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目的：

癌症是一直是台灣的死亡因素的一大因素(江盛 2012:11)，台灣每五個死亡 有一個肇因為癌症，而每五個癌症死亡及有一個是肺癌。數據顯示台灣一年有七 千人死於肺癌，換句話說一天有二十人死於肺癌。台灣女性肺癌以腺癌居多，與 香菸導致的上皮癌不同，台灣女性肺腺癌是因為致癌的細懸浮微粒穿透氣管末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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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在肺泡產生癌變。近年來，台灣男性的肺癌也逐漸出現類似現象，現在台灣 男性的肺腺癌比率已經超過上皮癌，因此學界認為肺癌傳統的頭號危險因子香菸 之外，台灣環境一定還有其他重大的致癌因子。事實上，除了第一大的死因「肺 癌」，台灣十大死因第四位的肺炎、慢性支氣管炎和阻塞性肺疾也和空氣汙染有 關。

除了吸菸以外的致病因素，目前被認為極有可能是「細懸浮微粒」。空氣中 飄浮著一顆顆看不見的灰塵，就稱為「懸浮微粒」，顆粒有大有小，小於或等於 2.5 微米(µm)的粒子，就稱為細懸浮微粒(PM2.5)，只有頭髮直徑的 1/28。細懸浮 微粒與其他微粒不同的地方在於，其他較大的懸浮微粒會被鼻腔被阻隔。但粒徑 小於 PM2.5 的「細懸浮微粒」卻會隨著呼吸進入人體直達肺泡，引發心肺疾病、

長期暴露甚至會引發癌症，彰化基督教醫院兒科部部長錢建文指出，長期研究已 明顯看出，PM2.5 對健康有明顯效應。在心血管疾病方面，主要的影響包括缺血 性心臟病、心律不整、心肌梗塞、腦中風。長期居住在 PM2.5 濃度較高城市的 民眾，這些疾病的發生率都比較高。甚至某一天 PM2.5 濃度突然上升，當天或 隔天，因為這些疾病去看急診、住院的人數也會上升。目前「細懸浮微粒」已經 成為全球最關注的新興污染物。

PM2.5 有大自然產生的、有人為的。人為的來源又可分原生性、衍生性兩種。

原生性包括汽機車、工廠排放、二手菸、燒香等燃燒行為。衍生性則是所謂的二 次汙染物，即為工廠排放的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硝酸鹽、揮發性有機物等，在 空氣中經過光化學反應後，轉成 PM2.5 的粒子狀態，而在台灣，鄭尊仁教授指 出(鄭尊仁 2012:6)此類的二次汙染物占了細懸浮微粒的很大比例。在眾多排放源 中，有一大部分來自火力發電廠、石化廠、煉鋼廠等工業。而且工業排放的細懸 浮微粒中，又含有較多有害物質，一旦沉降到地面，工廠附近居民的健康風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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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高。「細懸浮微粒」已經成為當代的全球跨境汙染物之一，並且在台灣目前 的工業發展中是不可忽視的健康風險議題，成為台灣的在地風險，並且目前正是 政府、技術官僚、內部與外部專家以及公民社會共同建構的風險議題。

在我國政府的近來的科技決策當中，有各種與環境相關議題的政策，如核四 建廠、中科三四期、台中火力發電廠擴廠、六輕擴廠以及國光石化興建。台灣的 地方社會團體積極參與其評估會議，企圖影響政府決策，防止政府不依據「環境 與社會永續發展」的原則進行決策。但在過去傳統技術官僚的想法下，仍舊常常 堅守著專家知識、科學的客觀性與中立性，並且批評環評破壞經濟發展或是使國 家失去競爭力。

在全球化持續進行下，過去傳統技術官僚決策已經受到考驗。過去傳統技術 官僚在面對複雜的科技與風險事務決策，常利用設置「專家諮詢委員會」，強調 其科學知識之中立性及客觀性。但專家評估也有其問題，如不透明性以及藉由不 同的框架理論操弄評估內容和結果，這種決策品質常受到大眾的質疑，使得公眾 對政府的信任江河日下。除了 08 年的中國獨奶事件，06 年到 11 年的國光石化開 發爭議，08 年至今日的仍然延燒的中科四期爭議，以及有關食品安全的美國牛 肉事件，無論是從決策模式、社會爭議、公民社會抗議以及風險溝通與社會信任 對比來看，台灣公民意識並沒有因此崛起及公民社會逐步茁壯，即便是因社會運 動強力抗爭最後而停建的國光石化，仍被批評環保署在既有的制度下，默默地承 受來自各方的壓力，卻無力檢討制度，甚至在許多場合過度配合演出，高調挑戰 司法威信。¹例如在國光石化案件中，也被批評原本環評遲久僵持不下，但卻在 後來第五次專案小組環評審查會議結束後，以兩案(否決以及有條件通過)並呈方

1 葉俊榮（2011 年 05 月 15 日）。優質環境對話空間的流失與創造。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取自：

http://e-info.org.tw/node/66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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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送交環評大會決議。被質疑是因為馬英九總統不支持國光石化所做的鋪成，而 非經過專業評斷後的審查。

Jasanoff (2005:248-249) 指出現代科技缺少了公眾的廣泛認同，要使新技術 被大眾接受就必定要接受公眾的質疑。國家政策的信譽必須部分仰賴於一個尚未 探討的基礎，國家的所作所為是否可信，抑或是說國家要如何做為才能被公民信 任？接受新的科技？在此我們要認知公民是複雜的，他們不僅僅是被動的、守紀 律的服從者；他們也是代表認知和應用的觀眾。在國家政治的系統之下，事件的 內容融入體制的形式與做法，公眾藉由此來評估他們統治者的可信度，不管是科 學、技術、道德還是通常情況下的三者結合。而可信度的特點偏偏不是法律或是 能書寫成文規範的，可信度是來自於各個在地文化，經過長期的文化的變異累積 所發展而成的慣例，這種慣例就是各個文化在接受新的知識、共同創造新的知識 的必要途徑。國家要建立行動的可信性、信譽，就必須要體認到其文化的特點，

從其發展在地的知識脈絡。而公民認識論即是表達那些產生於特定文化中的，基 於政治和歷史的公民知識與方法。

Beck 則認為解決現代抽象系統的高度不確定性，需要強調風險溝通以及整 體的風險評估。在這些風險的爭議當中，周桂田指出要解決這些風險爭議，決策 的典範必須要從專家政策、官僚決策，轉變為後常態的科學與風險治理。第二現 代所產生的複雜性風險必須是政府產業、公民團體、公眾發展具社會強健性 (socially robustness)的合作關係來做風險溝通、共同研議策略。台灣社會必須是 要走向穩健型的社會發展，發展強健的公民知識。

「風險溝通」(周桂田、謝子蓉 2012:25)並不是指決策完成或是有某種定向 結論後，企圖說服以及教育民眾。而是利用整體的風險評估(對人類健康和環境 的科學性評估，以及相關的社會關懷及經濟評估)，再利用建構、擴大更透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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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溝通平台，如媒體傳播、社會運動、知識教育，將風險科技開放讓社會大眾 參與批判與討論，共同參與以減低社會與政治成本，避免不必要的爭議以及賦予 科技系統和知識的正當性。反身性的風險評估是一個民主的社會選擇過程，選擇 開發、替代方案開發或是不開發。這種社會的選擇並不限於工具理性，反身性的 風險評估應該也會刺激規範與價值觀念。討論重點在於建立社會秩序，創造一個 公共領域的社會現實與社會偏好，而「風險溝通」首先應該要先設法找到一個通 用的語言，以確立問題、找出有效的解決方案以及確定要採取哪些行動，而這些 社會實踐應該受到尊重。

同上述，科技缺少了公眾的廣泛認同，要使新技術被大眾接受就必定要接受 公眾的質疑。公眾對於科學提出的主張或基於科學的主張的評價，形成了當今之 社會中政治文化的基本元素。關於可靠的科學主張應該是如何？以及應該如何表 達、代表和辯護這些主張？所有功能社會都有一共同的認識。然而，在各國不同 的文化領域中，這些認識又各有不同涵義。因此，公眾理性透過滿足根深蒂固的 文化期待而獲得其地位。這種期待涉及知識如何變成權威，如果要得到群眾的廣 泛支持，科學與政治一樣就必須符合這些已經在公眾心中根深蒂固的認識，尤其 當科學有助於做出重大的集體選擇時。

由於細懸浮微粒議題逐漸在全球興起，雖然還不廣為人知，但以風險為一種 社會建構過程的角度來說，該議題的成熟，運動團體的論述策略、位置和行動變 得非常重要。初步資料看來，在環保署細懸浮微粒的政策規劃中，社會運動團體 的抗爭與推動是不可或缺的力量。社會運動團體不但將鮮為人知的「細懸浮微粒 議題」策略性的延續其運動發展中的媒體論述，而掌握其論述的強化與擴大。促 進環保署的立法進程，甚至能使環保署依照各國中管制最嚴的美日標準來訂定規 定。這跟以往在不同的風險事件中，台灣政府重發展、輕風險的管制模式，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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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的風險爭議一律推給專家系統，科學的實證主義來做為評估與決策基礎，似 乎有些不同以往。雖說已經是部分突破過去發展型政府不鼓勵技術官僚積極處理 風險爭議問題，以免阻礙國家發展進程。但簡單分析之下，在風險溝通、發展政 策決策過程，仍免不了發現部分官僚權威與科學專業主義與外部科學家對於風險 爭議爭論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