻成周武王和箕子關 係。即，鄭道傳主張，像受到周武王冊封的箕子那樣，受今天子（指明太祖）之命建 立新王朝的朝鮮太祖，也獲得作為受封君主的正當性。265進一步強調，朝鮮比起「不 受中國之命，自立名號」的前朝高麗等歷代王韓半島朝，更具有正當性。其內容如下：
海東之國，不一其號。爲朝鮮者三：曰檀君，曰箕子，曰衛滿。若朴氏、昔氏、
金氏相繼稱新羅，溫祚稱百濟於前，甄萱稱百濟於後，又高朱蒙稱高句麗，弓裔
262 關於將檀君和箕子的象徵性作為主題說明高麗末期至朝鮮時代韓半島人的自我認同(即「東國意 識」)之研究，허태용(許太榕)，「전근대 동국의식의 역사적 성격 재검토」(再檢討前近代東國意識 之歷史的性格)，歷史批評，2015年夏季號(通卷111號)(2015年5月)，頁443~470。另外，早期朝鮮雖然參 與明朝主導的朝貢體系，但仍具有與明朝中心的天下觀念並存的以本國為中心的地區秩序觀念，將日 本、野人、三島倭(指日本列島西部地方勢力)及琉球稱「四夷」，同時與周圍「四夷」政治單位形成了 朝貢關係的姿態。相關內容，參見하우봉(河宇鳳)，「조선전기 대외관계에 나타난 자아인식과 타자 인식」(朝鮮前期對外關係中出現的自我認識和他者認識)，韓國史硏究，第123號(2003年12月)，頁 247~270。
263 禮曹典書趙璞等上書曰：…圓丘，天子祭天之禮，請罷之。…朝鮮檀君，東方始受命之主，箕子，
始興敎化之君，令平壤府以時致祭。(見《朝鮮太祖實錄》1卷，1年(1392年，明洪武二十五年)8月11日 (庚申))。
264 허태용(許太榕)，「조선왕조의 건국과 국호 문제」(朝鮮王朝的建國與國號問題)，韓國史學報，
第61號(2015年11月)，頁156~166。
265 參見한영우(韓永愚)，「고려~조선전기의 기자인식」(高麗~朝鮮前期的箕子認識)，韓國文化，第3 輯(1982年11月)，頁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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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後高麗，王氏代弓裔，仍襲高麗之號，皆竊據一隅，不受中國之命，自立名號，
互相侵奪，雖有所稱，何足取哉？惟箕子受周武之命，封朝鮮侯。今天子命曰：
“惟朝鮮之稱美，且其來遠矣。可以本其名而祖之，體天牧民，永昌後嗣。”蓋 以武王之命箕子者，命殿下。名旣正矣，言旣順矣。箕子陳武王以《洪範》，推 衍其義，作八條之敎，施之國中，政化盛行，風俗至美。朝鮮之名，聞於天下後 世者如此。今旣襲朝鮮之美號，則箕子之善政亦在所當講焉。嗚呼！天子之德無 愧於周武，殿下之德亦豈有愧於箕子哉？將見洪範之學，八條之敎，復行於今日 也。孔子曰：“吾其爲東周乎！”豈欺我哉？266
由上可知，參與朝鮮開國的政治精英試圖將原本在國際政治層次上中國君主與韓 半島君主之間建立形式上君臣關係的外交行爲（即「冊封」），引入國內政治領域，
用於政權的穩定化。在此我們必須關注的是，在韓半島歷史上通過「冊封」來獲得正 當性的王朝則唯此朝鮮，絕無僅有。前朝高麗即便接受儒教政治制度，也被中原皇帝 冊封，但高麗具有與中國華夷天下觀並存的「小天下觀」，進一步將高麗君主稱「海 東天子」而和唐堯或湯比較。267然而，到13世紀，元朝成為東亞霸權。在元朝的壓力 之下，高麗難以表現出多元的天下觀，尤其在元代理學興起的局面下，高麗政治菁英 不但逐漸接受程朱理學的影響，而且華夷天下觀對高麗政治菁英的影響力也會因此增 加。268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早期朝鮮朝廷將朝鮮國的正當性與中國天子的冊封行為
266 見《三峯集》卷13，〈朝鮮經國典 上‧國號〉。
267 參見노명호(盧明鎬)，「동명왕편과 이규보의 다원적 천하관」(東明王篇與李奎報的多元的天下 觀)，震檀學報，第83號(1997年6月)，頁293~315；노명호(盧明鎬)，「고려시대의 다원적 천하관과 해 동천자」(高麗時代的多元的天下與海東天子)，韓國史研究，105卷(1999年6月)，頁3~40。
268 在元朝掌握東亞霸權之際，韓半島(高麗)儒教知識分子認爲，高麗在空間和種族方面與中華具有區 分的東夷，但還認為東夷本身與其他夷狄不同。即，東夷是不但追求中華文明，還體現出中華文明的存 在。況且，在高麗儒教知識分子認知上「夷狄」只是被理解爲外國(非中國)的意思，因此在他們的自我 認同上並沒有貶低自群的意思。相關內容，參見채웅석(蔡雄錫)，「원 간섭기 성리학자들의 화이관과 국가관」，역사와 현실(歷史與現實)，第49號(2003年9月)，頁99~124；최종석(崔鐘奭)，「고려 후기
‘자신을 이로 간주하는 화이의식’의 탄생과 내향화: 조선적 자기 정체성의 모태를 찾아서」(高 麗後期‘視自己為夷的華夷意識’的誕生和內向化：尋找朝鮮式自我整體性的母胎)，民族文化硏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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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密地聯繫在一起。269特別是，元朝入侵高麗而干涉內政之後，高麗末期大部分國王 在位時都經歷過被殺害或流放的事情，所以在朝鮮太祖和他的親信集團的立場上，只 有建立與區域霸權明朝穩定的關係，才能在不受外部干擾之下將自己的政權穩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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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問題是，由於「受封君主論」建立在將中國天子與明皇帝一視同仁的前提下，
如果朝鮮和明朝關係一旦陷入緊張局面，或者明朝的軍事威脅加重，朝鮮朝廷將失去 一種鞏固政權正當性的有效政治手段。更何況，如果國際因素影響國內政治，以朝鮮 國王的個人實力維持的國內諸政治勢力之間的均衡，就會容易崩潰，有可能威脅到政 權的穩定性。因此，更改國號之後，朝鮮朝廷決定，明太祖即便以女真族問題譴責朝
74號(2017年2月)，頁161~220。關於高麗末期至朝鮮初期韓半島人的世界觀和自我認識變化的更爲具體 和綜合的內容，可以參見최종석(崔鐘奭)，「8장: 13~15세기 천하질서와 국가정체성」(8章：13~15世 紀天下秩序與國家整體性)，收入정요근(鄭枖根)等編，고려에서 조선으로(從高麗到朝鮮) (京畿道高陽 市：歷史批評社，2019年)，頁214~249；이명미(李命美)，「9장: 성지를 통해 본 정치ㆍ외교환경」(9 章：通過聖旨看的政治外交環境)，收入정요근(鄭枖根)等編，고려에서 조선으로(從高麗到朝鮮) (京畿 道高陽市：歷史批評社)，2019年)，頁250~282；정동훈(鄭東勳)，「10장: 몽골제국의 붕괴와 고려-명 의 유산 상속 분쟁」(10章：蒙古帝國的崩潰與高麗-明的遺產繼承糾紛)，收入정요근(鄭枖根)等編，고 려에서 조선으로(從高麗到朝鮮) (京畿道高陽市：歷史批評社)，2019年)，頁283~303；김윤정(Kim, Yun Jung)，「11장: 관복제의 변화와 문화적 지향」(11章：官服制的變化與文化上的指向)，收入정요근 (鄭枖根)等編，고려에서 조선으로(從高麗到朝鮮) (京畿道高陽市：歷史批評社)，2019年)，頁306~332；
서은혜(徐恩惠)，「12장: 역서 반서의 의미와 그 변화」(11章：曆書頒賜的意義及其變化)，收入정요 근(鄭枖根)等編，고려에서 조선으로(從高麗到朝鮮) (京畿道高陽市：歷史批評社)，2019年)，頁33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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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參見최종석(崔鐘奭)，「조선 건국의 대외적 정당화 작업과 중화 보편의 추구」(朝鮮建國對外正 當化工作與中華普遍的追求)，韓國史硏究，第180輯(2018年3月)，頁79~112。
270 韓國歷史學者許太榕指出，朝鮮建國後立即表明的「對明事大」政策之目的是，修好高麗末期以來 徹底破裂的對明關係，得到明朝的正式承認，從而穩定國內政權。因此他強調，為了正確把握朝鮮開國 初期對明政策的性質，與其過於集中程朱理學理念因素，不如專注於高麗末期至朝鮮初期的歷史脈絡。
270 韓國歷史學者許太榕指出，朝鮮建國後立即表明的「對明事大」政策之目的是，修好高麗末期以來 徹底破裂的對明關係，得到明朝的正式承認，從而穩定國內政權。因此他強調，為了正確把握朝鮮開國 初期對明政策的性質，與其過於集中程朱理學理念因素，不如專注於高麗末期至朝鮮初期的歷史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