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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上，自身發揮的影響力受到極大制約。在如此的背景之下，同盟困境（國際因素）
和對明事大義理的儒教價值（國內因素）相互衝突，最終導致決策集團凝聚力（君臣 關係）表現出最矛盾的君臣關係。
四、朝鮮朝廷決策原則及決策機構
183朝鮮對外決策過程的基本原則大體可分爲二，一是儒教理念，二是先例。首先，
儒教理念是朝鮮社會的最高規範，它成爲朝鮮決策的依據是當然之事。然而，朝鮮決 策集團雖然將程朱理學作為政治理念，但這不意味著他們遵照程朱理學的理論來決策，
往往採取「權道」應變，甚至否定明皇帝與朝鮮國王之間的君臣義理。184至16世紀，
隨著朝鮮國內的儒教化更加深化，諫官的言論活動廣泛得到朝鮮士大夫的支持，並將
183 關於朝鮮朝廷決策原則及決策機構的研究為政治學、歷史學及法學均關注的議題之一，韓國學術界 對此主題的概括性說明，可以參見이수훈(李秀勳)，조선시대의 권력구조에 관한 연구: 《경국대전》
을 중심으로(關於朝鮮時代權力構造的硏究：以《經國大典》為中心) (昌原：昌原大學校大學院法學科 公法專攻碩士論文，1996年)；박창진(朴昌鎭)，「중종실록을 통해서 본 정책참여기관의 권력관계연 구: 국왕, 의정부, 육조, 승정원, 홍문관, 사헌부, 사간원을 중심으로」(通過中宗實錄看的政策參與機 關之間權力關係硏究：以國王、議政府、六曹、承政院、弘文館、司憲府、司諫院爲中心)，韓國政治 學會報，第31輯第2號(1997年9月)，頁89~114；정긍식(鄭肯植)，「조선시대의 권력분립과 법치주의:
그 시론적 고찰」(朝鮮時代權力分立與法治主義：其試論的考察)，首爾大學校法學，第42卷第4號 (2001年12月)，頁27~65；박현모(朴賢謀)，「경국대전의 정치학: 예치국가의 이념과 실제」(經國大典 的政治學：禮治國家的理念與實際)，韓國政治硏究，12卷2號(2003年10月)，頁103~130；김대홍
(Kim, Dae-Hong)，『경국대전』의 중앙통치제도(《經國大典》的中央統治制度) (首爾：首爾大學校大 學院法學科碩士論文，2004年)；정성식(Jeong, Seong Sik)，「경국대전의 성립배경과 체제」(經國大典 的成立背景與體制)，東洋文化研究，13卷(2013年2月)，頁35~61。更詳細的相關內容，筆者將後述。
184 如果我們檢視《朝鮮王朝實錄》的紀錄，就會發現：15世紀朝鮮在決定對中國政策的過程中，不受 儒教規範的約束。尤其是，以下紀錄非常直接提及朝貢體系下宗蕃關係與國內君臣關係的差異，其核心 內容如下：
大抵以臣事君，以小事大，迹同而實異。臣之於君，國破則身亦隨之，故君臣之間，不可少有所隱。若 以小事大，則大國雖亡，小國不與之俱亡。事大國者，豈必事事而皆不隱耶？(見《朝鮮燕山君日記》4 9卷，9年(1503年，明弘治十六年)4月22日(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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諫官自任爲士大夫階層公論的發言人。185在如此的社會氣氛之下，朝鮮朝廷在決策過 程中受到士大夫階層的壓力。另一方面，朝鮮決策集團在決策過程中，必須先確認先 王決策的先例。如果沒有儒教理念的根據和形勢上的大轉變，參照先例來決策的機率 較大。
根據《經國大典》186的規定，朝鮮中央官制為一府六曹，一府為議政府，六曹為 吏曹、禮曹、兵曹、工曹、刑曹、戶曹。187朝鮮從開國初期開始將可以參與決策過程 的官員品官範圍從二品官擴大到三品官，同時限制王室成員和駙馬的參政。另一方面，
將義禁府（相當於結合法院、監獄及檢察調查職能的機構）和承政院直屬於國王，維 護王權。此外，臺諫雖然在制度上是國王的直屬機關，但隨著朝鮮士林的影響力增長，
臺諫不僅牽制宰相權，還牽制君主權。各主要決策機構的組成和職能如下：
第一，議政府為朝鮮國王之下最高行政機構。根據《經國大典》的規定，議政府 職掌「總百官，平庶政，理陰陽，經邦國」。其首領為「領議政」，相當於漢朝的丞 相，或是明朝的內閣首輔。領議政之下有「右議政」和「右議政」，俗稱「左相」和
「右相」，與領議政同為正一品官，這三位宰相稱「三政丞」。《經國大典》對議政 府權限的描述不具體，也很模糊。但是，隨著君臣權力分配的變化，議政府的權力也 不斷與王權成反比而變化，故沒有特別對相關法條進行修改，議政府得以持續維持。
直到壬辰倭亂（1592年）爆發之後，備邊司取代議政府，備邊司整合國家安全會議、
國務會議、國會等功能的政治中樞機構。其最高長官為「都提調」，由議政府的「三 政丞」兼任。實際管事的長官是「提調」，為從一品到從二品。權臣經常擔任「提調」
185 이병휴(李秉烋)，조선전기 사림파의 현실인식과 대응(朝鮮前期士林派的現實認識與對應) (首爾：
一潮閣，1999)；차주영(車周泳)，16세기 사림세력의 집권과정과 정치성향(16世紀士林勢力的執政過 程與政治傾向) (首爾：祥明大學校大學院歷史科韓國史專攻博士論文，2004年2月)。
186 《經國大典》為朝鮮的基本法典。此書仿效《周禮》六典體制，分為「吏典｣、「戶典｣、「禮典｣、
「兵典｣、「刑典｣、「工典｣。1485年頒行以後，雖然其細節規定有所變動，但在總體上1894年甲午改 革之前還是遵行《經國大典》法制。
187 從1392年朝鮮開國到1485年頒行《經國大典》為止，關於一府六曹制度的成立與演變過程，參見남 지대(南智大)，「조선초기 관서ㆍ관직체계의 정비」(朝鮮初期官署ㆍ官職體系的整備)，湖西文化論 叢，第9、10輯(1996年2月)，頁9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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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職以掌握對朝廷的影響力。
第二，議政府之下有六曹（吏、戶、禮、兵、刑、工），相當於中國的六部。六 曹的最高長官是「判書」，相當於中國的六部尚書。原六曹爲三品衙門，於1405年
（朝鮮太宗5年）升級爲二品衙門，從此六曹不僅具有政策執行的功能，還具有決策的 功能。188各曹有1名判書（正二品官）、1名參判（從二品官）、1名參議（正三品官）、
3名正郎（正五品官）、3名左郎（正六品官）。對委任給各曹的行政事務，分別由主 管六曹底下19個屬司的正郞和佐郞負責，而各曹的重大事務由判書、參判、參議負責，
但判書不得單獨決策，如果參判或參議提出反對，必須經過判書、參判、參議協議後 決策。因此，各曹判書的權限不是專斷性質的，行政權也相當分散。不僅如此，如果 國王的國政主導權增大，六曹判書的權限也與議政府的權力成反比而強化，而如果議 政府的的國政主導權比國王強大，六曹判書的權限就會減弱。
第三，承政院為國王的機密機構，又稱喉臺、喉院、政院、銀臺、代言司，全院 有6名承旨（朝鮮初期稱「代言」，到1433年改稱「承旨」，正三品官）和注書2名
（正七品官）。承政院職掌出納王命的機構，而6名承旨時常負責各種重大事務，如接 待中國使臣、觀察地方民政及向國王進言獻策等。由於承旨和主序都兼任史官職務，
承政院能掌控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外交相關的所有機密。189特別是，廢除「議 政府署事制」190改行「六曹直啟制」191之際，國家的所有庶務都未經過議政府直接從承
188 參見《朝鮮太宗實錄》9卷，5年(1405年，明永樂三年)5月15日(壬子)。
189 參見한충희(韓忠熙)，「조선초기 승정원연구: 실제기능과 통치기구와의 관계를 중심으로」(朝 鮮初期承政院硏究：以其實際功能與和統治機構的關係為中心)，韓國史硏究，第59號(1987年12月)，頁 27~104；한충희(韓忠熙)，「조선초기 승정원 주서 소고」(朝鮮初期承政院注書小考)，大邱史學，第 78輯(2005年2月)，頁35~77；홍순민(洪順敏)，「조선 후기 승정원의 직제와 공간 구조」(朝鮮後期承 政院的職制與構建結構)，奎章閣，第49輯(2016年12月)，頁1~42。
190 「議政府署事制」：六曹歸議政府管轄的行政體系。六曹將各曹國政懸案向議政府報告後，由議政 府三政丞檢討國政懸案，並篩選了直接向國王報告的懸案，因此，對國王個人來說，沒有過多的事務集 中。但是，在本制度的運作下，宰相的權限得到加強，相對來說可以制約王權。
191 「六曹直啟制」：六曹直接對國王負責的行政體系。雖然維持議政府三政丞制度，但由於六曹將各 曹國政懸案直接向國王報告後決策，因此，在本制度的運作下，國王的國政主導權得到加強，相對來說 可以制約宰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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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出納，而6名承旨分別干預六曹的政治事務，這時期承旨發揮政治影響力的機會得 以加強。也就是說，作爲國王的祕書機構，承政院從事王命出納事務，參與決策過程 中改進意見，因此該機構的政治影響力與王權成正比。192
第四，朝鮮王朝確立了強大的臺諫制度，原本朝鮮的臺諫由司憲府(相當於中國的 御史臺)、司諫院(相當於中國的諫院)組成，可兩司合議，稱「兩司合啟」，其長官各 別稱大司憲（從二品官）和大司諫（從二品官）。臺諫制度上具有諫諍和彈劾之權，
但在15世紀大部分期間，它在決策過程中的影響力不是很明顯，至朝鮮成宗時期臺諫 才開始逐漸獲得影響力。193例如，朝鮮成宗不僅增額諫官人數，而且擔當國王諮詢的 弘文館（禮曹的屬衛門）也有時會與兩司聯合參與諫諍和彈劾，稱「三司合啟」。尤 其是，朝鮮成宗以後，「三司」不僅關注權臣弄斷，還牽制國王權力。194到16世紀，
隨著朝鮮國內的儒教化更加深化，諫官的言論活動廣泛得到朝鮮士大夫的支持，因為 這樣，諫官自任爲士大夫階層公論的發言人。195在如此的社會氣氛之下，制定「吏曹 銓郎」制度196以制約君主或宰相對諫官人事權的干涉並確保諫官的自由言官活動。因
192 參見이동희(李東熙)，「조선 태종대 승정원의 정치적 역할」(朝鮮太宗代承政院的政治角色)，歷 史學報，第132輯(1991年12月)，頁20~29。
193 關於朝鮮成宗以前朝鮮臺諫制度的成立與功能，參見최승희(崔承熙)，「조선초기의 언관에 대한 연구: 대간제도의 성립과 그 기능의 분석」(關於朝鮮初期言官的硏究：臺諫制度的成立與其功能的分 析)，韓國學論集，第1輯(1980年3月)，頁125~169；손보기(孫寶基)，「조선 전기의 왕권과 언관」(朝 鮮前期的王權與言官)，世宗學研究，第1號(1986年10月)，頁5~20。
194 김범(金範)，사화와 반정의 시대(士禍與反正的時代) (京畿道高陽市：역사의 아침，2015年)，頁 24~91。
195 이병휴(李秉烋)，조선전기 사림파의 현실인식과 대응(朝鮮前期士林派的現實認識與對應) (首爾：
一潮閣，1999)；차주영(車周泳)，16세기 사림세력의 집권과정과 정치성향(16世紀士林勢力的執政過 程與政治傾向) (首爾：祥明大學校大學院歷史科韓國史專攻博士論文，2004年2月)。
196 吏曹銓郎是3名吏曹正郎(正五品官)、3名吏曹左郎(正六品官)的合稱。該職位在朝鮮時代具有特別意 義的理由是因為該官員有權利推薦給國王直接進行忠告的三司(司諫院、司憲府、弘文館)官僚及自己的 後繼人選。在制度設計上，不僅直屬上司判書和議政府三政丞一律不可干預吏曹銓郎的權限，而且三司 大部分官員的任命必須得到吏曹銓郎的同意。因此，其職位雖然不高，但因為掌管言官任免的緣故，所
196 吏曹銓郎是3名吏曹正郎(正五品官)、3名吏曹左郎(正六品官)的合稱。該職位在朝鮮時代具有特別意 義的理由是因為該官員有權利推薦給國王直接進行忠告的三司(司諫院、司憲府、弘文館)官僚及自己的 後繼人選。在制度設計上，不僅直屬上司判書和議政府三政丞一律不可干預吏曹銓郎的權限，而且三司 大部分官員的任命必須得到吏曹銓郎的同意。因此，其職位雖然不高，但因為掌管言官任免的緣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