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需要更重視外部的風險論述

自動爭測與手動檢測的爭議，與台灣應該適用哪一個標準爭議？如公民認為

「既然都是健康標準，應該要用 WHO 的標準」，環保署則表示「WHO 標準目前 無法達到」。「有自動儀器的監測，為什麼要用手動監測來美化數據」環保署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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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手動跟自動本來就有差距，而手動檢驗模式本來就是標準訂定的套裝規劃」

為什麼有爭議？第一、公民不信任政府，由於前述公民對於政府過去隱匿、遲滯 科技的風險問題，破壞了人民對於政府的信任，也直接懷疑到政府的執行能力，

因此促使公民主動、並且積極的釐清科技風險中的科學內容。二、政府所有擁有 的主流科學，技術官僚並非對等的來看待風險問題，單向度、從上而下的而非對 等的回答公民的疑問，甚至是不回答，也或許是認為沒有什麼好回答。但這樣的 處理方式並無助於解決現代科技風險的爭議。

當主流的科學受到外部的公民與專家所共創的風險論述挑戰，兩者的風險論 述之下，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應該要採用哪一種的風險論述？研究認為，公民與外 部專家所共見的風險論述，是一個滾動的、共同鑲嵌在台灣在地知識之下所形成 的風險論述。一方面，外部的風險論述建立在質疑主流風險論述之上，其實也鑲 嵌了主流的風險論述。另一方面，外部的風險論述擴及了許多公民與專家的範圍，

並且在不斷的滾動之中持續擴大，更能看見科技風險的樣貌。相較之下，技術官 僚所擁有的主流論述，在研究與政策的揉合當中，科學反而因為政治與文化的考 量當中，忽略的許多的風險。

然而在這兩個爭議當中，最後依然是依照環保署所既定的規劃，所來訂定標 準跟標準執行的方法。雖然環保署表示公民所提出的論述有其困難，在環境工作 上無法達成，但這樣並無助於社會的成長。公民一樣懷抱著對於政府主流論述的 不信任，以及對於政府執行能力的質疑。政府答應「會再找時間來單獨討論這個 問題」但之後卻沒有任何行動。「這是一套包裝，一個標準的執行辦法」「這是沒 有什麼好質疑的」，忽略公民在爭議的科學論述上，所欲求取知識的權利，這種 說法造成公民與政府之間的隔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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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這樣的風險溝通、對話是不夠的。公民透過他們所既定的思考模 式，來評估政府的科學主張是否具有合理性，政府不該是利用教育的方式，或是 直接回答，「這是一套包裝」等作為風險溝通的回答。這樣的方法只是有利於加 速政策的訂定，但是政策訂定後，倘若是再度受到其他科學的質疑、打擊。政府 的執行能力只會再更加被懷疑，並且更不受到廠商、公民等信任。這種作法無助 於社會的整體成長，公民的成長、廠商的成長與政府的成長。也就是說，爭議持 續被擱置而不去解決，都會成為社會成長的阻礙。雖然當科技爭議出現時，並不 全然一定是要採用主流外的公民與外部專家共建的風險論述。但忽視這個外部所 公民與專家共建的風險論述，利用傳統從上而下的教育模式，而非對等的模式來 做風險溝通，政府統治權力只會一再受到質疑。

前述在台灣細懸浮微粒的社會爭議之中，政府、公民與專家之間的互動形成 了一個大型的動態氛圍。公民之間自發性的創造動態動能，迫使政府與廠商必須 依照公民所欲為皈依。政府的主流知識必須要正視外部的知識，並且在看見風險 較大面貌時與公民討論如何是較好的方式來面對現今的高科技風險。同時政府執 行的政策有民眾的民意在背後，而較不再像過去可能被廠商所綁架，依照廠商的 利益來執行。然而要達到社會共同成長的社會動能，只成功了一半。另外一半，

還需要政府更重視對於公民的承諾，以及更重視公民與外部專家所建立的風險論 述，而不是認為公民都是需要被教育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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