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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相對長期的抵抗後，晚於臺灣遭到日本併吞。透過分析民族主義的內涵與目的，
臺灣與韓國面對殖民統治時抱有的情緒強度可能不同，這種差異可能影響兩國戰 後初期要求轉型正義的強度；另外戰後實質統治臺灣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可能挾帶 其意識形態施政，這意味他們推動的轉型正義可能與轉化臺灣人為中國人的民族 工程相關，導致其轉型正義與臺灣社會的要求間產生落差。
4. 民族主義類型
採用民族主義「類型」而非整理社會學或政治學著作中慣常地為民族主義歸 納出普遍定義的原因，在於筆者相信若欲理解民族主義在臺灣與韓國戰後初期轉 型正義中扮演的角色，與其套用普遍定義，回到歷史中觀看兩種民族主義如何在 不同的環境中萌芽、發展，以及戰後初期與臺灣人想像衝突的中國民族主義在何 種脈絡中誕生，才是能夠幫我們更清晰指出這三種民族主義關懷何在，如何體現 於轉型正義主張的方法。民族主義做為一種文化人造物（cultural artefacts），是 從種種各自獨立的歷史力量複雜的交會過程中自發地萃取提煉出來的結果
（Anderson，1991：4），唯有理解個別民族主義所賴以滋長的先前政治形式，以 及民族主義孕生時如何與環境背景互動，我們才能理解個別民族主義的想像與主 張（Anderson，2001）。
在 Anderson 對民族主義的歷史考察中，他以一種揭示背景如何影響內涵的 方式為四種主要的民族主義類型命名：十八世紀晚期的美洲海外移民民族主義、
群眾語言民族主義；十九世紀歐洲的官方民族主義；以及二十世紀在非洲與亞洲 的殖民地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空白處出現的混合策略的民族主義（Anderson，
1991）。基於本文的寫作範圍，我們僅介紹最末兩種民族主義。
（1） 官方民族主義：
最早的官方民族主義是帝國面對境內興起的群眾語言民族主義的反動：原本 統治多種語言族裔的帝國遭遇到以方言為想像共同體劃界基礎的群眾語言民族 主義的挑戰－對帝國統治權的質疑以及隨之而來唯恐帝國喪失領土的恐懼，因而 採用的一種結合歸化與保存王朝統治權力的權宜之計，由官方壟斷對民族想像的 詮釋權，統治者本身未必信仰民族主義原則（Anderson，1991：84-87，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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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服務國家利益為至高目標之物（Anderson，1991：159），它從中心透過官方論 述、教育系統、國家宣傳與武力傳遞往邊陲，企圖消弭群眾語言民族主義，要求 於「盜版」10官方民族主義（Anderson，1991：94-109），做為主張統治權、同質 化轄下領土與臣民、抵抗帝國主義侵略、排拒潛在威脅11與躋身現代國家行列的Anderson 指出三個條件使得殖民地居民能將自己想像為民族：首先是殖民 地做為一個行政單元的邊界劃定或許充滿任意性與偶然性，然而它將身在其中的 人群置於類似的處境之下，使得一種類似百年之前歐裔美洲移民的「受限的朝聖 之路（cramped pilgrimage）」經驗在殖民地知識份子們心中被複製；其次，國家
9 「民族」－依照 Anderson 的定義，「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是有限 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Anderson，1991：6），此定義肯定了行動者主觀對決定民族範 圍與成分的重要性，避開了對民族客觀性質的界定行為在探討民族主義關懷時的蒼白無力（吳叡 人，2010：12-13）。因為民族的範圍可以基於行動者主觀的認知而劃界，所以它和它的成員既可 以是前兩種民族主義中「來自於理解地理界線或是命運的偶然性，而發現某些人與自己擁有類似
11 基於對王室權力的可能威脅，瓦其拉武（Wachirawut）在暹羅共同體的形成過程中推動了一系 列將華人排拒於暹羅民族行列之外的宣傳，這種由支配集團決定未來共同體組成份子的表現，是 官方民族主義典型的性格之一（Anderson，1991：100-101），因此官方民族主義不只服務於國家，
依照不同脈絡，它也可能是統治集團主觀認定下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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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能的擴大與複雜化使母國的人力不足以獨力擔負殖民地的行政事務，必須在殖 民地內就地取材一批能與當地民眾和母國之間溝通的雙語菁英，從而大大增加了 內部朝聖者的數量；再者，現代化知識的滲透和被官方民族主義收編的教育課程，
一則讓在世界其他角落流行的價值進入殖民地，包括權利與義務、民族主義與民 族國家的模型，一則讓殖民地居民從學生時代就產生精神和經驗間的落差－例如 發現自己是非日本人的日本人（Anderson，1991：114-118；小熊英二，1998：4），
12最後這一種對自身遭遇差別處境的認知，其根源來自於帝國主義的性質與其對 待殖民地的方式。
我們可以看到從現實的殖民地到想像的民族國家之間，Anderson 將注意力 大致集中於領土劃界的基礎而提供了一種傾向普遍性的解釋；但是殖民地民族主 義的意識形態內涵就不見得是能夠一視同仁之物。Chatterjee（1986）即指出印 度民族主義在分離期（the moment of departure）遭遇到的，傳統與現代化間的拉 鋸：部份民族主義者逕自回溯歷史，以持存、發揚祖先活動中不同於殖民者的特 質做為己民族的獨特標誌，不過一味採用這類特質可能流於保守封閉；對受過高 等教育也主張現代化的民族主義者來說，現代化是重要的，然而由殖民者引介而 來的現代科技與知識等與殖民地社會距離過大，運用上容易被質疑帶有敵性，對 抵抗方式與發展路線的歧異使希求獨立與解放的印度人難以整合出有力的集體 行動。
雖然此處僅僅回顧了兩種民族主義的起源，然而至少足夠說明官方民族主義 與殖民地民族主義所生長的政治形式確實影響其想像與性格。應用 Anderson 的 研究成果，在扣除統治時間較短、性質上屬於佔領軍的美國後，以民族主義因素 影響轉型正義，或說在戰後初期臺灣與韓國轉型正義過程中互動的四個行為者分 別是日本、朝鮮、臺灣、中國，不過它們的民族主義類別與發展進程比起 Anderson 的分類更為複雜，以下分別簡單敘述。
首先，日本是在列強壓力下先於朝鮮完成現代化與自保後向周圍擴張，由幕 藩分治固有領土各地相對同質臣民的封建式國家，轉變為統治比原本臣民異質、
但共享漢字文化的新附民與新領土的集權帝國。因為轉型為現代國家的動力很大
12 「日本人」であって「日本人」でない存在。對持有日本國籍的臺灣人與朝鮮人而言，制度 並未賦與他們等同於「內地人」的權利，生活中的不平等經驗也是所在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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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來自於列強的威脅，取得殖民地的時點又與日本本土的民族國家形成時點 相距不遠，基本上可以將統治殖民地的思維視為日本塑造現代民族國家思考的延 伸（梅森直之，2011），因此日本在接受西方知識的同時轉向傳統、尋找對抗潛 在侵略者的素材，以此武裝固有國民的忠誠，對新取得的領土與住民則成為一種 結合官方民族主義於殖民主義的形式（Anderson，1991：94-97），在同質化新臣 民於日本性的同時維持著不平等的權力與經濟搾取關係。有異於十四世紀以來的 主流殖民方式，日本帝國的東方式殖民主義（oriental colonialism）控制的是本土 周遭的人群與土地，而非遠隔重洋地管轄膚色與語言不同的人種，這讓它在帝國 擴張之際同時形塑國家，將殖民地臣民轉變為民族國家的國民；它一方面像是 Chatterjee 所說的為了抵抗西方宰制而轉身尋找自身民族文化的反殖民民族主 義，一方面又以支配邊陲、剝奪原本住民認同並灌輸新認同的方式防衛帝國中心
（吳叡人，2003：13-45，51-95；2006）。
十九世紀末的朝鮮原本有機會完成如日本般的自保，因為當時部分朝鮮政治 菁英發現世界已是列強競逐的舞臺，長期以清國為宗主國的外交策略已經落後，
無法保障朝鮮的安全，於是他們嘗試建立朝鮮人軍隊、國民教育等，同時破除干 涉性極高的藩屬關係、在政治上推進官方民族主義，過程中受惠於長時間統治的 權威與同質性極高的住民組成和語言，朝鮮民眾在列強的侵略下長期以行動表現 捍衛朝鮮自主的決心，因此在抵抗失敗後，朝鮮遭到日本併吞與統治的過程即是 一個在制度與意識上已有高度發展的現代國家被化為殖民地的過程，是官方民族 主義在發展至高峰時遭到壓抑，化為殖民地民族主義意欲重建獨立的過程。
奪取資源的殖民主義與要求效忠壓迫者的官方民族主義並存，日本在朝鮮的 統治自然會引發朝鮮人激烈的反抗，與此對比的是反抗方式與程度上顯得較為平 和的臺灣。做為清帝國邊陲的臺灣是在中國民族主義（無論是來自群眾、知識份 子的民族想像或是官方民族主義）尚未興起時即遭割讓，觀察整個殖民期間，此 條件使臺灣人的反抗中較少朝鮮人式的亡國悲憤，對被整合為日本國民一事相對 較不排斥；不過這並不表示臺灣人完全放棄追求主體性或徹底接受日本的官方民 族主義，相反的，受到差別待遇的日本國民身分促進了殖民地臺灣的民族主義，
因為它在向傳統尋求武器的過程中遭遇阻礙－華夷之辨難以抵禦在外表與漢學 程度都不遜於傳統士人典範的日本官員，精神上的漢族傳統追求又恰逢五四時期
因為它在向傳統尋求武器的過程中遭遇阻礙－華夷之辨難以抵禦在外表與漢學 程度都不遜於傳統士人典範的日本官員，精神上的漢族傳統追求又恰逢五四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