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
第一節 在日本國策下誕生的民族主義
2. 迂迴而溫和的臺灣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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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各地新國民應加強的日本性並以政策加工、控制同化的速度，再由菁英評 定整個區域內的表現，考慮有限與漸進地給予公民權。做為一種統治策略，日 本的政治菁英透過強調臺灣人此刻的日本性（民度）不足證成臺灣人尚無資格 獲得如同本土的政治與司法權利，又透過臺灣人與本土日本人的相似性（同文 同種）軟硬兼施地要求臺灣人宣示忠誠，先成為符合官方認知的日本人而將權 利開放承諾於未來，這樣的政策理想讓官方擁有高度的模糊空間在賦權前先完 成規訓（Wu，2003：116-128，135），將臺灣人培養成較順從的預備公民；但 是對武力反抗空間已被極度壓縮的臺灣人而言，統治者的邏輯可能提供了另一 種選擇：如果反抗是為了爭取更好的待遇，那麼待遇好壞比起反抗方式更重要，
當武力反抗無助於事時，暫時放棄正面戰場的衝突而選擇貼近政策甚至主動協 力政策，按照日本經營臺灣的政策邏輯而言，是有可能因此更快地交換到原本 武力抗爭所欲爭取的權利的。
日本領臺以來的鎮壓匪亂政策在 1898 年後藤新平接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 官後出現改變，配合總督兒玉源太郎諭示，處理各地抗日勢力時開始比較慎重 地區別良民和匪徒，對匪亂原則上以討撫兼用手法待之（許世楷，2006：
151-216），話雖如此，仍由軍隊擔任平亂的主力，在 1898 年至 1902 年間遭到 殺戮的匪徒 11,950 人中，僅有 2,998 人是經由法院僅僅一審判處死刑，其餘皆 在戰場以臨機處分或以押解時抵抗為由遭到殺害（春山明哲，2008：333-334）。
在專用於臺灣的〈匪徒刑罰令〉之下，即使是籌劃抗日活動被破獲亦必須付出 相當大的代價，加上全臺警察網絡逐日佈建，至 1902 年土匪鎮定事業告一段落 時已大致完成（塩見俊二，1985），此後付諸行動的武裝抗日多數規模不大，且 難以為繼，在短時間內即遭弭平。透過深入民間的政策執行與直接彈壓，總督 府與警察至此已在一般人與潛在抗日運動者心中建立威勢，從零星的反抗活動 紀錄中可以看出基於共同地緣與處境的少數人在特定條件下仍然會滋生挑戰總 督府統治的意識並付諸行動，然而他們一旦拿起武器便會遭到無情的鎮壓，起 事的效果對比於已上軌道的警政與輔助機關顯得單調而貧乏，無力長久且有系 統地發展其訴求。整體而言，此刻的臺灣人尚未找到新的抵抗手段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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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 年，時年二十七歲的臺灣望族子弟林獻堂在訪日時與流亡日本的清國 維新運動領導者梁啟超會面，言談間林獻堂對梁啟超訴說異族統治下臺灣人的 苦境，梁啟超則答以如下勸說：
三十年內，中國絕無能力可以救援你們，最好效愛爾蘭人之抗英，在 初期愛人如暴動，小則以警察，大則以軍隊，終被壓殺無一倖存，後 乃變計，勾結英朝野，漸得放鬆壓力，繼而獲得參政權，也就得與英 人分庭抗禮了。…愛人議員在英國會議席雖不多，但處在兩大黨之間，
舉足輕重，勢固得以左右英內閣之運命，你們何不效之？2
據載，梁氏的建議對出身豪族與地主階級，行事上不得不有所限制的林獻堂彷 彿豁然貫通，並且間接決定了臺灣民族運動發起時的相對溫和與體制內路線（葉 榮鐘，2000a：24-30）。其後數年間林獻堂持續與梁氏來往，1913 年在北京訪 梁後途經東京，得與板垣退助結識，並經板垣介紹與中國國民黨幹部戴季陶會 面（許世楷，2006：246），當時中國國民黨自身實力有限，重心放在爭取外國 支持與討袁之上，因此戴季陶對臺人處境也提出了與梁啟超相似的建議：
在十年以內無法幫助臺人…君等與革命黨人來往，必受壓迫，未見其 利，先受其害。為君等計，可先覓門徑，與日本中央權要結識，獲得 日本朝野之同情，藉其力量，牽制臺灣總督府之施策，以期緩和其壓 力，俾能減少臺灣同胞之苦痛。3
透過梁啟超與戴季陶的建議我們可以看出兩個重點。首先，當時中國政治 人物對臺灣維持一種友善同情但無能為力的態度。以梁、戴二人赴日避難與結 交政要的動向來看，日本對當時的中國政治菁英而言，不管在個人或政黨層次 上都是應盡力結好，難以為了臺灣開罪的可能盟友，這構成了他們在實力不足 之外暗示臺灣人需要自力救濟的原因。但是這種建議卻明白指出當時臺灣人和 中國各勢力在處境上的不同：臺灣人的壓迫單純來自日本，但對中國人來說，
2 甘得中，1960，〈獻堂先生與同化會〉，收錄於葉榮鐘編《林獻堂先生追思錄》，24-40。
3 葉榮鐘，1960a，《林獻堂先生年譜》，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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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角色是充滿可能性的，換句話說，至少在二十世紀初期，分屬兩國的臺 灣人與中國人其敵我關係是不相同的。其次，中國民族主義的意見領袖和以民 族主義號召武力革命的政黨幹部都勸誡林獻堂必須與武力抵抗保持距離，不妨 學習愛爾蘭模式，先與同情臺灣處境的日本政要攜手，短期目標在於放鬆／緩 和壓力、減少痛苦，長期則追求參政權、與日人分庭抗禮。在此，一種由民族 主義的先行者加以肯定的，以曲線方式進行、逐步完成階段性目標的新型抵抗 想像出現並成為林獻堂可接受的選項，但是這種習自愛爾蘭經驗，聯合位於中 央菁英的抵抗路線有其限制－必須進入壓迫者的體制、無法離開國策太遠。若 是將這種戰略放入臺灣的脈絡中，我們很容易就能發現進入壓迫者體制的門票 本身就在「同化」的國策之中。
1914 到 1915 年的臺灣同化會運動，可說是林獻堂接近日本國策並結好日 本人策略的具體展現，固然板垣退助本人親自號召同化會的原因是以關心日本 國運為起點，以同於臺灣總督府的方式深化內地人與本島人間的利害關係而撤 銷彼此畛域，期使臺灣人悅服王化，成為忠良臣民並為日支兩民族親善基礎（葉 榮鐘，2000a：38-40），但在同化會成立前夕，當時尚就讀醫專的蔣渭水、杜聰 明等質問林獻堂等人的同化之意，代為接待的甘得中則答以「將來未必成為帝 國臣民之一份子，只是現在枷鎖重重，束縛太緊，我們願望是解脫一些輕鬆一 些，這是參加活動之由」（甘得中，1960）；林獻堂日後也向後輩澄清了當時參 加同化會的本心：
所謂同化，其實不與之同化，乃掩飾之名詞也，其目的是希望日本政 府對臺人鬆弛壓力，能放寬束縛，俾臺人得減輕痛苦而已。4
從問答者間的權力關係與林獻堂在同化會前後的動向來看，筆者認為林獻堂對 同化抱持的乃是工具性的態度，唯有在臺灣人處境能夠改善的前提下，主動同 化於日本才成為可嘗試的選項。
然而臺灣同化會從籌備期起即遭到在臺日人的共同排斥，民間日人反對臺 灣人挑戰日本人的特權，總督府亦感受到活動對其〈六三法〉體制權威與漸進 式同化的威脅，後來僅僅維持一個多月即被總督府以「妨害公安命令」為由迅
4 劉明朝，1960，〈追思林獻堂先生之一生〉，收錄於葉榮鐘編《林獻堂先生追思錄》，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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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解散，並伴隨對西來庵事件的殘酷鎮壓以示警告（葉榮鐘，2000a：48-56）。
但遍及臺灣西半部，從地方有力者到醫專學生的三千多名會員說明了有相當數 量的臺灣人並不那麼排拒以「同化」為名的活動。5葉榮鐘將此解釋為壓迫下的
「飢不擇食」，是對現實權衡後的有限選擇；另外，日俄戰爭的勝利使日本隱然 成為物質與改良文明的典範、板垣式同化中明顯不同於總督府的自由解放傾向，
多少讓同化變得較為可親。但是這個臺灣人首度以融入日本的方式脫離殖民地 處境的嘗試遭到總督府的拒絕，對臺灣人產生兩個衝擊。首先，選擇不做中國 人，向日本走去卻被拒於國門之外的臺灣人，其認同被推向了一種曖昧的臨界 狀態（ambiguous state of liminality）：我們是／會是什麼人？如同不久前的迅速 接受同化一樣，此時臺灣人的認同含有對應環境而調整的傾向，調整的目的則 專注於「改善處境」；另一方面，總督府輕易地破壞了長久聲稱的同化與被賦權 間的邏輯，部分臺灣人因此感到失望，開始對同化論與建築其上的改良主義抱 持懷疑，在認同依然流動，選擇卻已減少的情況下，臺灣人對自己難以成為日 本人的領悟埋下了數年後新路線的種子（Wu，2003：168-175）。
1918 年春天，第一次世界大戰已歷四年，歐洲戰事使數個帝國疲敝不堪，
近乎解體，美國總統威爾遜見機提出民族自決原則，鼓勵敵對帝國下的民族起 而反抗，日後許以獨立建國。同年稍晚的日本由親近內地延長主義的原敬6出任 首相，組成第一個政黨內閣，這是 1912 年以來日本本土護憲運動─支持國會政 黨比率組成內閣，同時反對武官干政與藩閥壟斷陸軍─的成果（春山明哲，2008：
187-194）。隔年朝鮮爆發三一運動，武斷統治被視為造成大規模抗爭的原因（春 山明哲，2008：202），臺灣的武官統治效果也連帶受到懷疑，使帝國議會在 1921 年通過〈法律第三號〉，即第三版的〈關於應在臺灣施行之法令之法律〉。相較
5 會員中有像黃純青當場割指血書「同化會如父母」，日後並成為堅定的同化主義支持者；亦 有期待立刻升任高官與特別專注於未來發展利權之機會者（許世楷，2006：241-242）。當然熱 衷於同化會的人物可能抱持著與林獻堂不同的信念，期待自身的榮達更甚於解除整體臺灣人的
5 會員中有像黃純青當場割指血書「同化會如父母」，日後並成為堅定的同化主義支持者；亦 有期待立刻升任高官與特別專注於未來發展利權之機會者（許世楷，2006：241-242）。當然熱 衷於同化會的人物可能抱持著與林獻堂不同的信念，期待自身的榮達更甚於解除整體臺灣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