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中十分強調君主必須擇材而用，以補己聞知之不足，並且對待 賢者的態度，乃是謙以下之、尊之以禮，然於招來人才後，必定依其所長給予職 位，讓其發揮最大的力量，以輔助政務的推行，同時以完全信任的態度，面對臣 子，使之安心任事，發揮自身所長，以此成就君臣間互信互賴的共事關係。因此，
在呂書中，強調以君臣互助的模式，治理國家、面對問題，君臣之間乃是相互尊 重、互相扶持。
關於秦始皇，則如尉繚所說的：「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
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221其 認為秦始皇在困窮之時，待人是謙卑的，但其得志之時，則會利用權勢輕易地吞
219 《史記•秦始皇本紀》，頁 118。
220 《史記•秦始皇本紀》，頁 117。
221 《史記•秦始皇本紀》，頁 117。
食他人，倘若真讓他擁有天下，天下之人終將成為他的俘虜，因此，這樣的人不
別禮遇，並且衣食與之皆同。所以，秦始皇對於《呂氏春秋》所談及的君臣之道，
並非沒有施行，只是這些都發生在於政局尚未穩固，需要他人獻策幫忙之時。當 天下政局已定，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已尋不著始皇廷議的紀錄，政策的決 斷皆由始皇而發，對於他人的建言，不僅不採納，甚而怒斥之，如其長子扶蘇，
因諫坑儒一事，甚至被始皇發派北方邊疆。228所以，秦始皇的作為，正如尉繚私 下所言，困窮之時謙以下人，得志之時足以食人。
正因如此，身為臣子只能曲意奉承，不敢直言進諫，此種情況即是侯生、盧 生所言：「上不聞過，而日驕，下? 伏謾，欺以取容。」229君王因為臣子的不敢 直言，而聽不到自己的過失。因此，一天比一天驕狂，而臣子也只能心驚膽跳整 天說些謊言欺騙他，以博取他的喜歡。如此一來，臣子失去了他的職守，無法發 揮他在輔助國政上的功能，反而成了阿諛奉承以求保身的傀儡，君臣之間猶如戰 場，而非和諧互助的互動關係。這樣的結果則會如《呂氏春秋•達鬱》篇所言：
「主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 起，而萬災叢至矣。
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230君主德性不通達，百姓欲求無法滿足，這就是國 家的鬱結，倘若國家長期處於鬱結狀態，各種邪惡、災難便會紛紛降臨，君臣上 下之間相互殘殺之事，亦會由此而生。因此「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為其敢直 言而決鬱塞也。」231真正聖明的君主，懂得尊貴豪傑與忠臣，並且提供了一條通 暢的管道，讓他們敢直言進諫，進而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而這部分則是秦始皇 所不及的。
三、待民之方
228 參見註 201。
229 《史記•秦始皇本紀》，頁 126。
230 《呂氏春秋•達鬱》，頁 1373。
231 《呂氏春秋•達鬱》，頁 1373。
在《呂氏春秋》書中十分強調尊重民意，認為君主的地位之所以能確夠立，
是源自於眾人力量的支持。倘若因為眾人的力量而獲得君位，得位後卻遺棄眾 人，則是一種捨本逐末的作為，無法換來長治久安的政局，所以〈務本〉篇言：
「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在於民。」232君主的根本繫 於宗廟，而宗廟的根本在於百姓，如此怎能不重民呢？〈愛類〉篇又言：「上世 之王者眾矣，而事皆不同。其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233
在上古之時統一天下的聖王很多，他們的事蹟皆不相同，但是對於承擔當世的急 難，關懷百姓的利益，消除民眾的禍害，這些都是相同的。因此，《呂氏春秋》
認為身為君王，地位的獲得既是源自於百姓的力量，因此重視民意、照顧人民、
為民眾解憂除惑，本是君王應負擔的責任。同時，呂書中十分重視農業的生產，
在〈十二紀〉中特別強調陰陽家的觀點，認為君主的政令推行必須順著季節之時 令，與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之理相互呼應，不得隨意擾民，一旦政令妨礙農 務，農事必錯，則民無以為生。所以，治理天下必須明瞭百姓的生活及欲求，以 愛民、利民之心作為施政的出發點。
反觀秦始皇的施政作為，在其統一天下之後，大修宮殿、陵寢，開馳道、築 長城，並且先後於秦王政二十七年（西元前二二○年）、二十八年（西元前二一 九年）、二十九年（西元前二一八年）、三十二年（西元前二一五年）、三十七年
（西元前二一○年）五次巡行天下，234其間耗費了多少的人力、物力及財力，是 無法詳加算計的。在當時天下初定，終於結束了戰國紛擾的時期，而天下百姓亦 剛剛經歷過一連串的戰爭，好不容易局勢底定，秦始皇應當與民休息，讓天下百 姓擁有喘息的空間。但其作為並非如此，擁有天下後，為了讓自己有更華麗的居 住場所，廣設宮殿；為了方便自己巡行天下，派員修建馳道；為了自己死後的居
232 《呂氏春秋•務本》，頁 714。
233 《呂氏春秋•愛類》，頁 1462。
234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三 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三十七年，始皇出游。參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所，率眾建陵寢。在這些作為中，見不到他重視人民生活的影子，也見不到他重 視農業生產的部分，因此，其施政作為顯然不同於《呂氏春秋》中所主張的，政 令必須依循時令，不在農忙時節大興土木，不隨意擾民，增加人民負擔。除此之 外，秦始皇還派大臣為其到處尋訪仙人，找尋長生不老之藥。秦始皇之作為與《呂 氏春秋》所論之不同，究其原因，乃在於其施政作為，並非以百姓的生活及欲求 出發，而是在於滿足自我生活上的私欲和享受。再加上秦始皇對陰陽家觀點的重 視，並不同於呂書〈十二紀〉中所主張的政令與時令相互配合，政策施行必須在 不違農時、不影響農業生產，顧及百姓生活的情況下，其反而是醉心於陰陽家末 流之方士、煉丹上，以滿足自身長生不死之欲念。
仔細觀之，在這些作為背後的出發點，其實並不是為了社會大眾，而是單就 滿足始皇個人之私欲。至於築長城一事，雖是為防堵匈奴入侵，以求境內安全，
其立意雖好，但時間點卻不甚恰當。人民之苦，秦始皇無法體會，人民之欲求，
秦始皇見不到也聽不到，他得天下後的施政，簡單說來並非如《呂氏春秋》所主 張的以愛民、利民之心為前提，節制自身的情欲使之適度，反而是以己身之欲求 滿足為出發點，以愛、利自己為先，這般的作為可說是苦了百姓，也苦了大臣。
而秦王政二十九年（西元前二一八年）那一次的出游東方，在陽武縣的博狼沙遭 遇刺客企圖謀殺一事，235或許即可視為天下百姓對他的反擊。因為始皇無法以德 服人，無法為民解憂除害，反以暴治眾，反對的聲浪在民間已經醞釀了。
綜合看來，秦始皇的施政和《呂氏春秋》書中所提的為政之道，可謂是南轅 北轍，形成孑然相反、對立的兩條路子，一個掌握大權於一身，只相信自己，一 切作為均站在對自己有利的立場，從自己的欲求上出發，完全忽視了百姓的存 在，也完全忽視了民生的疾苦。一個則重視君臣間互助扶持的關係，一切以民眾
235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為盜所驚，求弗得，乃令 天下大索十日。」頁 123。
為先，秉持愛民、利民之心，作為施政上之準則、考量。這兩條不同的治國理念、
施政作為，很清楚地在上述的分析比對中呈現。在郭沫若先生的《十批判書》中 將呂不韋與秦始皇之世界觀、政治主張以及一般傾向作一對照表，筆者於此節錄 其政治主張之部分作一補充：236
呂不韋 秦始皇
官天下 家天下
民本的 君本的
哲人政治 獄吏政治
謳歌禪讓 萬世一系
君主任賢 君主極權
政
治
主
張 裂土分封 分設郡縣
在《呂氏春秋》中認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237，天下並非某 一個人所獨自擁有的，是天下人所共有，此與秦始皇欲傳二世、三世、甚至於萬 世，將帝業視為家族事業的做法是不同的，也因為《呂氏春秋》強調此觀念，所 以提出哲人政治、禪讓制度，讓賢明之人為君，治理天下，同時在制度面上施行 土地分封制，並且任用宗親及有能力的人協助君王，輔助政事的運作，共同致力 於天下的管理工作。但秦始皇並非如此，其擁有天下後，欲獨霸天下，於是急於 攬權，所以走向了高壓、極權的統治，將權力緊握，並且分設郡縣集大權於一身，
不落外人之手。由於想法的全然不同，使得《呂氏春秋》的為政之道與秦始皇的 施政，成了沒有交集的兩條平行線。
236 《郭沫若全集•十批判書》，頁 458。
237 《呂氏春秋•貴公》，頁 44。
第三節 秦王朝覆滅原因探析
秦王政三十七年（西元前二一○年），秦始皇巡行天下，病死於巡行途中。
其後秦二世胡亥依靠趙高等人的力量取得帝位，於西元前二○九年即位，開始了 對秦王朝的統治。然秦二世之統治手法可謂極其殘酷，若與秦始皇相較則是有過 之而無不及。
胡亥即位後，便任趙高為郎中令，並且由他掌理朝廷大事。趙高則因自己地 位卑微，雖有二世為靠山，但卻擔心大臣及諸公子不服，於是鼓動二世誅殺大臣：
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 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無疑。… … 二世曰：
「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 子戮死於杜。238
趙高建議二世藉此巡行的機會，將罪犯及平生厭惡之人除去，以武力威震天下，
此亦獲得二世同意，於是殺了大臣及諸公子，又假借罪名牽連逮捕近侍之臣，並
此亦獲得二世同意，於是殺了大臣及諸公子，又假借罪名牽連逮捕近侍之臣，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