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戰國時期的秦國概況
二、 改革變法期
戰國初期，秦國的發展仍在原地踏步，但自秦獻公即位（西元前三八四年）
以後，秦國便開始進入了改革變法的階段，而此一時期筆者分別就獻公、孝公兩 個階段來加以論述。
（一）秦獻公時期的初步改革
秦獻公在位共二十三年（西元前三八四年至西元前三六三年），其一即位便 宣佈：「止從死。」42秦國自秦武公二十年（西元前六七八年）至出子卒（西元 前三八四年），秦國的人殉制度，經歷了長達二百九十四年的時間，期間從死者 已不可勝數，而秦獻公即位之初，便藉由法令廢除長久以來以人殉葬的的制度，
此處可以看出獻公急欲改善秦國生活習俗的決心。
隔年（西元前三八三年），獻公將國都自雍遷往櫟陽，《史記•貨殖列傳》載：
「及文、孝、穆居雍，隙隴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 晉，亦多人賈。」43雍城原處於關中西部，而櫟陽則東與韓、趙、魏相通，相較
41 《史記•六國年表》，頁 286。
42 《史記•秦本紀》，頁 103。
43 引文中之「孝公」為衍文，穆公以前無孝公。又獻公之時遷都櫟邑，文中之「孝」亦為衍文。
之下兩城雖皆為商人往來頻繁之地，但櫟陽距魏國較近，在軍事上較具戰略上的 便利性，同時是個商業繁盛往來要衝之地，在如此的條件下，獻公便決定遷都，
同時於獻公十一年（西元前三七四年）在櫟陽設縣，使櫟陽成為一個軍政功能合 一的國都，獻公欲自魏國手中收復河西之地的強烈意圖，由此可以得知。
獻公的改革工作除了軍事上的計畫之外，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貿易活動的日 益活絡，獻公七年（西元前三七八年）初行為市，允許在國都內進行商業活動，
這樣的政策施行，給予了剛發展起來的商業，有了進一步發展的可能。
時局的轉變，封建制度的崩壞，使得最初的氏族結構不再完整，因此獻公十 年（西元前三七五年），下令將全國的人口以五家為一伍的方式編列，凡秦國人 民一律編入伍，消彌了原來野人與國人的分野，使之處於同樣的地位，此即稱為
〝戶籍相伍〞。這種五家為一伍的戶籍制度，其目的除了確切掌握國內人口外，
亦將這些控制下的人口編製於軍事組織之中，便於往後的徵兵作戰以及加強彼此 間的監視作用，此舉無非是對人民作最有效的監控與掌握。
秦獻公即位以後，推行了一連串的改革活動，這使得秦國的國力逐漸增強，
讓自厲公以後，軍事上的頹勢有了轉敗為勝的機會，如獻公十九年（西元前三六 六年），《史記•魏世家》記載：「五年，與韓會於陽城，武堵，為秦所敗。」44又
「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 梁，虜其將公孫痤。」45秦國相繼於獻公十九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在與韓、
魏的戰爭中取得勝利，軍事上的力量逐漸增強，這顯示出秦國的初步改革，有了 顯著的功效。二十四年（西元前三六一年）獻公卒，秦國這剛起步的改革工作，
則有待於孝公時期繼續完成。
《史記•貨殖列傳》，頁 1339。
44 《史記•魏世家》，頁 734。
45 《史記•秦本紀》，頁 103。
（二）秦孝公時期的大規模改革
年輕的孝公即位後，深知各諸侯視秦國為夷、狄，而且秦國亦處於劣勢之中 於是決心變法的意圖十分堅定而強烈，《史記•秦本紀》記載：
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歧 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
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 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 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
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
與之分土。」46
孝公基於各諸侯輕視秦國之恥辱，以及力圖恢復穆公時之故地，於是決心變法圖 強，並且發出求賢令，只要能進獻奇計而使秦國富強者，則給予高官封地。此時 衛國國君的後裔公孫鞅，又叫衛鞅，耳聞秦孝公求賢的號召後，遂攜《法經》入 秦，為秦主持變法。秦孝公的大規模改革，即在公孫鞅手中展開，幫助秦孝公於 最短的時間，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公孫鞅到秦後，被封為商君，歷史上稱他作 商鞅，而這一段秦孝公的大規模改革時期，習慣上也就稱之為〝商鞅變法〞。商 鞅為有效治理秦國，曾以徙木立信及刑劓太子傅之事，47獲取人民的信任，展現 其依法而治的決心以及賞罰必行的魄力。
46 《史記•秦本紀》，頁 103。
47 《史記．商君列傳》：「令既具未佈，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 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日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以 明不欺，卒下令。… ..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
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鯨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頁 891。
秦孝公時期的變法改革，開始於墾草令的發布，48然墾草令的原文今已亡
於如此才能杜絕奸邪官吏的產生，同時使官吏人數減少，而人民也不必因為換了 一個新首長而要從新適應。
3、重農抑商的政策
關於抑商的政策商鞅提出：「使商無得糴」、「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 樸」、「重關市之賦」，讓商人不得販賣糧食，從中藉機獲取暴利，同時提高酒肉 之價格，加重其稅收使其稅額為成本的十倍，亦要加重關口、集市上的商品稅，
壓制商業活動，讓人民減少經商的意願，轉而參與農業的開墾，促進農業生產。
4、愚民主張
為了管理上的便利，商鞅則認為：「無以外權任爵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 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53不因為人民得 到外國勢力的支持而封爵任官，隔絕了人民與知識之間的關係，如此一來人民便 會愚昧無知，而一心務農。既然無知，則聰慧巧詐之心不生，自然會疾力於農耕，
專心不二。
5、重罰的施行
在人民的管理上，除了上述的愚民政策，其亦採取「重刑而連其罪」，重罰 及連坐法。這項政策的施行必須在戶籍編製的基礎上施行，所以商鞅於秦孝公六 年（西元前三五六年）「令民為什伍」54，較獻公時期更加具體貫徹戶籍制度，規 定五家為一伍，十家為一什，若一家犯罪九家要告發，若不告發則各家連坐有罪，
而不告奸惡者腰斬處死，讓人民彼此互相監督。除了重罰外，其於獎賞方面則鼓 勵告奸者，與斬敵人首級同功，亦獎勵軍功授與官爵，「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 爵」55其目的則在於讓人民能奮力為秦國作戰。
商鞅在提倡改革的意見書中所提及的構想，後來落入實際的改革行動，可以
53 《商君書•墾令》，頁 5。
54 《史記•商君列傳》，頁 891。
55 《史記•商君列傳》，頁 891。
分別就重農戰、崇本抑末以及行法治三個部分來看。
一、重農戰
《商君書•農戰》有言：「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56農耕與戰鬥是國家所 賴以興盛的重要條件，又言：「是以明君修正作壹，… … 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
而民力可摶也。」57因此，商鞅在改革政策中首重農戰的推行，要求百姓致力於 農耕，為國家產食，要求百姓加入戰鬥的行列，為國家爭勝，然而究竟該如何使 百姓為國家產食；為國家爭勝？其言：「善為國者，其教民也，皆從壹空而得官 爵。是故不以農戰，則無官爵。」58從事農戰者，則可獲得官職和爵位，不經由 農戰，則無法獲得官職和爵位，改變了傳統官爵授與的方式，因此，當人民見到 君主所頒賜的這項利益，只出於農戰一途，必然會專一於農戰，以此來推行他的 農戰政策。
重農戰這個政策的推行，可以分成農與戰兩部分來看，關於農的部分商鞅認 為，農業的發展是國家興盛最主要的原因，因此，急欲將人力納入這條生產線中，
〈農戰〉篇言：
故治國者欲民之農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眾力不足 也。… … 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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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倘若不致力於農耕，則與諸侯爭權時即不能穩操勝算，所以治理國家便要使
56 《商君書•農戰》，頁 7。
57 《商君書•農戰》，頁 9。
58 《商君書•農戰》，頁 7。
59 《商君書•農戰》，頁 8。
人民歸心於農事的生產，唯有生產力豐富糧食充足，國家才能強盛，此外，專一 於農事上的人民在性格上也較為樸實而易於管理。因此，商鞅在新的改革中十分 強調農業的發展。
關於戰的部分，為提昇國家戰鬥力，商鞅還以什伍連坐以及首功制並用的方 式，勸民於戰。《商君書•境內》篇言：
其戰也，五人來簿為伍，一人羽，而輕其四人，能人得一首，則復。… … 將短兵四千人，戰及死吏，而輕短兵，能一首，則優。… ..能得甲首一者，
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60
在戰爭時，五人編為一伍，一人戰死則連帶懲罰其餘四人，若能斬得敵人首級，
則可免賦役，倘若擁有表現優異的軍功，封賞則欲益增加。商鞅以此法來使國人 竭盡其力於軍事上的戰爭，這即奠定了往後秦國在戰爭中的軍事實力以及輝煌戰 果。商鞅將農戰視為富國強兵的的基礎，因此，表現在國家的軍事上即是嚴明的 軍隊刑賞制度，而表現在國家的經濟力上即是其所倡導的重農主張。
二、崇本抑末
在當時，商鞅視農業為國家財富與人民衣食的來源，認為「 農業者寡而游食 者眾」61是國家貧弱的主要原因，因而將農業稱為本業，將從事商業稱為末業。
在當時，商鞅視農業為國家財富與人民衣食的來源，認為「 農業者寡而游食 者眾」61是國家貧弱的主要原因，因而將農業稱為本業，將從事商業稱為末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