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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作為一種必須「被解放」的目標，中國女性從清末開始逐漸出現在歷史文本中。然而，
知識與權力經常是共謀的，它們決定了何者是進步、何者是落後，主宰著社會「前進」的論 述權。作為「被解放」的目標，卻未能擁有解放權的中國女性，始終處於被建構出的「解 放」話語中，她們亦步亦趨地追尋著「解放」理想，卻也一步步地將解放獻給民族、國家、
社會等各種前提。
以國家之名
清朝末年，無疑是令中國人倍感挫折的歲月。外來帝國主義侵略、國內腐敗的政治等情 況，一再打擊著中國社會穩定與「民族尊嚴」。身為「龍的傳人」，中國人有著存在許久的
「民族」驕傲，這樣一個由天子所統治的國度，怎麼會面臨衰敗，並被外來的「蠻夷之邦」
打得潰不成軍？為能重拾榮耀，中國知識份子開始尋找救亡圖存之道。他們發現中國「婦 女」有很大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攸關國家與民族的存歿興亡。
於是，中國知識份子們以「婦女解放」為由，發起戒纏足、興女學等運動。這些以男性 為主的知識份子，要求中國女性必須解開那些令人感到羞恥、厭惡、不衛生、不美觀與不進 步的「三寸金蓮」，而這令人厭煩的小腳，卻也是過去經常被知識份子所歌頌的「美」的象 徵。另一方面，為能讓中國與世界接軌，過去高倡著「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知識份子，逐漸 要求女性接受教育，其目的是為了不讓女性生育出劣等的、沒教養的下一代。
「婦女解放」的訴求，在清末之際，顯然有些「激進」。然而，這些論述與其說是為解 放女性，更像是為民族、國家與社會建構新一代的「賢妻良母」。因此，這些被「解放」論 述所召喚的女性，不僅被要求需要具備傳統女性諸多美德，更要愛好學問、熱愛國家、響應 革命。這一切，都是為了拯救那個存在價值總是高於女性的「國家」、「民族」及「社 會」。
清末時期，部份「被解放」的女性，面臨不同的境遇。以纏足為例，原已被迫纏足多年 的女性，如今頂著「落後」的大帽子，被指責是國家衰敗的根源，不得不解開那條裹足布，
換來肉體上難以承受的痛楚，以及心靈上無法抹滅的傷痕。為了迎合男性的性慾望，她們被 迫裹上雙足；為了滿足男性的自尊心，她們被迫「解放」雙足。另一方面，部分響應「救 國」的女性，不再主動纏足，在贏得些許來自社會的「讚賞」後，卻也得面對向來難以撼動 的男性觀看的慾望與歧視。許多女性，面對那雙令人尷尬的雙足，在纏或不纏中無盡地掙扎 著，她們滿足了現階段男性所投射的欲念，卻始終未能換取真正的解放，甚至承受了所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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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解放與規訓：中共與性別話語建構（1921-1949）
國衰敗的過錯。中國女性一再地從社會輿論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她們被告知中國衰 敗的責任來自於女性的落後，女性自古以來便是「禍水」，便是拖累國家社會進步的原罪。
另一方面，興女學的要求，看似為了讓女性與男性共同擁有受教權。然而，這些所謂的 女學，不過是從「賢妻良母」角度來要求女性接受那由男性所規範的賢良標準。男性抨擊著 過去女性因為素質不佳，所以傳授鄙劣知識給子女，不僅貽害子女，甚至危害國家。然而，
這些不斷指責女性落後的人，卻似乎未能看見自己才是招致女性「落後」的始作俑者，忽視 了在傳統中國父權社會下，女性所接受的教育，經常基於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等意識形態，
而這種不平等的思維，難道不是男性霸權所傳授的？難道是女性所歡欣鼓舞主動爭取的？
清末之際，諸多提倡「解放」女性的輿論，的確讓部分女性從戒纏足、興女學等聲浪 裡，得到某些「好處」。她們在傳統封建社會要求女性不得踏出家門的規訓，以及救亡圖存 的革命需求中，得到一點點來自男性所恩准的「自由」，部分女性得以走出家門，參與那些 向來只屬於男性的政治與革命運動，然而這些革命志士們卻不忘藉由行動與輿論提醒中國女 性，民智不足、國力不足、進步太緩、都是因為女性。因此，清末時期有許多「女傑」們，
她們一方面要求解放，卻同時瞧不起自己，一切作為只為證明自己可以「像男人」一樣，藉 由模仿男性，這些女性嘗試著壓抑自己的「落後」，隱藏那些「卑下」、「衰弱」的所謂
「女性特質」。那些禁錮女性許久的枷鎖被「解放」了，女性「享受」著「被解放」的歡 愉，男性品嚐著「解放」女性的成果，在這種政治與解放論述的共謀中，女性再次將自己的 主體性奉送給父權社會。
五四運動以後，「婦女解放」又有了「新」的意義。「解放婦女」以救國於衰敗中的論 述，在五四時期依舊流行，儘管社會上對於婚姻與戀愛的自由追尋聲浪，讓性別關係看似極 為開放，然而，當時諸多言論實際上依舊處在某種民族主義的框架當中。
這時候的中國女性，開始被所謂的「婦女也是人，因而應該得到和男子一樣的平等和自 由。」的論述所召喚，她們開始要求女性應該擁有與男性「相同」的權力，她們開始要求所 謂的「平等」。這種企圖，挑動了部份中國男性的敏感神經，他們發現這些女性「膽敢」在
「享受」過男性所賦予她們的「解放」後，還「厚顏」要求更多。因此，一些男性（甚或女 性亦同）開始主張所謂的「自然秩序」，他們強調女性天生適合家務勞動且肩負生育兒女、
繁衍後代的「天生的」責任；男性則適合出外從事社會工作，據此主張女性不該從事政治活 動，否則將導致嚴重混亂與無秩序。這些男性害怕，女性會佔據他們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域，
那些本該由男性所主掌的政治，本該在男性統治下的社會、國家與民族，怎能交給這些「弱 女子」呢？
五四時期，部分認同「婦女解放」論述的女性，一方面逐漸認識到女性不必「學習」男 性如何當一個「人」，女性本來就是個人，男女本該平等存在於世上；另一方面，這些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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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149
卻有解決不了的內在矛盾，她們無法面對「出走後」的生活困境，她們僅管認同個人主義以 及打破傳統禮教束縛的論述，卻不知道該如何在這種環境下生存。換言之，五四時期那些以 男性為主的知識份子，儘管大力地抨擊著舊社會的「遺毒」對女性及國家所造成的危害，進 而要求無論男女都該擺脫或打破這些規範。然而，這些男性知識份子所強調的「解放」與社 會改革需求，究竟是否如實反映了女性的處境與經驗，抑或只是男性知識份子，將他們面對 國家社會的紊亂所導致的焦躁不安，投射在女性身上？
在20 世紀最初數十年間，中國的女性以某種自我犧牲的、忠實的政治工作者的姿態出 現，她們目標不在於個人政治目的或從男人手中奪取權力，而是為了使國家現代化，重新建 設中國並取得國際地位。她們只想要求「平等」，因此這些女性表現出既傳統又現代的特 質，一方面她們向家庭從屬關係提出挑戰，另一方面卻又以身為政府、社會、國家、民族的 好姊妹、好女兒和好妻子為榮。
中華民國成立後，中國社會對於性別議題的討論，前進地相當緩慢。原因來自於女權團 體不夠團結，本身便存在著對於進步／落後、現代／傳統、男性／女性等概念的認知衝突，
因此無法匯聚成一套較完整、較統一的論述，用以攻擊社會上對於女性的不平等對待。其次 則是來自於社會本身的壓制力，使得有些女性依舊不敢挺身爭取自己的權益、甚或參與討 論，而那些敢出面爭取「解放」的女性，卻也無法擺脫救亡圖存的命題，更嚴重的是，她們 不知道該如何生存在「解放後」的社會中。解放女性的訴求，反倒形成一道道障礙與束縛，
箝制著女性獲得真正解放之途。
1920 年代的中國，處在一個各種異質觀念交雜、相互影響、相互排擠的時空中。生於 其中的人們，各自為其所信仰的理念而奮鬥著、掙扎著，他們寫出了一段沉重、苦悶、卻又 隱含著希望的歷史。從晚清的興女學、廢纏足，到五四時期的「婦女問題」，中國的性別議 題始終將「婦女」當成亟需解決的問題，並將它想像成是中國國家社會要邁向現代化、進步 的一個重要關鍵。似乎，只要解決了所謂的「婦女」問題，中國的進步便不再有阻礙。社會 輿論始終以動員女性為民族、國家奉獻為訴求，同時要求女性必須盡母親和妻子之天職論 調。這種以解放為訴求，號召女性參與爭取權力的戲碼，從清末開始不斷上演，到了五四時 期更是方興未艾。先是提倡戒纏足、興女學，民初後倡議爭取女性參政權，到新文化運動、
五四運動之際宣揚自由戀愛、自由婚姻等論述，其實都像雙面刃，一面解放女性，一面制約 女性。
五四時期召喚出一批熱愛自由的五四新女性，她們痛恨封建禮教的束縛、崇尚戀愛至上 的思維，高呼「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然而，這些勇敢地走出家庭 的「娜拉們」，面對的卻是尚未「解放」的社會，以及那一張張將「解放」掛在嘴邊的虛偽 面孔。她們無法獲得社會經濟條件的支持。在她們高呼破除舊的貞操觀、揚棄腐敗的婚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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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解放與規訓：中共與性別話語建構（1921-1949）
度，進而擁抱所謂自由戀愛之際，這些女性面對的不是解放的歡愉，而是社會無情的打擊，
以及如影隨形的規訓。這一個個「娜拉」，開始認識到個體無法撼動整個社會結構，她們開
以及如影隨形的規訓。這一個個「娜拉」，開始認識到個體無法撼動整個社會結構，她們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