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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因此當朝鮮國王自身在君臣權力分配上陷入劣勢時，容易選擇後者戰略以強化 自身權威，其典型例子為朝鮮中宗。
二、儒教價值體系對國內政治的影響
朝鮮中宗能夠通過與明朝皇帝建立深厚的互信關係以強化自己權威的主要背景，
是因為16世紀前半部開始朝鮮政治精英將朝鮮視為小中華的顯著現象。在此基礎上，
朝鮮政治精英對於承認明天子賦予了更重要的政治意義。例如，對於16世紀朝鮮兩大 巨儒李滉（1501~1570）65和李珥（1535~1584）66而言，朝鮮對中國天子的事大政策，
已成為與儒教價值不可分離之事。
筆者認為，雖然小中華意識在朝鮮與明朝互動上發揮了一定的影響力，但小中華 意識是個十分抽象的概念，必須重新思考這種理念因素與現實政治權力的關係而釐清 兩者之間的互動，從而探求研究方法。本研究著眼於新儒學革命以後在儒教圈國家形 成的「治統」與「道統」權威分立狀態，將描述朝鮮君臣關係。67
朱熹建構了道統論的完整體系以來，道統論體系給予士大夫階層牽制君主權力的 正當性，從而衍生出如何安排「治統」與「道統」兩大權威關係的爭端。也就是說，
65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春秋》大一統者，乃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大明爲天下宗主，海 隅出日，罔不臣服…。(見李滉著，「禮曹答日本國左武衛將軍源義清」，《退溪全書》8卷)。
66 …臣聞下之事上，不以夷險而易其心，不以盛衰而廢其禮。能行此者，惟我國家之事中朝，是 也。…何謂義? 今夫以小事大，君臣之分已定，則不度時之艱易，不揣勢之利害，務盡其誠而已…。
(見李珥著，「貢路策」，《栗谷先生全書》拾遺卷之四)。
67 朝鮮的政治正當性(Political Legitimacy)被二元化爲「治統」(又稱「王統」)與「道統」，其理論基礎 為程朱理學，而在朝鮮現實政治上表現出道統權威的機制為臺諫制度。在這種結構之下，朝鮮國王是最 高決策者，但應當傾聽國內士大夫階層的「公論」。特別是，隨著朝鮮成宗時期臺諫功能的加強和16世 紀士林的興起，朝鮮國王的權力在現實政治中受到了以道統權威爲基礎的朋黨和臺諫的制約。參見김영 수(Kim, Young Soo)，「세종대의 정치적 의사소통과 그 기제」(世宗代政治溝通及其機制)，歷史批 評，2009年冬季號(通卷89號)(2009年11月)，頁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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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例如，Juan J. Linz曾經指出「總統制的危害」（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並且認為總統制 的缺點基於總統和國會的權威分立。首先，總統和國會的權威分立，容易產生衝突；其次，當行政與立 法之間產生對立時，缺乏可以化解的有效機制；第三，總統選舉是零和賽局，因此容易產生選舉的爭 端；第四，一旦陷入執政危機，總統容易訴諸於民粹主義，對於民主的鞏固產生不利的影響；最後，國 家每固定幾年便要更換領導人容易造成政策和人事的斷層，其變動程度遠遠超過內閣制。參見Juan J. L inz, “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The Global Resurge nce of Democrac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08~126.‧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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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統」者是中國天子，絕不是統治東夷之地的朝鮮國王，這意味著參與朝貢體系的 朝鮮國王一旦陷入執政危機，其邏輯上可以依賴中國天子的權威，以強化自身權威並 突破僵局。
和「治統」不同，朝鮮士林在朱熹所建構的「道統」譜系上，又添加了朝鮮士林 的道統論體系，因此其權威並沒有受到外部的制約。但是，士林也為了加強自身朋黨 的權威，採取另一種策略，即企圖把自己朋黨的師父配享文廟，或在地方興建書院。
這種方式可以加強自身朋黨的道統權威，或有利於擴大勢力。
也就是說，雖然明朝和朝鮮的國內權力結構，均以「治統」和「道統」的權威分 立爲基本，但從東亞區域秩序的框架來看，「治統」是縱向的、跨國的權威，「道統」
則是橫向的、本土的權威。即在階層化的朝貢體系之下，朝鮮國王是中國天子的「公 侯」，就這一點來說，中國天子與朝鮮國王之間的「治統」形成階層化的相互連結；
相對的，朝鮮士林從16世紀開始建立了有別於中國的東方道統論體系，因此本身「道 統」權威能確保自主性。
上述的內容給予我們解釋明朝中國東亞國際秩序之新的思路。以明代中國和朝鮮 之間的關係爲例，在朝貢體系的外交形式上，參與朝貢體系的國家必須正式承認中國 天子的最崇高地位，而中國也沒有干涉有關國家的內政，因此明朝皇帝與朝鮮國王的 關係是虛的權力關係。但是，如果以雙方關係的穩定性和互信爲前提，根據朝鮮國內 政治的權力分配情況，朝鮮國王可以採取訴諸於明朝皇帝權威的策略，致使明朝皇帝 和朝鮮國王之間的權力關係發展爲實的權力關係。當然，形成這種權力關係的另一個 前提，則是君主的對手也必須承認明朝皇帝和朝鮮國王之間的實的權力關係。對於擁 有「道統」權威的朝鮮士林勢力而言，朝鮮國王被明朝皇帝冊封之事，意味着朝鮮國 王的「治統」權威缺乏絕對性，就此一點來說，朝鮮士林強力反對朝鮮國王的這種策 略的動機非常低。
另外，我們不可忽略朝鮮特殊的諫官角色，他們更加顯示「治統」和「道統」的 權威分立體系。首先，朝鮮開國以後逐漸加強諫諍和彈劾之權。原本朝鮮的臺諫由司 憲府（相當於中國的御史臺）、司諫院（相當於中國的諫院）組成，可兩司合議，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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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司合啟」。到了朝鮮成宗以後，不僅增額諫官人數，而且擔當國王諮詢的弘文館 也有時會與兩司聯合參與諫諍和彈劾，稱「三司合啟」。其次，朝鮮諫官不隸屬於宰 相管轄，也不是朝鮮國王全面掌握的機構，可以說是一個獨立機構。最後，隨著朝鮮 國內的儒教化更加深化，諫官的言論活動廣泛得到朝鮮士大夫階層的支持，因為這樣，
諫官自任爲士大夫階層公論的發言人。在如此的社會氣氛之下，朝鮮中宗代朝廷制定
「吏曹銓郎」制度70以制約君主或宰相對諫官人事權的干涉並確保諫官的自由言官活動。
相對的，前近代中國臺諫角色與朝鮮的相當不同。首先，除了宋朝之外，明清中國從 制度上加強檢查功能，削弱諫諍和彈劾功能；另一方面，明清中國的專制王權較朝鮮 為甚，因而在封建皇權的高壓下，諫官制度等於虛設，甚至往往用來作為打擊朝臣的 最佳武器。71
根據歷史學者的研究成果來看，這種差異立基於中國和韓半島的歷史經驗的不同。
如James B. Palais所言，由於中國遭到外部征服勢力的侵略，多次發生內部統治階層 的變動；相對的，由於外部征服勢力的主力集中於中原，因此韓半島即便受到外部侵 略，大部分韓半島社會或政治組織亦不會受到很大的影響。72於是，曾在高麗（918年
─1392年）時期掌控中央權力的貴族勢力，也積極參與朝鮮的開國過程，因而他們在 早期朝鮮依然佔有主要中央官職，形成了貴族官僚階層（Aristocratic/Bureaucratic）。
70 吏曹銓郎是3名吏曹正郎(正五品官)、3名吏曹左郎(正六品官)的合稱。該職位在朝鮮時代具有特別意 義的理由是因為該官員有權利推薦給國王直接進行忠告的三司(司諫院、司憲府、弘文館)官僚及自己的 後繼人選。吏曹銓郎的三大特有權限如下：
1) 自代權：推薦自己的後繼人選。1516年(朝鮮中宗11年)制定，1685년(朝鮮肅宗11年)將其撤銷。
2) 通淸權：推薦給國王直接進行忠告的三司(司諫院、司憲府、弘文館)官僚及堂下官(正三品堂下官至 正七品官)。1516年(朝鮮中宗11年)制定，1788年(朝鮮正祖12年)將其權限撤銷。
3) 郞薦權：推薦給國王在野賢士。1569年(朝鮮宣祖2年)制定，朝鮮正祖(第22代國王，在位：1777~1800) 將其權限撤銷。
71 關於中國與韓國言官制度的比較，參見최승희(崔承熙)，「조선초기의 언관에 대한 연구: 대간제도 의 성립과 그 기능의 분석」(關於朝鮮初期言官的硏究：臺諫制度的成立與其功能的分析)，韓國學論 集，第1輯(1980年3月)，頁125~128；손보기(孫寶基)，「조선 전기의 왕권과 언관」(朝鮮前期的王權 與言官)，世宗學研究，第1號(1986年10月)，頁7~9。
72 參見James B. Palais, “Confucianism and the Aristocratic/Bureaucratic Balance in Kore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4, No. 2 (December 1984), pp. 43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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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直到16世紀，這些貴族官僚階層強力推動內部儒教化，成爲了朝鮮士林勢力的核心，
並在中央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代表士林勢力的角色。74在此過程中，諫官制度扮演了重要 角色，即朝鮮成宗至朝鮮中宗時期（1469年至1544年）擔任言論三司首長當中有不少 人（50%~90%）後來擔任議政府政丞（相當於漢朝的丞相，或是明朝的內閣首輔）或是 六曹判書（相當於明朝的六部尚書）等宰相職位。75也就是說，諫官制度不僅是儒教理 念在朝鮮朝廷的決策過程中發揮影響力的主要管道，也是儒教政治菁英的人才庫。
在這種趨勢下，到了朝鮮宣祖（第14代國王，在位：1567~1608）時期士林派完全 掌握朝廷。但由於諫官人事權與學派理念及政治立場不同，士林派遂分為不同的朋黨。
例如，1575年士林派分裂為「東人」與「西人」，引發「吏曹銓郎」（諫官人事權）
之爭。接著於朝鮮宣祖在位前半期「東人」分裂為「南人」與「北人」，而壬辰倭亂 結束後「北人」在擁立朝鮮光海君問題上分裂為「大北」與「小北」。
總之，在明清交替期朝鮮國內政治中，君主─大臣（宰相）─三司（言官）權力 之三角關係76與以理念和政治立場為基礎的非制度性朋黨體系對朝廷決策過程發揮了相
73 參見James B. Palais , “Confucianism and the Aristocratic/Bureaucratic Balance in Kore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4, No. 2 (Dec., 1984), pp. 427~468; Martina Deuchler, The Confucian Transformation of Korea: A Study of Society and Ideolog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95~300. John B.
Duncan指出，高麗末期的高位朝臣與朝鮮早期高位朝臣的各處背景相同。參見John B. Duncan, The Origins of the Chosŏn Dynas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韓國學者鄭杜熙則認為，朝 鮮初期的開國功臣皆是前朝高麗的政治菁英，參見정두희(鄭杜熙)，조선초기 정치지배세력 연구(朝鮮 初期政治支配勢力研究) (首爾：一潮閣，1983年)，頁7~56。
74 계승범(桂勝範)，중종의 시대: 조선의 유교화와 사림운동(中宗的時代：朝鮮的儒教化與士林運動) (京畿道高陽市：歷史批評社，2014年)。
75 김범(金範)，「조선 성종~중종대 의정부,육조,삼사 주요관직의 인사이동 상황과 그 의미」(朝鮮 成宗~中宗代議政府、六曹、三司主要官職的人事移動狀況與其意味)，東方學志，第126集(2004年)，頁 100~113。
76 「君主─大臣(宰相)─三司(言官)權力三角關係」這一概被韓國歷史學界廣泛接受。相關研究，參見 이존희(李存熙)，「양반관료 국가의 특성」(兩班官僚國家的特性)，收入國史編纂委員會編，韓國史 23 (京畿道果川市：國史編纂委員會，2002年)，頁24；한충희(韓忠熙)，「중앙정치구조」(中央政治結
76 「君主─大臣(宰相)─三司(言官)權力三角關係」這一概被韓國歷史學界廣泛接受。相關研究，參見 이존희(李存熙)，「양반관료 국가의 특성」(兩班官僚國家的特性)，收入國史編纂委員會編，韓國史 23 (京畿道果川市：國史編纂委員會，2002年)，頁24；한충희(韓忠熙)，「중앙정치구조」(中央政治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