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
第二節 日本國家建構工程中的臺灣庶民
1. 臨時集結且集中於殖民前期的武力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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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日本國家建構工程中的臺灣庶民
依據總督府的統治性格與被派任總督的身分，主流的臺灣史研究習慣將日 治時期的臺灣統治區分為 1895 至 1919 年間漸進主義的前期武官總督時期、1919 至 1936 年間內地延長主義的文官總督時期、以及 1936 至 1945 年間皇民化運動 的後期武官總督時期（黃昭堂，1995），研究者因此可依時序掌握日治五十年間 大致的統治主旨與相對寬嚴差異。但對本文而言，做為一種「在地正義」的戰 後初期臺灣轉型正義，其要求的脈絡無法與日本如何統治臺灣人，以及臺灣人 如何看待日本統治脫鉤，運用三期區分的視角一來可能無法妥善檢視具有跨時 期延續性的政策，二來難以細膩地反映臺灣社會，尤其是一般民眾在日系資本 主義與戰爭之下的處境，及對殖民政權及其特許機關作為的好惡變遷原因與過 程，因此我們必須採用不同於傳統分期的角度檢視日本對臺灣的統治，以釐清 形塑戰後初期臺灣人轉型正義的原因。
在此筆者採用國家建構的視角，將日本對臺灣的統治劃為對內戰爭、汲取 資源、安置侍從、對外戰爭四大範疇，以相關史料鋪陳，同時以臺灣人的言論 等做為輔佐材料，檢視這些由日本人主導，但最重要與受最大影響的互動對象 都是臺灣人的國家建構活動，筆者認為由此可以清楚地反映出大部分臺灣人如 何看待日本的統治及對日本統治的心態轉變。
1. 臨時集結且集中於殖民前期的武力對抗
於是全臺騷動鼎沸，官民忽分三派：甲則歸順帝國，為其臣民，以保 生命財產者；乙則退去臺灣，以歸清國者；丙則倡臺灣之獨立，抗於 帝國者。甲居大半焉，乙居少半焉，丙亦不少焉。且丙未就剿戮之先，
甲乙亦多觀望成敗，向背未定。17
雖然在 1894 年 11 月間清國高層即得知日本有意要求割讓臺灣，但直到
17 中西牛郎，1908，《泰東哲學家李公小傳》，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頁 40。轉引自吳文星，
1995：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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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 年 3 月日本進佔澎湖前，侷限於北方的清日戰場使臺灣主權始終看似穩當；
臺灣官民直到李鴻章遭槍擊，日本因而態度軟化，發佈限於北方但並未包括臺 灣的停戰條約時，才警覺到日本以武力作後盾，必要時奪取臺灣的企圖。不過 直到 4 月 17 日馬關條約簽訂前，割讓臺灣的趨勢始終是日清高級官員會談中的 祕密（吳密察，1991），因而臺灣人的保臺活動是被迫在相當匆促的情況下組織，
而且缺乏清國高層政治人物與統帥號召支援，形成以一邊陲之地對抗一國之佔 領軍的局面。
待至日軍登陸，廣勇在正式拒敵作戰中潰降，並在無人指揮、軍紀蕩然的 情況下開始搶掠臺北城及近郊，民主國總統唐景崧與文武官員多數棄職渡海內 逃，林維源、丘逢甲、林朝棟等義勇團練領袖接獲敗報也先後離臺避難（楊碧 川，1996：62-63）。在亂軍趁火打劫的情勢下，透過辜顯榮與英美僑商代表呼 請「以保社稷」，日軍於 6 月 7 日進入臺北城，但直到同年 11 月 18 日才發表政 治性濃厚的平定全島宣言。讓日軍耗費半年南下的主要抵抗力量是竹苗以下，
由下層地方生員、土豪、地主、綠林豪傑率領的臺灣人「義民」、「義軍」，佐以 部分黑旗軍與留臺湘勇的武裝力量（吳文星，1995：12-15，48）。
有人抵抗，也有人觀望。在倉促成軍且落居被動守勢的情況下，大部分的 地方領導者選擇與武力抵抗保持距離。對這些在地方上稍有產業者來說，徵收 軍餉或要求助戰的抗日軍有時比耳聞的日軍動向更讓人恐懼；因此常見的是在 某地先爆發激烈衝突，第一批在地頭人領導的抵抗失敗之後，由另一批在地頭 人出面代表居民迎接日軍並協助重建地方秩序。這種情況不僅見於地方領導者，
處在兩軍之際，不參與抵抗的一般民眾為求身家安全也往往採取見風轉舵的態 度：他們準備了黑、白兩種旗子，白旗上書「大日本良善民」，黑旗上書「歡迎 義勇軍」，並在要道放哨，見何種勢力接近則舉何方旗幟，終日如此反覆不停（吳 文星，1995：48-51）。18
離臺內渡、採用不同程度武力對抗、以至於表示歸順，不同階層的臺灣社 會領導者彼此掌握資源與生活方式的差異影響了他們對改朝換代的反應與選擇 的偏好，這些差異可分為以下三點：（1）有官職在身、大陸世家後裔來臺發展 者與祖先身為移民起家者的不同，前者離臺後尚有清國認證的功名，或有祖籍
18 這似乎是常年多亂的臺灣居民相傳以求生的工具理性，因為自清代以來，在各式民亂中「不 幸與賊共處此土」而被動參與反抗的民眾亦同時藏有上書「大清良民」的旗牌，官軍壓境則馬 上可以反正（楊碧川，199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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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產業可憑依，離臺不成問題；後者則是不動產與父祖墳墓皆在臺灣，如徐 驤所嘆「此地不守，臺灣亡矣，吾不願生還中原也」，離開臺灣則無處可去；（2）
交遊範圍與經營產業的不同，如林維源、林朝棟等人兼綜官商，人際關係相對 廣泛，較理解權力運作的他們最後選擇避走廈門；與經營模式單純、社交範圍 相對窄而懷抱更強地域性鄉土愛的小型地主相較，彼此對鄉里的依賴與感情存 在差異；（3）地域性風氣的差別，除了桃竹苗地區多客家居民，風格尚武之外，
雲嘉一帶亦多地域型的民間團練，聽聞日軍將至，既有的自衛武力容易成為部 分地方領導者與民眾寄託希望之所在（吳文星，1995：16-17，30-31；許世楷，
2006：96-110）。
隨著日本逐步進軍，內渡派與選擇直接抵抗而戰死的地方領導人物退出臺 灣人的決策圈，剩下留臺的仕紳商賈，而他們以維護身家與持續經營利益為主 要考量的想法與大多數居民的立場並不衝突，因此新政權若能維持地方安寧且 不損傷頭人地位，強出頭抵抗並非急切的選項（吳文星，1995：48-51）。對一 般住民來說，雖然多少因為懷抱期待而援助斷續出現的起義或協助偵查（許世 楷，2006：208），然而實力不及日軍的起義軍難以在正面交鋒中取得決定性勝 利，如此一來部隊的補給往往必須依靠掠奪維持，起初以軍警的外據點、宿舍 或協力的臺灣人為主，但長期下來，出身土匪綠林者也開始朝一般住民地搶掠。
初受害時住民多少抱著「向官憲通報也無助於事」的心態，但逐漸增強的日軍 優勢讓他們理解到「即使助匪也難以顛覆日本政府，遑論回歸清國」，甚至開始 相信政府的力量，於是「良民」漸增，一般臺灣人與起義軍逐漸分離，使得起 義軍匪賊化的傾向更加濃厚（許世楷，2006：140）。對陷入困境的起義軍領袖 而言，臺灣民間流傳的《水滸傳》與鄭芝龍發跡傳說讓他們在衡量敵我實力差 距後不太需要擔心投降會被鄉里排斥，真正值得在意的是歸順以後的安危，最 好能以接受招撫交換特權（許世楷，2006：171，195-201）。雖然他們的投降或 許不會招致反感，但是民眾卻會因為他們追求的特權與日後因為特權被取消的 再度反叛而怨恨他們、質疑他們的動機，這種心理使武力反抗的正當性與群眾 基礎逐漸消失。1907 年後的武裝抗日多剩下局部、零散的蜂起（翁佳音，2007：
8），最大規模的霧社事件以三百餘名以部落為限的原住民戰士，耗費日軍不到 半個月即大致鎮壓底定。放眼日治下臺灣的武裝抵抗盛衰演變，除了歸因於日 本治安網的布署在早期即臻周密外，不可不考慮社會領導者與一般民眾對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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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與心理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