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風險

在工業革命至今日的二十一世界，雖然環境問題與生態失衡並非只有今日出 現，但現代的生態環境問題已經非往日所能比較的情況。人類面臨的生態環境問 題不只是量的增加，種類上更是繁不勝數，除了傳統的工業汙染，嵌合了地方政 治、社會、文化以及科技後，已經轉變成今日 Beck 所指之「風險」。越來越多的 環境問題日漸出現或被發覺後，面對這些複雜又充滿科學確定性的全球風險議題，

國家政府官僚人員往往缺乏相關的專業知識。然而遭遇問題時，這些國家官僚往 往是依照部門利益以及管理慣性，很容易使目標主體抵制去認知風險以及風險評 估(馬志強、朱永跃 2007:124)。

風險社會來描述當代社會，第一，危害的範圍、程度不同：過去是由早期 工業化造成的個人風險，現代風險則具有廣大和全球性的本質，風險難以被量化 以及避免，當代的危害經常是無限制的事件。越來越高程度危害變成是一種常態，

正威脅地球的所有生活。第二，風險變得不可計算：前現代社會如飢荒，自然的 大毀滅等被認為是無法計算，是因為被認為是外在、出於自然所造成的。早期現 代性中，工具理性控制的建立，風險成為可決定，可計算。但是到了晚期現代，

風險邏輯的基礎發展自早期的現代性，到了風險社會時期變得無法計算，早期的 歸因以及因果規則到了當代危害也只能由技術意義上來極小化，全系統像是保險 以及補償安排都失去效用。三，風險評估，在風險社會中，風險評估具有高度的 曖昧性，過去的危害是能夠被感知的，具有可見性。然而在風險社會中許多主要 的風險都是在知覺之外的，存在於風險之中與其動態的過程當中。專家知識傾向 於彼此矛盾，導致科學無法回應當代大規模、無法確定的危害本質。科學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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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風險評估的權威，科學計算被越來越多的政治團體以及行動所挑戰。四、風險 的肇因，來自於人類行動的結果，原則上，現代化、工業化、都市化和全球化的 事件相關聯，這些事件持續的被對質和挑戰。而風險的當代意義，基本上是由於 組織和政治團體所做的決定，它們會考量政治經濟利益以及功利考量。結果是風 險不是一個數字，而成為一種社會特徵，這種特徵是自工業社會互動的產生，而 造成巨大的科技危害而成為一種政治議題。(Lupton1999:59-65)

在反思現代化中，知識獲取的方式可以化分為以下途徑來做簡單說明，首先，

在越現代化的社會中，越多知識的結果就會製造出越多與知識相關的基礎、結構 與衝突。第二，所擁有的知識越多，也就越依賴知識來處理社會結構與制度等問 題。第三，知識促成決策並開展成為行動的背景。而在風險民主化的過程中，

Beck 一方面強調不同階級的人對於風險散佈具有的資源力量不同，一方面提及 風險的無差別性。Lupton 表示風險社會具有的一種矛盾的特徵，優勢群體(知識 掌握者)看似更有機會取以及能力取得風險知識，但也因此對於風險焦慮以及無 能為力。Giddens 則認為，由於社會行動基礎上科學與專家知識的流通，這些專 家知識改變了社會行動結構與形式，而其中人為的不確定性也在其中與知識系統 相連結。使得現代化過程中更多的知識、無知以及反思等交會並且進一步的形成 了新形態的風險形式。

而自啟蒙時代以來對於科學的確定性被質疑後，科學所創造的理性行動開始 崩壞，自我個體開始轉而自我尋找以及創造新的確定性，因為察覺科學自己創造 了許多危險，以及科學知識對於風險的不完整經常處於矛盾無法解決等，而質疑 科學。因此在風險定義上，專家與一般大眾經常處於對立的狀態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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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不同於前代，現代的風險是連結社會與人類責任，現代的反身性風險 是涉及到個體、制度以及專家知識而改變的本質，現代人需要依賴「專家」提出 某些生活的指導，而現代性的特徵也在懷疑知識的有效性，公眾認知到所有的知 識是存在著被再修訂的可能性。Giddens 在此與 Beck 不同的是，Beck 的反身性現 代化立基在於對於專家的不信任，反身性本身就是對於專家的批評。而 Giddens 則強調信任，他認為即便是晚期的現代性人仰賴專家系統勝過在地知識，依賴象 徵標誌，然而信任仍然是生活所必需的一部份。

Beck( 1999:119-121)認為風險僅僅暗示了甚麼不應當被做，而不是甚麼應當 被做。風險所引發的恐慌創造了無力與無能的氣氛，無所事事和需求太多把這個 世界變成了一系列無法克服的風險，這可稱為是「風險陷阱」。對於如何在風險 陷阱中行動沒有規定，但是存在著完全對立的文化反應，在不同的界限於時間內，

漠然與恐慌的騷動常常是突然的、極端的再交替。很明顯的一件事：一個人在這 種情境中行動不再是能由專家決定的事情。由專家指出的風險同時解除了這些專 家的武裝，因為他門迫使每個人為自己決擇：甚麼是可以忍受的，什麼是不在可 以忍受的？抗議還是不抗議、甚麼時候抗議以及在哪裡抗議，即使在僅僅採取了 一種有組織的、不同文化間的消費者聯合抵制的形式。這些議題提出了關於公共 權威、文化定義、全體公民、議會、政治家、道德規範以及自我組織的問題。

Giddens(1990:144-145)則強調信任，信任以風險的察覺為前提，一種積極的 態度。在面對隨條件而變的結果時能提供可信賴性，也因此能夠降低對於已察覺 風險的關心。信任可能導致反身性的計算或者是簡單的選擇相信某個個體或組織。

這樣的信任能使個體發展自我保護的繭，讓人們在生活中有所進展。而這個保護 繭有時候會被那些強調風險存在的經驗所刺破，如此也促成了對已經建立的日常 習慣質疑。個體經常會重新建立安全繭，以此重新克服恐懼和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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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Beck( 1999:124)對於現代性的矛盾也提出了解決方式，根據不同學科理性 的差異、或科技與社會系統性理性的延伸，進行開放性的對話溝通。在這個之中，

各個體系能相互合作卻不受限於體系，超越邊界是當前議題的核心。在論壇協商 並不一定是共識的製造機，也有可能是預防或是防止，甚至是整合矛盾。風險社 會會越來越依靠專家，但專家卻可以被區分成兩種。第一種是精確性的信徒，其 論述來自於方法論。第二種是多方爭辯的，導向基礎或基礎的謬誤。

依賴專家知識來提供政策決策基礎已經是現代社會發展的特色。現代依賴專 家來決策已經是政治常態。(周桂田 2004:190)台灣在這種「信託」²概念的模式下，

運作著現代的台灣風險溝通。台灣傳統的風險決策是立基於「信託方式」此決策 模式仰賴公民與政府建立的信任及守護者的公正性。但是威權技術官僚之下單方 面的決策與治理，破壞了社會所建構的信任關係。綜合上述，再由中研院 2012 年所做的「第六期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環境組的問卷中，對於「台灣面對的環境 問題及其解決方法，各方的看法並不一致，請問您最相信誰的說法」一題中，信 任專家學者以及民間環保團體加總高達 83.8%，但對於國民黨以及民進黨的加總 僅 5.5%。(章英華、杜素豪 2011:309)台灣公民與政府的信任關係顯見受到破壞，

而在「請問您同不同意以下說法？關於複雜的科學與技術政策，應該由專家來決 定」一題，非常同意與同意加總高達 86.5% 也符合 Giddens 強調信任與公民會自 我發展保護繭的理論。而在「請問您同不同意以下說法？民眾有助於提升環保政 策的品質」一題中，非常同意與同意加總高達 90.3%。而「請問您同不同意以下 說法？民眾有能力提出對環保政策有建設性的建議」一題中，非常同意與同意加 總高達 78.8% (Ibid.) ³。顯見民眾對於政策參與的需求以及急迫性。儘管如此，檢

2「信託」概念請參照，周桂田，2007，<全球風險典範之轉移：論紀駿傑、蕭新煌著《環境與社 會篇》>，《研究臺灣》，6 月，頁 181-195。

3 關於「請問您同不同意以下說法？民眾有能力提出對環保政策有建設性的建議」、「請問您同不 同意以下說法？民眾有助於提升環保政策的品質」、「請問您同不同意以下說法？關於複雜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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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台灣最近幾次的重大環境議題或是開發案，民眾所能參與的機制除了公聽會以 及說明會外，幾乎沒有其他的管道，逼迫民眾為了表達意見走上街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