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天下國家除了必須以愛民、利民之心為前提外，如何使民亦為重要的一 個環節，甚至牽動著一個國家的存亡，〈用民〉篇言：「不得所以用之，國雖大，
勢雖便，卒無眾，何益？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為用也。用民之論，不 可不熟。」187國君治理國家倘若不懂得使用民力的方法，那麼民眾不為所用極可 能成為亡國的主因，即使國家大、士卒多、形勢便利亦無用處，因此用民之方不 可不加以深思。
然而用民之方為何呢？〈用民〉篇言：「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賞罰。其
185 《呂氏春秋•愛類》，頁 1462。
186 《呂氏春秋•愛類》，頁 1464。
187 《呂氏春秋•用民》，頁 1270。
義則不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 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為可。」188此中說明了用民之方首要為義，其次則為賞罰，
倘若義不足以使人為國家效力，而賞罰亦不足以使人民從善去惡，卻能獲得民力 之用，此乃古今無有之事，因而唯有掌握到使用民力的真正方法—義與賞罰，才 能得民之用。其中所指之「義」，涵義為何？應當包含著保護愛護人民、不失信 於民、並且滿足百姓正當的慾望及需求、為大眾謀利等內涵，此可於〈適威〉篇 得到印證：「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務除其災，
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圜則圜。」189 古代之君主以仁義治理百姓，用愛利安定百姓，持忠信導引百姓，並且盡力 為他們除災致福，因而百姓對於君主才能方圓由之。綜合言之，此「義」之內涵，
不脫上一小節所言之順民、愛民、利民之範圍。
在順民、愛民、利民的前提下，《呂氏春秋》亦提出用民須有賞罰。〈用民〉
篇即言：
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 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為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欲榮 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為罰充也，榮利所以為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 民無不用矣。190
民力的被使用有其原由，此原由即來自於民眾的期望與厭惡，然其期望與厭惡為 何？他們所期望的無非是榮耀和利益，所厭惡的無非是屈辱和損害，知其所欲與 所惡，便可以此作為賞罰之內容，將其所欲之榮利，列為獎賞，將其所惡之屈辱、
188 《呂氏春秋•用民》，頁 1270。。
189 《呂氏春秋•適威》，頁 1281。
190 《呂氏春秋•用民》，頁 1270。
損害，作為懲罰，以此當作賞罰制度的憑據，那麼民力之樂為用乃必然之事。此 即是從人性作為出發點，抓住人天性中的惡欲，使之成為役使人民的方法，以達 成有效之統治。君主若不了解人的本性，無法抓住人天性中的惡欲，便會有如〈適 威〉篇所言之結果：
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為教而過不識，數為令而 非不從，巨為危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
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為繼矣。以為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是以罪召 罪，上下之相讎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令苛則不聽，
禁多則不行。191
君主若不知順應人之常情，頻頻頒布各種教令要求百姓遵守，倘 若發現百姓無法 遵從，又接連制定更大量的法令，同時懲治那些不敢臨危赴難的百姓，此外還不 斷加重勞役，罪罰那些無法勝任勞役的百姓。其實百姓的進取是為了得到恩賞，
退縮則是為了害怕罪罰，如果當其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完成勞務時，便會故弄 虛假以逃避責罰，一但被發現君主又再施以懲處，如此罪上加罪，君主與人民之 間的仇恨便會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大，問題一但產生，民力又如何能再為君所用？
因此過於苛刻的命令便不能被聽從，過於眾多的禁令便會行不通，此即為物極必 反，威極必敗之道理。
因此，用民之道並非一味的苛求，而是相互的對待，依從人性的基本惡欲出 發，理出一套適宜的統治之方，此即〈為欲〉篇所談及之：「人之欲雖多，而上 無以令之，人雖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審矣。善為上者，
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用亦無窮也。」192仔細想來人的欲望其實有很多，如
191 《呂氏春秋•適威》，1280-1281。
192 《呂氏春秋•為欲》，頁 1293。
果君主無法審查清楚進而駕馭之，民力終究是無法為己所用，因此真正善於作君 主的人，必定是能使人獲得無窮的欲望，同時亦能從人民身上得到無窮的用處。
《呂氏春秋》一書所論的君主為政之道，綜合看來可分為兩部分，其一，君 臣之道，君主必須瞭解擇人而用、正名審分之理，使君臣各司其職，維護彼此間 溝通管道之順暢，以此建立互信互賴之共事關係。其二，政令之推行，必須依循 著時令的變化，同時以利民而不損民的原則作為考量，以此構築以德義為尚、安 樂和諧之國家，簡單說來，這兩部分即為《呂氏春秋》此部論政之書，所談及的 君主治理國家之治術及其主要施政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