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 《呂氏春秋•知度》，頁 1093。
（一）補君主聞知之不足
君主並非萬能，對於國家的財政、軍事、教育、司法、農業、經濟等部分亦 非事事精通，因此，舉材而用即可補己之不足，〈謹聽〉篇談及：
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周箴》曰：「夫自念斯，
學得未暮。」學賢問，三代之所以昌也。不知而自以為之，百禍之宗也。
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154
夏商周三代之所以昌盛的原因，在於君主知道自己的不足，而向賢者學習、向智 者請教，以此補足施政上的缺失，改正為政上的錯誤。所以君主的名聲、功業，
國家的興盛發展，並非靠機運，而是靠賢者的輔佐。身為君主亦必須有自知之明，
不知就問、不會就學，才能對各項事務冷靜分析，作出合理的決斷，使自己在是 非判斷、政策推行上，儘量避免錯誤，以維持國家的長治久安。
相反地，君主倘若無自知之明，以自以為是的態度處理政事，那麼這便成了 一切禍患的根源，即如文中所言：「亡國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 持容而不極，聽者自多而不得，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亂之定，毀之成，
危之寧。」155國君自以為高明而輕視他人，進言的臣子不敢直，言只好曲意奉承，
而君主一意孤行，將對他人之言論亦充耳不聞，即使有賢者在側，也無法發揮其 能力，接踵而來的即為一連串的混亂、毀敗及危險。誠如〈本味〉篇所言：「人 主有奮而好獨者，則名號必廢熄，社稷必危殆。」156因此，作為君主必須深刻體 認到自己並非萬能，招來賢者以補己之不足，讓這股相輔相成的力量發揮至最
154 《呂氏春秋•謹聽》，頁 705。
155 《呂氏春秋•謹聽》，頁 705。
156 《呂氏春秋•本味》，頁 740。
大，以此維持國家之安定。
（二）使君主身逸而國家安治
設官分職是為了分工合作，靠著大家的力量完成治理國家的工作，單憑君主 一人，即使是聖者在位，也很難不仰仗他人的協助，因此國家大業無一不需百官 共同戮力合作，如此君主不必事事躬親，自己輕鬆愉快，臣下百官也得大展長才。
〈察賢〉篇曾舉一故事說明此中道理：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 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
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逸四 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
弊生事精，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157
同樣是為了地方的安治，兩個人卻採用了不同的治理方式，一個人安逸，另一個 人卻勞苦，原因何在？在於方法上的不同，宓子任人而治，使官府人員各司其職，
而巫馬期則憑一己之力事必躬親，一人與眾人、勞與逸這之間的差別顯而易見。
因而君主治理天下，若能擇材而用之，不僅可以減輕自身的負擔，同時亦可 達到國家安治的最終目的，所以齊桓公才有感於得管仲而易為君，〈任數〉篇言：
有司請事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
若是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 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為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猶大易，又
157 《呂氏春秋•察賢》，頁 1441。
況於得道述乎？」158
桓公未得賢臣之前，認為治國大不易，但在得到管仲之後，深覺治國其實很輕鬆。
一個人的能力有限，面對繁雜的事務很難面面俱到，更何況處理國家大事，君主 一人更非樣樣精通，因此任賢人而用的確是為政之良方，〈求人〉篇即言：
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春秋》， 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
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159
考察歷史事實，得出君主若要使自身安全、國家安寧、天下太平，就必須求得賢 人，能任賢人而用，國家沒有不安定的，君主的名聲沒有不顯赫的，倘若不明此 理，危殆的政局、恥辱的名聲便隨之而來。
綜而言之，為補足國君有限的能力、為避免君主身心俱勞、為達到國家安定 的目的，舉賢才而用則成為君主治國之道中一個相當重要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