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戰與戰爭期的物資和人力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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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臺灣民族運動最著名的攻擊。雖然兩會的結成未對議會請願運動造成有效打 擊，但在民族運動者與御用紳士派紛紛表態後，對有識者而言，臺灣人內部的 敵友區別與形象刻劃變得更加清晰，尤其是協力者的立場在往後數十年間沒有 大幅度轉變，就此成為戰後初期議論的材料。

4. 備戰與戰爭期的物資和人力動員

一九三Ｏ年代後，日本開始向外擴張，雖然初步戰場設定於中國東北與華 北，但做為帝國整體之一部的臺灣秉其既存產業基礎，也不免受到戰爭的影響，

從 1931 年後的米穀經濟統制開始，必須擔負起戰爭後勤基地以至於正面戰場的 任務。隨著時局改變，以農業而言，要求從調節供需的穀倉轉變為自給自足，

工業方面則著重在製糖業基礎上向重化學與農產加工業的轉型（林繼文，1996：

47-49，107-109）。

米穀統制的背景乃是經濟恐慌下日本都市人口回流農村，使米糧消費需求 減低，為了保護本土農民而採用加強米穀檢查等方法限制臺灣米穀輸日，如此 即打擊了地主，同時也是臺灣民族運動重要參與者的經濟來源與能動性，一九 三Ｏ年代臺灣地主無力兼併農地，反而有佃農翻身成為自佃兼營農的趨勢，即 是米榖統制的影響之一；加上既成的左右分裂態勢，未遭取締的民族運動者遂 逐漸被收編為官派議員與日後的皇民化運動組織幹部（林繼文，1996：56-84，

162；楊碧川，1996：48）。1937 年頒布〈米穀管制案要綱〉後，總督府將擔任 生產者的農民與地主吸納進米穀納入組合，將碾米業與米穀商組成米穀配給組 合，排除民間貿易商後建立更強的經濟統制體制，由官方壟斷了米穀的收購、

運銷、與定價權（林繼文，1996：109-123）。

中日開戰後，臺灣米穀的生產在 1938 年達到高峰的 140 萬噸，其後的減產 趨勢在 1941 年稍有起色，但隨後一路走跌，1944 年剩不到 107 萬噸，這是隨 著日美兩軍在太平洋上的優劣易位，進口肥料、農機供給出現困難，軍事設施 與工程同時徵用了農地與勞力的結果（林繼文，1996：235-236）。但海運能量 的縮減也使臺灣向日本輸出的米穀比率逐年降低，1940、1941 年分別跌破四成 與三成，1944 年剩下 15.54%，過去流向日本本土市場的米減少，留在臺灣的 米增加，供應戰備與配給之用。由於米穀統制乃建築在既有的分配模式與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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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段承璞等（1994：67）

另一方面，臺灣人從 1937 年起獲准進入軍隊擔任地位低下的輔助工作，在 地選擇報考（潘國正，1998；湯熙勇等，2001；吳淑真等，2004：34），顯示從 軍的物質與未來發展對部分志願者有足以抵銷危險的吸引力。更大規模的對臺

（1937-1944）

臺灣米穀年產量（千噸） 臺灣米穀年輸日量（千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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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約招募八萬名臺籍軍人、十三萬名臺籍軍屬、軍伕，合計約二十一萬人之 中，戰病死約達三萬三千人（杉本幹夫，2005：210），加上約一萬名前往日本 本土的「工業戰士」與九萬餘名在華南、南洋勞動者，戰爭結束時流亡海外的 各類型臺灣青年數量有近三十萬人（林繼文，1996：225-226）。

比起向外的動員，臺灣本土的戰爭動員相對較晚，由於兼併東南亞使日本 取得肥料供應較穩定，生產成本與糧食壓力也較臺灣為低的新領土，因此臺灣 的糖業資本迅速展開南向的設備與技術轉移，無法搬遷的廠房則依原料取向，

轉型為無水酒精與紙漿等重化學工業，新移入臺灣的資本也將重心放在化學與 電力工業之上（林繼文，1996：123-136）。這些產業仰賴巨額投資與技術勞工 更甚於大量的低門檻勞動力，並且須確保原料作物的穩定供給，因此一般臺灣 人並沒有被大量徵用到工業部門，主要的勞力動員集中於 1943 年起的本島軍事 工程修築，1945 年後每日的動員人次大約在三十萬人左右，約佔 1943 年臺灣 總人口扣除日本人後的 619 萬人的 5%左右（林繼文，1996：227-230；杉本幹 夫，2005：250）。

透過將日本對臺灣各式經營政策歸類於國家建構活動的四範疇，我們大致 可以看出日本國家建構活動對臺灣人情感與利益的影響：清領時期以來常見反 亂對民眾生活的干擾、迅速主權轉移以致缺乏準備時間與情緒使多數臺灣人並 不堅持與日軍正面衝突，日本治安網的快速佈建也使新生的武裝反抗不致擴大，

當捲入反抗的臺灣人減少，因親朋好友受苦於鎮壓與肅清的仇恨也就不會增加；

受惠於晚期開發、較長生長季與糧食作物的多樣性，臺灣總督府與地主不必非 得以強力壓迫農民來成就日本本土與自己的富足；臺籍菁英在公職界的稀少與 位階低下，御用紳士主要仰賴專賣特權與總督府恩賜，而非直接侵害一般臺灣 人利益以榮華其身；戰爭期較有秩序與節制的物資與人力動員等等，這些國家 建構活動留下的結果讓一般臺灣人對日本人與協力日本者不至於抱著深刻的仇 恨，如此的情緒將影響戰後臺灣人的轉型正義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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