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瑞金時期：解放的長路（1927-1936）
第一節 全面抗日（1937-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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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延安時期：抗日與建國（1936-1949）
歷經「長征」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國民黨圍剿及中共內部嚴重鬥爭等情況下，人力物 資皆面臨窘況。正當國共談判陷入僵局之際，「西安事變」爆發，中共因善用國內外形勢，
迫使國民政府與中共一同全面抗日，從而令「中共成為事變的真正受益者」389。
抗戰期間，國共兩黨面臨日軍攻擊，皆損傷慘重。然而，中共藉由階級鬥爭及激烈的土 地革命博取貧苦農民信任，除建立新的農村基層結構，同時亦於敵後地區建立根據地，據此 動員更多人力及物力。中共對於國民政府施政的檢討與抨擊，隨之煽動學潮等運動，更進一 步擴大其影響力。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共不僅取得領導中國民族革命的發言權，更成功從國 民黨手中奪取政權，於1949 年建立新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
新中國的成立，令中共黨員雀躍不已。然而，在抗戰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這段期間 內，中國民眾付出與犧牲了非常多的東西。中國的女性，在這段期間內，不僅得對抗來自日 本的侵略，同時亦得面對似乎逐漸退縮的「解放」。1949 年 10 月，當毛澤東高呼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成立，大喊中國人民站起來時，中國女性是否也「站起來」了呢？此為本節欲探討 之要點。
第一節 全面抗日（1937-1945）
「長征」被中共視為是「中國人民一個極可寶貴的勝利」。中共認為南方紅軍和游擊隊 的三年游擊戰爭，「正確地」執行且完成中國共產黨的路線及任務，因而使各游擊區「成為 中國人民反日抗戰的主要支點，使各游擊隊成為最好的抗日軍隊之一部。」390
然而，陳永發在其研究中則指出，當時中共紅軍之所以離開各根據地，並非主動戰略轉 移，而是被迫遷移，「無論從那一個角度來看，中共在1935 年都算是走入窮途末路了。」
他認為，儘管九一八淞滬戰爭、西安事變或蘆溝橋事變，皆非中共所能決定，但中共卻能藉 此鼓吹抗日統一戰線，從而迫使歷史往「停止內戰，準備抗戰」的方向發展。391
無論如何，西安事變發生後，不僅使得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再次合作，同時亦將 1937-1945 年的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帶向「全面抗日」的道路上。
389 陳永發認為，儘管中共不是西安事變的策畫者，但是經由此事件，「逼蔣抗日」的政策目標終於達成了，
而中共憑著冷靜及理性的方式處理局勢，使得中共成為事變的真正受益者。詳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 十年》上冊（台北：聯經，2006），頁 319。
390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頁 515。
391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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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解放與規訓：中共與性別話語建構（1921-1949）
一、拋棄內鬥 共赴國難
1936 年 8 月，共產國際發出電報，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停止紅軍與蔣介石軍隊間的 軍事行動」，並必須與蔣介石達成聯合抗日的具體協議。
我們認為，把蔣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並論是不對的。這個觀點在政治上是錯誤 的。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式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在現階段，一切都應服從對於日本 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首長必須正式向國民黨和蔣介石提出立即開 始停戰談判和簽定共同對日作戰協定的建議。392
在共產國際發出這封電報後，中共中央隨後發信給國民黨，呼籲兩黨在抗日前提下，進 行第二次國共合作。毛澤東在9 月間分別致書宋慶齡、蔡元培、邵力子、李宗仁等人，請他 們利用各自資源共同推動抗日統一戰線。宋慶齡、何香凝等人，向國民黨領導人提議召開國 民黨五屆三中全會，討論國共合作問題。393
宋慶齡與何香凝，被中國共產黨歸類為所謂「國民黨左派人士」，她們不僅長期從事
「婦女運動」且有一定影響力，對中共理念亦相當認同。在1920 年代國共首次合作時，
宋、何二人經常力促兩黨婦運工作者間的合作；到了1930 年代日本侵略中國之際，更疾聲 呼籲國共兩黨放棄互鬥，共同對抗日本。
曾因廖仲愷被殺身亡，對中國情勢及國民黨極為失望因而前往法國的何香凝，眼見日本 侵略中國情況日益嚴重，遂趕回中國。何香凝回國後，寫了很多文章，例如〈人人都有救國 的責任〉、〈對時局之意見〉、〈救濟國難書畫展覽會宣言〉、〈致蔣介石等函〉、〈致孫 元良等函〉、〈國難救護隊後方理事會募捐啟〉等，呼籲各界共同抗日，並嚴厲譴責日軍對 中國女性的暴行。1933 年，何香凝在〈建議釋放全國政治犯〉中提到，國難當前，對於那 些「有改造社會愛護國家思想的政治犯」，應該給予大赦，讓他們有「一個自新的求仁的機 會」。3941934 年 4 月，宋慶齡、何香凝等 1 千多人簽名發表〈中華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 領〉，要求中國人民總動員對日作戰，停止屠殺中國同胞的戰爭，同時與「一切對中國人民 武裝抗日同情援助或表達善意中立的國家和民族」建立友誼。395
1936 年 12 月 12 日，張學良扣押蔣介石及國民黨軍政要員，通電全國要求停止內戰一 致抗日，這件事被稱為「西安事變」。事件發生當日，何香凝與宋慶齡擔任執行委員的全國 各界救國聯合會，聯合其他17 個救亡團體共同發表擁護張學良、楊虎城所提改組南京政
392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的電 報〉，《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三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 9。
393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頁 554。
394 何香凝，〈建議釋放全國政治犯〉，尚銘軒、余炎光編，《雙清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頁 136。
395 〈中華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尚銘軒、余炎光編，《雙清文集》下卷，頁 1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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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延安時期：抗日與建國（1936-1949） 119
府、停止內戰、開放民眾愛國運動等八項抗日救國主張。1937 年 2 月 15 日到 22 日，國民 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討論對日抗戰政策及對中共的政策。中共在國民黨召開會議前，曾致 電國民黨中央，提出五項要求與四項保證。396宋慶齡與何香凝積極推動國共第二次合作，毛 澤東對於何香凝相當尊敬，曾在何香凝贈送毛澤東畫集後寫信感謝何香凝：
先生的畫，充滿鬥爭之意，我雖不知畫，也覺得好。今日之事，惟有鬥爭乃能勝 利。先生一派人繼承孫先生傳統，苦鬥不屈，為中華民族樹立模範，景仰奮興者有 全國民眾，不獨澤東等少數人而已。397
1937 年 7 月 17 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最後關頭」談話，要求全體國民奮勇抗日398， 毛澤東認為蔣介石此番談話「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黨多年以來在對外問題上的第 一次正確的宣言」399。9 月 22 日，國民黨在中央通訊社正式發表 7 月份由中共中央所交予 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並發表蔣介石有關兩黨合作抗日的談話，此際被視為 國共第二次合作的開始。
1937 年到 1945 年，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在合作對抗日本侵略的同時，未曾停止 爭取抗日領導權。這兩黨在許多政策上再度合作，「婦女政策」亦然，儘管依舊強調著「解 放婦女」的重要性，此時卻認為「解放婦女」必須以抗戰勝利為前提，因此所謂的「婦女工 作」大致上便圍繞著抗日議題而進行。
二、抗戰時期「婦女工作」
1930 年代末期，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達成共同抗日的共識，也反映到「婦女運 動」及有關女性的諸多政策上，這一點可從當時兩黨文獻中獲得佐證。
中共中央組織部在1937 年 9 月發布的〈婦女工作大綱〉便是一例。此工作大綱，針對 鬥爭綱領、工作策略、群眾組織、宣傳教育與領導等問題提出說明，大抵為抗日期間中共
「婦女」工作方向。在〈婦女工作大綱〉最開頭便強調，必須以「動員婦女力量參加抗戰，
396 中共所提五項要求包括：停止內戰、實行民主自由、召開國民大會、迅速準備抗日和改良人民生活；四項 保證則為：取消兩個政權敵對、紅軍改變名稱、在革命根據地實行新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詳見：
尚明軒，《何香凝傳》（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頁 234-235。
397 毛澤東，〈毛澤東致何香凝函〉，《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 106。
398 蔣介石，〈對於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收錄於林養志編，《中國國民黨宣言彙編》（台北：中國國民 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頁 370-373。
399 毛澤東，〈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頁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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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資料》1937-1945（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頁 1-7。401 鄧穎超，〈對於現階段婦女運動的意見〉，《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37-1945，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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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延安時期：抗日與建國（1936-1949） 121
分別提出「解放」訴求。這個特點，大致反映了抗戰時期中共「婦女運動」原則，而該時期 中共「婦女運動」可粗略歸納出下列幾點訴求，包括動員各階級女性參與抗日運動；沒收日 本及親日者的財產用以救助貧苦女性；改善工農女性生活情況；反對封建束縛並提倡婚姻自 由等。
無論中共或國民黨，皆將抗戰勝利視為「婦女解放」前提。鄧穎超便曾就抗戰期間的
「婦女運動」提出她的看法，她認為中國「婦女運動」是伴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方向進展 的，且是不可分離的一部分，「現階段的婦女運動，亦是隨著抗日民族自衛戰爭的開展，而 展開了進步的新陣容。」鄧穎超強調，抗戰期間必須盡全力動員與組織「婦女大眾」到抗戰 中來，增加一支偉大而有力的新生力軍「到神聖的抗日民族自衛戰場上」。鄧穎超認為：
「中國婦女解放，也只有在參加抗日的民族自衛戰爭的最後勝利中，才能獲得。」407
「中國婦女解放，也只有在參加抗日的民族自衛戰爭的最後勝利中，才能獲得。」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