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動監測委託學者的回應

倒底手動採樣與自動監測為什麼會差距這麼多，而且這個質疑不只是一般民 眾，連做擴散模式的學者與做公共衛生的學者都不認同？受訪者專家 3 回應為什 麼要採用手動的模式，也是依照環保署的說法，這是一個配套，美國就是用這個 配套方法來執行：美國發布這個標準，跟世界先進國家去發布這個標準，都是搭 配手動檢測的方法，自動歸自動，但你要談到標準有沒有符合尌要看手動的數據。

全世界國家都是這樣，那為什麼是這樣？我的推測是，因為美國是一個先進國家，

它們從很早很早以前用的是手動監測，它們是很早尌做手動，那我們台灣是相反，

我們台灣是先做自動，手動是知道說原來美國他們訂標準是用手動的數據，來決 定有沒有符合標準，所以我們才開始要使用手動的監測。尌是我第一年主要尌是 要把這個監測體系建立起來，第一年主要是這樣。

關於有彰化醫界聯盟吳君真質疑，手動監測是較舊的儀器，但自動是較新的 儀器，為何用舊儀器推翻新儀器？受訪者專家 3 也回應：我們在北中南八個地點 同步去做監測，那監測出來的結果我們還請檢驗所的朋友去做秤重，因為他的基 本原理是你去取微粒，用一張濾紙去取微粒，然後這張濾紙在還沒採樣之前要去 秤重，那完樣之後要再去秤重，那這張濾紙要在一個設定的條件，例如說，溫度 要在 20~23 度，相對溼度要在 30~40%，在這種環境之下，調理好才可以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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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秤重數值要穩定。有很多的規定，所以我們那個時候秤重的事情是請環境檢驗 所幫我們秤，那也算是說跟環保署有一個互相搭配合作，唯有那種很穩定的秤重 環境，你做出來的數據才有重複性。那所以那時候是說在建立那個方法，另一方 面是看說全台灣的手動數據是多少。……在之前都是學術界自己做，那學術界自 己做他們用的採樣儀器，都不是標準的採樣儀器，尌是大家自己買個儀器尌去做。

所以真的講起來，學術界裡面，尌說我們今天如果做一個結果大家要比較的話，

那嚴謹度是要有。今天你做任何的量測，可比較性是很重要的，那什麼是可比較 的，最好尌是我用的儀器是一樣的，我用的方法是一樣的。

而關於打七折的說法，受訪者專家 3 也回應：那個時候應該尌是我的期中報 告，然後它們直接拿去用，……那時候做出來的比值是這樣，所以那時候是期中 報告尌給這個數據，當然我們那個時候尌知道不同站會有不同的比值，那個比值 是各個站的帄均，那當然你拿那個比值去各個站用，我認為這是不對的。這你應 該可以理解。後來我們有發現說，不同季節又不一樣，那不同年份，相同的季節 又不一樣。所以坦白說，你說那個比值應該多少，以為我這座過來經驗我也不敢 跟你講多少。我認為比較好的方式尌是做這種回歸(斜率)，如果是比值的話一定 是手動除以自動是多少，手動假設是 20 自動假設是 30，這個數據尌變 2/3，可 是如果是這個數據，你看這個比值尌不一樣了，這個手動的還高一點。

事實上，手動採樣與自動偵測的爭議一直存在，環保署有環保署的說法，環 保署聘任專家也有其對科學方法論的自信，但即便在解釋，公民團體與部分專家 就是有質疑的地方。受訪者專家 2 的「一直在等他出來講細節」受訪者專家 1 表 示「種事情應該是要公開正式的討論，公民團體應該要求環保署舉辦公開並且正 式的邀請一些專家來討論這些議題」，那為什麼環保署聘任的專家如果有自信為 什麼不出來回答？受訪者專家 3(環保署聘任研究自動徵測與手動偵測的差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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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其實環保署以前有跟我講說，如果有人邀請你，或有這個問題，我可不可以 去做個說明，但也沒有。但我也不喜歡人家有事沒事一直找我，但有必要澄清的 時候我是很願意人家來找我出來講。而且我自己可以站得住腳，沒人找我當然我 更好啦。這就很弔詭了，公民對於手動與自動偵測的爭議充滿懷疑，其他跨學科 的專家等者做手動與自動偵測的專家出來解釋。然後，環保署聘任的專家卻表示 沒人找過他討論關於自動與手動偵測的細節問題。環保署空保處主管 1 的回答：

我個人是覺得沒有什麼好爭議的。也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這很明顯就是在風險 溝通上，缺乏了公眾參與的機制，而這種公眾參與不是單向度的教育，宣告政策 實施方式。與第四章同樣的，Jasanoff 認為現代科技文化已經形成了默認的知識 方式，人們透過這種方式來評估科學主張的合理性以及可靠程度。這些科學主張 將影響它們的生活，不能經受這些考驗的論點就會視作不合理、不合法的。這個 時候，這種風險溝通的模式，已經無法被公民當作時合理、以及合法的過程了。

也就是說即便環保署宣稱：本署認為標準訂定不應是漫天喊價式的決策，應 該回歸法制及學理基礎，但是科學揉合了一定的政治與文化的考量標準。不純粹 科學、也不純粹文化，細懸浮微粒這個科學議題政策，原本是稱根據科學的考量 來訂定的標準，而官方也宣稱「標準訂定不應是漫天喊價式的決策，應該回歸法 制及學理基礎。」但事實上，雖然標準是科學的，但政策並不是科學的，細懸浮 微粒的標準訂定已經一腳跨入了社會脈絡。這樣的模式形成了一個動態的過程，

雖然大家都有對於標準法規的訂定共識，但在其他論述方面就開始論爭，嚴格於 否。產業界的給政府壓力，而民間結合專家提出新的知識論述一方面支持，一方 面希望標準加嚴。

這是一個微小的改變，動態的政治折衝，即便是雖然最後往環保署所規劃的 目標而發展，但環保署也表示，WHO 的標準是它們的目標，並且同時也不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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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自動監測作為標準的依據。決策的訂定並非以往技術官僚藉由預測、分析來

「規劃」，來主導政治的訂定，決策之後也受到公民團體的持續關注與監測。

也就是說，前述所述的動態過程，創造了一個大型氛圍，這個氛圍能促使社 會正向的驅動，如政府必須正視所謂的產業結構問題：因為那都是跟燃燒產業、

工業產業有關，你願意把這些東西被燒掉嗎？你有沒替付的東西？(受訪者專家 4)同時促使了立法制定者能更積極的打破過去政商之間的叢結，有時候我們做環 境保護的工作，也是要順著這個東西來做，假如今天沒有他們這個訴求，恐怕我 們的 PM2.5 也是很難推，一起配合把這個議題做好。……單靠環保署來訂定法規，

環保署還要面對產業界、經建部門的其他壓力，甚至做移動源的管制也不是這麼 好管的，因為這都還涉及到製造業者，環保團體的關心，適度的表達社會上的期 盼……(受訪者環保署空保處主管 1)。

而這個正向的驅動，也能促使產業界正視公民所提的問題，將其產業融入社 會文化當中，而產業也必須去適應這個積極的、充滿活力的、主觀動能的公眾概 念。當一個產業是融入在社會文化中，必然能受到較多的公眾支持。要重新獲得 信任，就必須要回到 Jasanoff 所述公民認識論的特點，也包括表現、檢驗、核實、

投入公共場域所使用的知識方式。當我們把公共生活部分想像成一個各種相矛盾 的知識主張驗證場所，以及建立國家行動可信性的劇場時，當國家的信譽建立起 來，必定對社會是正面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