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任賢如此重要，又該如何用賢呢？其方法《呂氏春秋》提出：
（一）以禮待之
君主若想任用賢者，使他們心悅誠服地竭盡心力發揮長才，就必須謙以下
158 《呂氏春秋•任數》，頁 1066。
159 《呂氏春秋•求人》，頁 1514。
之、尊之以禮，方能使之全心奉獻，〈下賢〉篇言：
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
若儒、墨之議與齊、荊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己愈禮之，士 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160
君主與有道之士倘若相互傲視，彼此即無相投之日，那麼君主終將得不到賢者的 輔佐，以成就大業。因此真正有遠見的君主，並不會因為賢士的驕慢態度而改變 其求賢的決心，甚而始終以禮待之，正如文中所舉之例：
堯不以帝見善綣，北面而問焉。堯，天子也；善綣，布衣也。何故禮之若 此其甚也？善綣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堯論其德性達智而弗 若，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161
堯衡量自己的德性和智慧，皆不如善綣，因此謙恭地不以帝王的身分去見他，並 且面北恭立向他請教，這麼做正因為善綣是一位得道的賢士，若能得之，其必盡 心奉獻，國君則可身逸，國家則可安治，同時天下人亦會隨之而歸附，如同〈觀 世〉篇所述：「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162對待有道之 士，必須禮敬他們，然後才可能使他們把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全部貢獻出來，就此 看來，用賢之道的首要之務是以禮待之、謙以下之。
160 《呂氏春秋•下賢》，頁 878。
161 《呂氏春秋•下賢》，頁 879。
162 《呂氏春秋•觀世》，頁 958。
（二）出於公心、以專任之
君主用人必須屏棄個人的好惡私見，以公正之心選擇適合的人才，並且以信 任的態度面對自己的臣子，使之安心任事才能發揮所長。以齊桓公為例，其之所 以能為五霸之首，在於能行公正去私惡，任用對他曾有一箭之仇的管仲為相，但 是至其晚年，因所行不公，私其所愛而重用豎刁，最後引發豎刁之亂不得善終。
163此一歷史事件，突顯了為君主者必須以公待臣的道理，同時必須針對不同臣子 的才能給予其適當的職位，即如〈知度〉篇所說：「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 故易官，易官則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無職者責其實，以驗 其辭。」164依據個人的能力、性格來調整他們的職位，對於有職司的官吏，使之 安於己務，不必聽取超越其職司範圍之言論，對於無明確職司之人，則以具體之 行為檢驗其言辭，一切以公正之心作為衡量之準則，君主倘若私心自用阿其所 好，心中之準則即隨之動搖偏倚，心不公正行事作為亦會有所偏頗，因此用人當 以公正之心作為評斷。
除此之外，君主用人若已授與其爵位、職權，就應該以信任的態度相信臣子 一定能將事務處理完善，〈知度〉篇言：「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 而與不知者議之也。」165此文提出一般君主的弊病，在於任命了人，卻不放手使 用他們，或是用了人卻與那些不懂事理的人一同去議論他們，之所以會如此其原 由僅在於，君主不能以信任的態度面對他的臣子，甚至懷疑他們，因而引發了君 臣間的問題，在〈具備〉篇中有言：
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讒人，而令己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
163 《呂氏春秋•貴公》：「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為五伯長；行私阿所愛，用豎刁而蟲 出於戶。」頁 45。
164 《呂氏春秋•知度》，頁 1092。
165《呂氏春秋•知度》，頁 1093。
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 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為之怒。吏甚患之，
辭而請歸。宓子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
「宓子不可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 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 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其 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 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為之矣。五 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166
其中舉了宓子賤干擾文書紀錄之官吏，使之無法紀錄，以此規諫魯君不要干擾其 治理亶父的方式，要國君安心地放手讓他去做，此例即是說明君主既授與臣子職 權，就應該放手讓臣下完成任務，只要以最後的結果作為驗收即可，事事干預反 而適得其反。因此，君主之用人必須秉持公正之心，一但任用就必須以誠信待之，
以此成就君臣間互信互賴的共事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