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動機

第一章 緒論

1. 問題意識與緣起

1.1 研究動機

現今資訊網路的發達以及運輸科技的革新，將科技貫穿我們生活的每一部份。

從 Max Weber 所解析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之「理性化」的邏輯引導下，現代 科技狹義的單一科學解釋角度、強調控制、計算及進步的發展思維，深深影響現 代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文化。人定勝天的觀念帶來的不只有生活便利，還帶來 狹義運用知識、單一獨斷的理性造成的風險。

今日人類社會中，不管是科技先進的歐美日等國家、抑或是開發中國家，都 要面對新自由主義所揭示的效率、效能的意識形態所導致的環境與生態破壞。台 灣 80 年代，國民黨政府面臨許多外交壓力，中國所採取的經濟開放政策使得台 灣在國際地位上更加孤立。確保經濟成長便成為當時國家政權的存續基礎其政權 的合法性就必須仰賴經濟上的不斷成長以滿足國內人民生活需求。

然而即便是到了 1990 年代空氣汙染大幅降低，美國著名的研究「哈佛六個 城市世代研究」在流行病學上發現微粒的健康效應，其中又以細懸浮微粒為最重 要的角色。細懸浮微粒會增加死亡率，特別是關於心臟、呼吸道疾病，以及肺癌 的死亡率升高，這個研究促使美國環保署在 1997 年制定細懸浮微粒的標準。(鄭 尊仁 2012:6)而台灣的空氣品質已嚴重到了危害人體健康的程度，台灣吸菸的人 口雖然有下降的趨勢，肺腺癌的發生率卻有逐年上升的現象，其中一個主要的原 因指出與台灣空氣中的細懸浮微粒太高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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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懸浮微粒不只是在台灣造成嚴重的空污問題，他已經成為了一個當代新興 的跨界汙染問題。尤其在中國大陸，細懸浮微粒更是成為了一個危及國家安全的 議題。由於台灣緊鄰大陸，受到跨界的細懸浮微粒影響極大。我國鑑於美國的空 品標準，環保署於 1999 年 7 月開始執行「微粒空氣汙染健康風險評估計畫」環 保署收集一年的空品資訊，於 2007 年籌備會議，並建議利用 4-6 年的時間研擬 國家空品標準。

在環保署研擬 PM2.5 政策的同時，雖然對於該風險的知識仍然掌握在技術 官僚的手上，但當因商業週刊一文「浩劫天空」的專題報導刊出，該文章提到國 國光石化將會使細懸浮微粒增加，將細懸浮微粒的議題凸顯，才使得 PM2.5 的 議題浮上社會檯面。而中興大學莊秉潔教授也在此一報導刊登後，受到環保署的 邀請，在環保署舉行國光石化「健康風險第二次專家會議」中，以列席學者身分 提出「國光石化營運造成 PM2.5（細懸浮微粒）與健康及能見度之影響」模擬結 論。

此時，原本簡單的空氣汙染問題，已經轉變成 Ulrich Beck 所指出的現代社會 風險問題。Beck 認為，作為與第一現代不同的第二現代，意義乃是與啟蒙時代 以來被窄化成工具理性的科學，必定是進步理論相駁斥。而第二現代所代表的，

正是 Max Weber 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除昧」，客體擴張之下科學既然做為人為 的理性，必定充滿許多的假設與不確定性。Edmund Husserl 指出，科學本身為一 種先驗的過程，科學的本質並非真的本質。Karl Popper 則批判理性主義；科學是 經驗知識，由科學家不斷的累積，是一種經驗真理、偶然真理，而非永恆真理。

既然這些科學與假設並非永恆真理，現代科學的這些假設與不確定性，在今日以 科學至上的理由忽略。過去科學本身的意義「批判」已經不復存在。而這種不具 批判性的科學，在全球化自由競爭之下，科技發展等於經濟發展的思維導致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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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贊助發展「這種」科學，這些一味的追求忽略、隱匿、簡單而快的科技發展，

反而在現今社會變成一種，擴大的、無法忽視的、阻礙更大而且發展停滯的模式，

如 GMO 的議題。Beck 提出反身性現代的觀念，隨著車諾比爾爆炸，他的理論也 開始被大家重視。科技給現今社會帶來的不一定是進步，還有可能是倒退的，甚 至是無法復原的，於是許多無法容於社會的科技開始被大家抗議、討論。

Giddens(1990:83)認為現代社會是由專家系統、知識系統、科技系統所組成 的一套抽象系統。而 Beck 則指出風險是一個社會建構的過程，高科技的發展中 鑲嵌了在地的文化與價值判斷，而使得科技風險高度複雜性。尤其是對於社會以 及生態衝擊的風險，造成了許多的高度不確定性與複雜性。風險被視為是一個開 放的、多元的、具備公共性的政治社會建構過程。這種風險的建構過程，是經由 政治、倫理、文化、科技、計算演繹與大眾媒體系統來發展風險的內涵，並且其 關鍵在於定義風險的論述過程。

周桂田(2002:73)則認為，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往往是建構風險社會的重要元素，

而社會往往是驅迫國家進行風險政策的關鍵力量。風險作為一種社會建構過程的 角度來說，運動團體的論述策略、位置和行動變得非常重要。在台灣社會在發展 高科技的時程中，社會內部所具有的某些歷史結構因素、政治機制或文化、並未 明顯、直接的生產對科技風險的反省、批判，這是社會內在的遲延，將會產生更 大的風險。

過去許多事件中，傳統技術官僚所偏重的專家政治與專家諮詢委員會決策方 式，強調其科學知識之中立性及客觀性。但專家評估也有其問題，如不透明性以 及藉由不同的框架理論操弄評估內容和結果，這種決策品質常受到大眾的質疑。

該風險溝通方式使得政府在各種爭議風險事件當中的政策失當，大量失去民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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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造成公眾對政府的治理能力信任下降。2008 年中國毒奶粉事件，衛生署 在內部會議討論之下，公布三聚氰胺合格範圍為 2.5ppm 而遭受質疑，又堅持其 科學專業知識，直接導致政府官員下台。又如在 2011 年的國光石化案件當中，

由於環評與幾場專家會議，其中間的研究方法、假設與使用工具都極具爭議，專 家之間無法得達成共識外，更被批評專家諮詢缺乏透明性及參與性，以及利用具 有爭議的評估方法，忽略社會文化議題，確立不確定威脅的可接受範圍(建構的 風險)，最終受到大眾的強烈批評而造成國光石化整體政策失敗。

台灣上述風險溝通問題，在世界各國皆經歷過共同的發展歷程。在其他世界 先進工業科技國在 90 年代起已注意到這個問題嚴重性，紛紛發展不同的公眾參 與或涉入科技評估機制。如果從 Beck 的角度來看，以往單向度科技威權的方式，

各種不同學科之間的交流以及各種與公眾對話的多面向互動機制，反而能提高社 會信任、增加風險爭議的判斷，更能激發科學想像。而 Jasanoff 的角度，則表示 各國的風險溝通是建立在政治、歷史、文化脈絡上的。社會經過科技衝擊、感受 到科技的影響後才會經由在地的文化動能，展現於在地方對於科技的想法，而且 這種想法，也從原本單一的科學絕對論，轉變為多元的科技思維。

Jasanoff(2005:248-250)指出科學是一種社會活動，而且更多的活動是在創造 對於世界的共同理解，而不是對科學進行的探索。科學和技術建立社會秩序，不 僅僅是以創造學知識本身為目的。只有在人們開始感受到技術的影響後，事實或 假象才會在客觀世界中與文化價值一同出現。公眾的問題圍繞著科技應該如何構 成生活，答案又反過決定科學研究的目的和手段。

科技與政策問題一直很難脫離公眾理解科學這個部分，科學社會認為只要公 眾理解科學就能排除公眾對於科技的質疑。知識和理解之間的差距被認為是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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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威脅。科學界領導者認為公眾與科學之間的差異來自於不理解，一種認定 無知的大眾需要被國家或受國家資助的科學救助理論。在這種想法下去做的科學 溝通，必定是單方面，去塑造它們認為的有知識公民，並且提供特定的訊息。

在政治文化各個方面，科學與技術以不同方式存在於公眾的頭腦之中，這種 意象通過文化方面具體的知識反映出來。公民認識論指的是一套制度化的作法，

特定的社會成員通過這種做法來考察、反對某些用於作為集體選擇之基礎的科學 主張。任何文化都有自己固有的習俗，這些習俗對於其本身的社會交互作用是有 意義的。Jasanoff(2005:255)認為現代科技文化已經形成了默認的知識方式，人們 透過這種方式來評估科學主張的合理性以及可靠程度。這些科學主張將影響它們 的生活，不能經受這些考驗的論點就會視作不合理、不合法的。這些集體的認識 方式就是一種文化的公民認識論(civic epistemology)。這些方式是獨特的、系統的，

往往也是制度化的，透過慣例而不是正式的規則來闡明。

上述全球化風險的愈來越顯見與擴張、台灣的專家政治脈絡與科技風險，再 社會所面臨衝擊時其形塑出的公民認識論，細懸浮微粒 PM2.5 議題是一個正在 發展的社會案例，本文欲研究從國光石化中浮起的在地科技風險議題，去分析中 間的政府科技官僚的決策、社會團體的運動、以及公民的意識與抗爭所形成的有 關於台灣在地風險脈絡與其公民認識論，以上為啟發本文的研究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