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瑞金時期：解放的長路（1927-1936）
第一節 革命根據地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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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瑞金時期：解放的長路（1927-1936）
1927 年，中國國民黨開始清除黨內的共產黨份子，一連串血腥鎮壓行動，重挫中國共 產黨的勢力。既無政權、亦無武力的中共，只能在體制外進行共產革命。六大的召開，強調 了蘇維埃作為全國的政府形式，同時保留著奪取大城市的意圖，然而社會現實卻使中共不得 不更加重視農村及農民的革命作用。296
共產國際內部鬥爭、國民黨圍剿，以及中共本身革命路線分歧，使得這時期中共的革命 道路相當複雜曲折，「婦女解放」工作同樣也呈現這種趨勢。追隨中共革命理念的女性，在 土地革命與長征中，扮演了極重要角色，離開家庭令她們感到「被解放」的喜悅，然而傳統 性別分工、性別刻板印象卻也如影隨形的伴隨著「婦女解放」。
本節首先將回顧1928 年至 1936 年中共的革命簡史；繼而討論在中共建立革命根據地過 程中的女性參與；最後則是嘗試分析這些參與革命的「紅色娘子軍」所彰顯的性別意識形 態。
第一節 革命根據地的建立
1921 年中國共產黨創立後，在共產國際支援與領導下逐漸茁壯，中共勢力的擴大，跟 它與中國國民黨之間的合作有密切關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1920 年代中後期的國共合 作，增大中共在中國的影響力，卻也埋下中共遭圍剿的命運。
一、清黨之後
對於是否接受共產國際建議與國民黨合作一事，中共領導內部本身一直存在著矛盾。一 方面當時中共無法脫離共產國際支持，須與國民黨合作以壯大共產革命勢力；另一方面中共 又看不慣國民黨內部一些所謂的資產階級作為，遂在國民黨組織內部偷偷從事共產革命。這 段時期的國共兩黨，儘管意識形態不同、對於國家與社會的想像南轅北轍，但在許多政策上 確實休戚與共。
296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台北：聯經，2006），頁 51。Tony Saich，〈共產國際時期的中國 共產黨〉，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課題組編，《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資料選編》（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04），
頁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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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瑞金時期：解放的長路（1927-1936） 89
據地，淪為類似流寇的軍隊，長時期東流西竄，居無定所。301
黨員的回流、農村根據地熱烈的革命運動，使部分中共幹部認為革命情勢有利於中共，
決定展開反攻。1930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接受國際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 示信的決議〉，認為中國已經可以實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政權」，從而建立 蘇維埃形式的工農獨裁。此外，在同年2 月底發出的第 70 號通告亦認為「目前全國危機是 在日益深入，而革命新浪潮是在日益開展」，因而將中共總政治路線定為匯合各種鬥爭，
「走向『變軍閥戰爭為國內的階級戰爭』以推翻國民黨統治，以建立蘇維埃政權。」302 儘管共產國際曾派周恩來、瞿秋白回中國「糾正李立三等的錯誤」，開始停止執行城市 暴動及紅軍攻打大城市的計畫。然而，各地紅軍在李立三等人號召「要勇敢，勇敢，再勇敢 的前進」下，迅速武裝且冒險採取軍事行動，使得在國民黨統治區內的中共秘密組織、省委 機關與許多大城市內的黨組織，幾乎全部遭到破壞瓦解。303
農村根據地的建立，不僅威脅著國民政府，亦讓中共中央感到緊張。
儘管國民黨忙著清除軍閥勢力，曾經不將中共在農村的活動視為威脅，但當地主士紳權 利不斷遭剝奪、農民運動逐漸難以控制，進一步威脅國民黨政府運作及現有秩序時，國民黨 亦開始將武力深入農村，企圖在有限度容忍農民運動以順利完成北伐任務的情況下，同時一 舉殲滅中共的勢力。
另一方面，對於中共中央而言，農村根據地的勢力逐漸擴大，除了可以暫時舒緩中共勢 力遭到根除的情況，然而根據地領袖卻也因為中共中央當時忽視農村革命力量，而獲得了相 當程度的自主權，甚至得以依照各根據地的情況制定革命策略，而這些策略並不一定符合中 共中央或共產國際對於革命的期待。總之，中共在農村建立的根據地，不僅擴大其在農村的 勢力，同時創造一批新的領袖：
他們主要是土生土長的知識份子，並沒有在蘇聯學習的經驗。可能因為這個緣故，
他們能夠擺脫蘇聯經驗的枷鎖，而根據實際的需要，為其農村根據地制定適當的因 應策略。304
這些新的領袖，剛開始曾受到中共中央相當程度壓制，卻也因為國民黨的圍剿而逐漸獲 得政治權力。1935 年在遵義召開擴大的政治局緊急會議，對於江西蘇區的慘敗展開了嚴厲
301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頁 232。
302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頁 380-381。
303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頁 383-384。
304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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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解放與規訓：中共與性別話語建構（1921-1949）
批判，從而令那些在農村根據地耕耘許久的新領袖，開始取得主導中共中央決策的地位。
「一個新的時代從此開始，毛澤東逐漸在黨內建立其唯我獨尊的地位。」305 二、絕地逢生
1927 年以後，中共在農村地區實施工農武裝割據，在中共領導下結合武裝鬥爭、土地 革命、建立革命政權三者。中共用軍隊在農村根據地發動土地革命，利用打土豪、分田地等 方式，取得廣大貧苦農民的支持，迅速擴大其勢力。藉由對立貧農與富農，中共取得多數農 民信任，不斷增大其軍力。這種情勢，令部份領導人認為得以發動農民支援城市罷工，完成 其城市工人革命的理想。然而，1934 年底，中共江西蘇區遭受來自國民政府的經濟封鎖與 軍事圍剿，逼迫中共中央不得不遷離建立已久的根據地，展開所謂「兩萬五千里長征」。
1935 年的中共，帶著僅存的黨員，亡命天涯。然而，這段漫長的旅程，卻同時為中共的重 生埋下了種子，「中共經歷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化」，幾十萬軍隊跋涉兩萬多里，從華南轉戰 華北，共產黨內部的地位與性質亦產生改變：
要麼是出於對歷史事實的尊重，要麼是僅僅出於政治上的目的──因為長征不久便 成了全黨全軍乃至有關人員的一種名譽和資歷的象徵──後來在官方的表述中，長 征的持續時間延長到1936 年 10 月，以便把紅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的征戰歷程也 包括進去。306
長征從何開始，何時結束，有哪些人參與其中，仍有些爭議。中共正式的中央出版物，
將長征期限定為自1934 年 10 月起，到 1936 年 10 月止。而有些學者則認為長征應該從 1932 年秋天便開始了，因為當時國民黨發動第四次圍剿，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與賀龍的紅 三軍已撤離根據地開始遠征了。307無論如何，長征在中共歷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毛澤 東的崛起經常被視為長征中精采的一幕。20 世紀 30 年代後期毛澤東在黨內地位已有很大變 化，長征過後「毛澤東的戰略後來也就成了全黨的戰略」，毛的政治主張牽動著中共與中國 的前進方向：
在20 世紀 30 年代前期和後期，毛澤東本人的政治主張也有很大不同。前期反抗國 民黨，後期聯合國民黨；前期提「蘇維埃政府」的口號，後期提「人民政府」的口 號；前期實行平分土地的政策，後期實行減租減息政策。308
305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頁 233。
306 楊炳章著，郭偉譯，《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頁 1-3。
307 楊炳章，《從革命到政治》，頁 3。
308 楊炳章，《從革命到政治》，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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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瑞金時期：解放的長路（1927-1936） 91
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中共開始強調黨對革命的一元化領導原則，創立紅軍以展開獨 立武裝鬥爭亦對當時中共甚為重要。而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則將共產黨、紅軍、群眾運動與 社會組織連結起來。此外，藉由土地革命以讓廣大農村民眾宣洩對於土地分配不公的不滿，
則更進一步的為中共爭取到群眾的支持。
農村根據地的建立、土地改革以及長征，提高了毛澤東在黨中央與群眾間的聲望，而長 征期間召開的遵義會議，更經常被視為毛勢力定於一尊的關鍵。
1935 年 1 月，中共長征隊伍到達了貴州，在佔領遵義縣城後於當地休息整頓一陣子，
繼而在1 月 15 日至 18 日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309這次會議，除了改變了中共中央的軍事 路線，同時被認為是毛澤東往後十年政治地位定於一尊的關鍵會議。
遵義會議原要討論當前局勢及紅軍去向問題，然而此會議最突出的內容反倒是「總結過 去的經驗與教訓」310。在這場會議中，博古與李德被指稱犯有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在他們領 導下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亦在此會議中結束，並「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 導地位。」311
1935 年 7 至 8 月間，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會中將「最廣泛的世界 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作為各國共產黨的基本策略」，要求糾正自1928 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 大會以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盛行的「左傾關門主義傾向。」312
8 月 1 日，在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王明，他在蘇共中央指導下，以中共和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名義發布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改變中共從內戰到新統一 戰線的戰略，呼籲所有中國同胞都該加入抗日救國行列，這是每個人的神聖天責。儘管〈八 一宣言〉批評了「蔣介石、閻錫山和張學良等『敗類』和『賣國賊』採取不抵抗政策。」，
但同時聲稱中共願在抗日前提下，與任何政府、軍隊共組聯軍。313
但同時聲稱中共願在抗日前提下，與任何政府、軍隊共組聯軍。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