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發現

現代科技中，實證主義、量化是一種非常特別的資源。他可以限制感知、縮 小分析、消除不確定性因素和政治因素的方法。他便於管理，但也同時會隱藏觀 點，尤其是將議題的放為設定在科技的範圍，至於在只適合專家分析的範疇時，

缺點同時也會更加明顯。

研究發現第一「公民會尋求偏好的專家，奪回論述風險的權利」台灣社會運 動團體，由於不再相信政府所提供的「官方知識」，但又鑒於科學爭議相當的複 雜以及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在社會面向上，公民感受到某種既定的威脅，但因 為對風險的未知於無知或是無能去知，為了形成一個有別於官方的科學知識論述，

尋求外部的專家學者來提出其他科學論述，以形成政治壓力來對抗政府所提出的 官方論述。台灣的公民認識論轉變，在地的社會運動團體，結合非官方的專家學 者，(有時候官方的學者也會有不同於官方的意見)，策略性的來對抗官方論述，

而引發一系列的科學爭議。

由細懸浮案例中，不同與以往，政府單向度的對在地居民，亦或是公民做知 識的教育用以當作風險溝通。過去不信任政府的背景使得公民不再願意以信託的 方式，相信技術官僚所述的「可接受風險」。在地居民透過自己一套信任的機制，

如同鄉背景，尋求到所信任的專家，而在地運動團體，又結合了特定偏好的專家，

亦或是能回答其社會運動所需知識的專家，來對抗其所不信任的官方論述。政府 所論述之可接受的風險受到公民論述的挑戰，何謂可接受的風險？誰來決定可接 受的風險？誰來接受這些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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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科技議題仍然缺乏正式的溝通模式」科技的爭議仍然還在，研究卻 發現，透過對於不同專家的訪談，專家對於自己的論述都有一套的說法，但是卻 缺乏溝通的機制，例如手動採樣與自動偵測的爭議，支持手動採樣的專家有自己 的說法，認為自動偵測比較準的專家也有說法，兩方對此都有疑問，但卻沒有一 個可以溝通的地方作為科技議題討論的平台。

第三、「政府必須正面回應公民的風險論述」這個動態的風險治理過程也將 許多專家學者聚集在一起，擴展與匯集新的台灣在地風險論述，而這個社會風氣 也使得政府原本以「無知」、「理盲而濫情」作為處理公民對於科技爭議的回應。

但當公民團體結合其偏好學者所提出的科學論述，政府就必須正面的，直接的，

正式的去回應公民團體其內部的共同建構而成的風險意識。在細懸浮微粒的議題 當中，公民為了反對國光石化而起的細懸浮微粒知識脈絡，迫使政府為了瞭解風 險問題，即便是超過原本預定的環評時間，仍然加開舉辦國光石化的議題分析討 論，不能迴避公民所提出的風險論述。而後在國光石化確定不投資時，也能持續 監督推動環保署，訂定對於細懸浮微粒的目標、期程。

四、「互動中會醞釀社會氛圍」前述這個動態促使成長的這股氛圍，在政策 決策方面也迫使政府正視其所訴求的議題，並且加快進程。也如前面圖示，原本 是政府與企業叢結，將會被公民的風險論述與社會運動所打破。由於打破了政商 之間的關係，使得注意到公民建構的風險議題並非只有在做環境評估的環保署，

政府會發現，即便是面對產業巨大的壓力，但是若是不重視公民所提出的風險議 題，一樣無法推動產業的更新與進步。而由於龐大的公民社會壓力，同時也會削 弱產業界對於政府壓力，迫使企業必須面對問題，也必須提出實質的解決方法，

並且自主成長。譬如在國光石化中經濟部會主動地去輔導產業，利用乙烯的分配，

將未來附加價值較低的產業淘汰。而不想在競爭中被淘汰的企業，就必須要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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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將自己的產品汙染減量並且提高其附加價值，不是只停留在基礎的高汙染、

低附加價值的投資裡。

圖表 15 動態的社會氛圍促發社會正向力量

圖表：作者自繪

五、「共建社會信任」Giddens(Giddens 1990: 83)信賴仍然是現代的重要內涵，

他也是工業社會哲學人類學的重要指標，現代制度的本質，乃深層的扣緊於人民 對抽象系統的信賴機制，也特別是信賴專家系統。政府信任專家系統，所以利用

「專家委員會」提供對於政策的良好解決方針。公民信任專家，因此利用專家建 立其自身的風險論述，同時公民鑲嵌在其中，成為風險論述的一部份。但如前文 提到，公民已經不相信政府對於風險治理的能力，過去的信託方式已經不再適用。

而公民與專家之間共創新的風險意識，這是政府必須積極面對的風險治理模式，

最終的目的，仍然是重建社會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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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面對著公民與專家的結合共創新的風險意識，政府必須積極面對。

在社會面向上，過去社會面對無知與風險，已經不是政府能虛應故事去處理的，

而是形成了一個公共的、政治的風險論述與壓力。

也因此，要建立回來公民對於政府的信任，除了不能流於黑箱作業，公正且 透明的資訊平台。另一方面，要正視面對公民文化所共構的風險意識，在風險溝 通與風險評估的程序上加入公眾參與，無論是社會團體代表或是公眾代表，越早 讓公民進入政府的決策體系，一方面公民能夠更加全面的接觸各種專家論述，建 構更完善的風險意識。另一方面對政府來說，這樣建構的政策更能從根本紮起民 眾的信任，更不單是一個政策，更是建構起公民對於科技議題的信任。科技來自 於民眾需求，但科技同時也改變了人民的需求，並且影響著社會的生活與價值。

而這樣良性的發展，能促使社會更具有強健的體制，面對未來的風險，都能讓彼 此在溝通上更加容易，並且在批判與反省中再度獲得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