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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治因素。Mark R. Brawley關注決策集團凝聚力的強弱，而Steven E. Lobell重視 政府從社會集團確保多少獨立性和自主性。139
如上所述，新古典現實主義者認為，一國對外政策不僅受國際因素的影響，也受 國內因素的影響，並從中程觀點進行分析。而且，新古典現實主義者提出兩個干預因 素（國內因素），以追求理論的統一性：一是決策者的認知，一是政府作用。本文採 取這種分析架構，但由於本論文研究範圍為前近代東亞國際關係，也重視東亞地區本 身的經驗，所以筆者試圖將新古典現實主義分析模型修改爲符合前近代東亞國際關係 經驗。也就是說，在前近代東亞地區，以儒教理論體係爲基礎的國家及國際秩序（朝 貢體系）發揮了一定的影響力，其代表性歷史案例就是明朝和朝鮮的關係，因此我們 必須作出能夠包括這種前近代東亞經驗的分析架構。
一、雙邊權威體系：檢討國際層面
在參與以明朝爲中心的朝貢體系的朝貢國中，只有朝鮮與明朝建立了同盟和理念 互相交織的關係。一方面，朝鮮與明朝進行軍事安全合作而共同對抗女真族和日本等 挑戰勢力的威脅；另一方面，朝鮮將以中國天子爲最頂端的一元政治體系擴展到國內 政治體系內，確立中國天子─朝鮮國王─國內士大夫之階層化的政治體系，從而塑造 高於國內政治精英（士大夫）之朝鮮國王的特殊權威。由於將原本只在國際政治中運
139 Jeffrey W. Taliaferro, “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s: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Source-Extractive State,” Security Studies, Vol. 15, No. 3 (2006), pp. 464~495; Randall L. Schweller,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state mobilization: expansionist ideology in the age of mass politics,” in 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227~250; Mark R. Brawley,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Strategic Calculations:
Explaining Divergent British, French, and Soviet Strategies toward Germany Between the World Wars(1919-1939),” in 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75~98; Steven E. Lobell, “Threat Assessment,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A Neoclassical Realist Model,” in 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4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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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儒教政治理論擴展到國內政治，朝鮮的對中國政策行爲難以避免國內政治的束縛。
具體而言，朱熹建構了道統論的完整體系以來，道統論體系給予士大夫階層牽制君主 權力的正當性，從而衍生出如何安排「治統」與「道統」兩大權威關係的爭端。雖然 明朝中國和朝鮮均接受「治統」與「道統」權威分立結構，但原意上代表「治統」者 是統治中原的中國天子，絕不是統治東夷之地的朝鮮國王。相較於「治統」，朝鮮士 林在朱熹所建構的「道統」譜系上，又添加了朝鮮士林的道統論體系，因此其權威並 沒有受到外部的制約。即在階層化的朝貢體系之下，朝鮮國王則是中國天子的「公 侯」，就這一點來說，中國天子與朝鮮國王之間的「治統」形成階層化的相互連結性；
相對的，朝鮮士林從16世紀開始建立了與中國區別的東方道統論體系，因此本身「道 統」權威確保自主性。
在如此的背景之下，朝鮮國王通常在國內政治層次擁有可以加強或維持自身權力 的政治、經濟手段，但在決定和執行對中國政策行為的過程中，不能完全排除儒家政 治理念的制約。筆者將這種情形借用「雙邊市場平台」（two-sided market platform）
概念來描述，並把如此的政治環境稱為「雙邊權威體系」。首先，「雙邊市場平台」
意指，兩個不同的顧客，透過同一個平台（企業）滿足彼此的需求，獲取利益或好處，
拍賣網站吸引買、賣雙方交易就是一個例子。這個概念是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 ean Tirole所提出的概念。140其基本模式，見圖2-1。
140 相關內容，參見Jean-Charles Rochet and Jean Tirole, “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1, Issue 4 (June 2003), pp. 990~1029; Jean-Charles Rochet and Jean Tirole, "Two-Sided Markets: A Progress Report,"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7, No. 3 (Autumn, 2006), pp. 645~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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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雙邊市場平台」基本模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從圖2-1可知，作為平台的市場壟斷者（如Google、Yahoo、Uber、Dating club 等），一方面向消費者提供免費服務，另一方面跟供應者（廣告商、拍賣網站、司機、
男性）收費，並讓他們經由平台（壟斷者）接觸消費者進行交易。具體而言，必須面 對供應者和消費者這兩個不同顧客的企業，為了滿足一方顧客，往往利用壟斷者的角 色，改變市場本身的生態系統。例如，Dating club為了讓男性樂意支付高費用，刻意 讓女性免費進去Dating club，以調整男女比率。
如果我們將「雙邊市場平台」概念，直接套用於朝貢體系下明朝與朝鮮的關係，
就可以發現「雙邊權威體系」的面貌。這個體系意旨，兩個不同的政治權威，透過同 一個平台（朝鮮國王）滿足彼此的需求，獲取利益或好處。以往的前近代韓中關係研 究指出，朝鮮參與以明朝爲中心的朝貢體系的目的不在於經貿利益，而在於政治利益
（執政合法性）。本論文雖然同意這種觀點，但強調韓中間政治利益的交易方式不是 單邊市場（one-sided market）的形態，而是雙邊市場（two-sided market）的形態。外 國首長可以通過中國天子的冊封，取得中國主導的天下秩序（朝貢體系）內的政治身 分，只要有這樣的政治身分，被冊封的外國就可以與中國進行朝貢貿易。然而，中國 天子即便可以決定冊封外國君主的與否，但被冊封的政治涵義卻由外國而定。換句話 說，雖然前近代以中國爲中心的朝貢體系基於「天子居中國治天下」的天下秩序觀念，
但是如果被冊封國內部不接受這種天下秩序觀念，那麼「被冊封」本身在該被冊封國 只是作爲取得朝貢貿易許可證的工具而已，並不具有取得國內執政合法性的意義。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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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不僅與明朝共享儒教價值體系，還接受「道統」和「道統」權威分立結構，就在這 樣的前提下，我們才能把明皇帝冊封朝鮮國王的行爲與朝鮮國王取得執政合法性一事 聯繫起來。這樣看來，對於追求政治利益的朝鮮國王來說，對明皇帝的稱臣朝貢可以 說是一種免費服務。朝鮮國王先與明皇帝建立君臣關係，在此基礎上，才可以在國內 君臣關係中獲得政治利益。另外，朝鮮國王對明皇帝的稱臣朝貢有利於加強明皇帝的 權威，而且明皇帝對朝鮮國王的賜與成本不僅比其他朝貢國低，甚至往往比朝鮮國王 進貢低。這種互動模式的基本模式，見圖2-2。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從圖2-2可知，作為平台的朝鮮國王，一方面向中國天子稱臣朝貢，從而建立基於 儒教價值體系的君臣關係，另一方面獲得國內士大夫階層的支持，並讓他們經由平台
（朝鮮國王）踏進中華世界圈子裡。從明朝時期朝貢冊封制度和儒教禮論的角度來看，
「中國天子─朝鮮國王─朝鮮國內士大夫」一元政治體系展現出三個行為者之間一種 君臣關係形式的上下關係。在儒教政治理論上，這三個行爲者的關係可以稱爲「皇帝
─諸侯─陪臣」，因此我們可以從中較容易想像站在「朝貢體系（或天下秩序）金字 塔」最頂端的中國天子。然而，在現實的運作當中，朝鮮國王卻扮演關鍵的角色。也 就是說，在扮演中國天子角色的明皇帝不會直接控制朝鮮官員（陪臣），因為朝鮮國 王不是「內服」，而是「外藩」，朝鮮官員也是忠誠於朝鮮國王的外國官員。在前近 代東亞，明朝皇帝通過「冊封」制度，只與朝鮮國王建立了階層化的直接關係，而朝
【圖 2-2】 「雙邊權威體系」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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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官僚及朝鮮士大夫階層則以朝鮮國王爲媒介，在儒教政治理論上∕形式上與明朝皇 帝建立了君臣關係，從而朝鮮國王起到了國內士大夫階層（道統）和中國天子（治統）
之間的平台作用。
更具體來說，「中國天子─朝鮮國王─朝鮮國內士大夫」一元政治體系基於「治 統」與「道統」權威分立結構。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價值觀之上形成的權威分 立狀況，在其制度設計上，兩者之間容易發生衝突。的確，從這種「治統」與「道統」
權威分立狀態的邏輯來看，當君主與朝臣之間產生對立時，缺乏可以化解的有效機制。
然而，如果有上層的權威，下屬權威的行爲者採取訴諸於上層權威來緩解緊張局勢的 可能性非常大。從朝鮮國王的角度來看，原意上代表「治統」者是中國天子，絕不是 統治東夷之地的朝鮮國王，這意味著參與朝貢體系的朝鮮國王一旦陷入執政危機，其 邏輯上可以依賴中國天子的權威，以強化自身權威並突破僵局。和「治統」不同，朝 鮮士林在朱熹所建構的「道統」譜系上，又添加了朝鮮士林的道統論體系，因此其權 威並沒有受到外部的制約。
雖然明朝和朝鮮的國內權力結構，均以「治統」和「道統」的權威分立爲基本，
但從東亞區域秩序的框架來看，「治統」則是縱向的、跨國的權威，「道統」卻是橫 向的、本土的權威。即在階層化的朝貢體系之下，朝鮮國王則是中國天子的「公侯」，
就這一點來說，中國天子與朝鮮國王之間的「治統」形成階層化的相互連結性；相對 的，朝鮮士林從16世紀便開始建立了與中國區別的東方道統論體系，因此本身「道統」
權威能確保自主性。
包括這種性質的「治統」與「道統」權威分立結構，解釋了以明朝為中心的東亞 國際秩序之新的思路。以明代中國和朝鮮之間的關係爲例，在朝貢體系的外交形式上，
參與朝貢體系的國家必須正式承認中國天子的最崇高地位，中國也沒有干涉有關國家 的內政，因此明朝皇帝與朝鮮國王的關係是虛的權力關係。但是，如果以雙方關係的 穩定性和互信爲前提，根據朝鮮國內政治的權力分配情況，朝鮮國王可以採取訴諸於
參與朝貢體系的國家必須正式承認中國天子的最崇高地位，中國也沒有干涉有關國家 的內政，因此明朝皇帝與朝鮮國王的關係是虛的權力關係。但是，如果以雙方關係的 穩定性和互信爲前提，根據朝鮮國內政治的權力分配情況，朝鮮國王可以採取訴諸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