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師範教育法實施期間的培育（1979-1994）
第一節 冷戰終結與民主化
壹、冷戰終結前後
1945 年二戰之後，國際秩序呈現以美、蘇為首的東西兩陣營對抗 局面，兩陣營分別豎立鮮明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意識型態旗幟，而 且在政治和軍事武力上，也形成彼此對峙的情勢，這種兩元（極）對 立的結構，不僅是意識型態的鬥爭，也是兩陣營以軍事力量為後盾的 權力較量 70
此種兩元體制（系），從對 立的發生、演變到影響國際關係之結構，
，影響國際政治、經濟的發展（張小明，1998：379；蕭全 政，2001：204；劉金質，2003：12-16）。
70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較量，在二戰結束前已經存在，亦即早於冷戰的出現，因此，冷戰 期間，兩種意識型態繼續進行較量，順理成章地成為其中的一個因素；至於在兩元格局中，兩 大中心力量的角力，或稱之為權力鬥爭，更能夠看到彼此對抗的激烈層面，不過，在東西方的 冷戰，意識型態鬥爭和權力鬥爭兩者是交織在一起，不能偏廢（張小明，1998：37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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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稱為「冷戰」，它是「戰爭與和平的混合狀態」（張小明，1998：
375）。此種狀態，持續四十幾年之後，直到 1989 年 11 月，東歐出現 大規模自由化、民主化運動；1989 年 12 月初，美國總統 Bush 與蘇聯 總統 Gorbachev 在馬爾他舉行高峰會議，促成東、西雙邊的和解，並 向全世界宣告冷戰結束；1990 年 10 月 3 日，東、西德統一，加速社會 主義意識向資本主義靠攏；1990 年 11 月 19 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 華沙公約組織國家召開歐安會議，簽署巴黎憲章，表彰東西兩陣營非 戰、友好的來 臨；1991 年 12 月蘇聯解體，各加盟共和國先後宣布獨立，
至此，東西兩陣營對抗的兩元體制也形同瓦解（蕭全政，1995：281；
1996：6；2001：209）。歸結而言，上述社會主義國家的變遷，除了 Huntington(1991:59)所認為經濟基礎加速獨裁政體往民主轉型的見解 之外，Erlanger（2009:版 4）在紐約時報發表的〈Legacy of 1989 is still up for debate〉論述，則擴及到政治、經濟、社會等層面，認為：「所有 獨裁政權遲早都會遭遇到對抗力、開放、經濟自由主義和人民權力匯 集的同一股力量而崩解」，蘇聯的解體做了最佳的印證；該文並認為，
冷戰終結，係經由宣傳、外交和赫爾辛基協議（Helsinki accords）這些
「軟權力」（soft power）的動力所使然。
冷戰結束，改變了國際秩序、國家組合、東西陣營結構的世界局 勢。以美、蘇為首的國際兩元體制，在冷戰終結之後，更加凸顯美國 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超強 71，此一國際態勢，雖還稱不上是單元 體制 72
71 冷戰結束之後，由於美、蘇雙邊對峙和緩，降低了彼此的緊張強度，在軍事力量的重要性也跟 著減低，取而代之的是政治、經濟力量掛帥；但是，在軍事力量的重要性降低，並不代表武裝 程度的降低，即使雙邊進行限武談判、裁減武器數量，實際上，武器的品質卻在提高，亦即美、
蘇在軍事力量上：「依然高強如故」（郭俊鉌譯，1993：7-8）。
，但已 朝多元體制過渡轉向（周煦，1999：18-19、298；周世雄，
72 所謂單元體制，即在蘇聯解體之後，由美國扮演全球領導地位的超級強國。Waltz（楊筱譯 1997：
3）認為在蘇聯解體時是單元體制，現在則再度逐漸轉變為多元體制。但是，蘇聯的解體、崩潰，
主要是「維持帝國的代價太高」，美國在二戰之後，同樣碰到相同問題，對盟國給予大規模的經 濟援助，而本國的經濟動能卻未能相對提高，導致經濟力量的式微（郭俊鉌譯，19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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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31；Tow，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2003：383）；在這種時機下，
美國企圖建立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國際新秩序（周煦，1999：18-19、
298）。因此，國際局勢乃從政治、軍事等極為意識型態與權力鬥爭的 剛性議題，轉變到普遍重視人民生計的經濟、安全等柔性議題，進入 接續冷戰終結的後冷戰時代（蕭全政，1995：281；1996：6-7；2001：
209）。
貳、臺灣的民主化
1980 年代前後，臺灣的社會運動如火如荼展開，這些社會運動大 都導因於政治、經濟結構的偏差所引起，在政治的威權統治、經濟的 資源分配失當下，直接影響人民心理層面的不平衡，或所謂「相對剝 奪感」的孳生；因而人民不論是自發性或被動員參加社會運動，其目 的在以國家為抗爭主體，俾以獲得社會自主性和資源分配法則的重組
（蕭新煌，1992：12、31）。
此一政經結構的偏差（bias），所導致的社會運動，主要集中在威 權轉型前後。威權轉型前，民間社會對威權政府的不滿，充分表露對 其支配、主導角色上的挑戰；威權轉型初期，則在催促其轉型的步伐，
及民主體制建立的落實。
臺灣威權體制的特色，係「表現於政府依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的 需要，而支配整體政經權力系統，且主導整體政經體制的合理化發展」
（蕭全政，1995：34），在以美、蘇為首的東西陣營對抗時期，有它存 在的意義與價值，但當東西兩大陣營的衝突性和緩之後，做為圍堵共 產主義一員的臺灣，已經失去威權統治的正當性（蕭全政，1995：34-5）。 此時，臺灣內部的政治環境也跟著變化，主要受到包括前總統蔣經國
因此，由美國這一超級強國與單元體制直接劃上等號，該說法似乎稍嫌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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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民主化定位、黨外勢力的崛起、外來新保護主義力量的興起等 因素的影響。當政府認知到政治環境丕變，且民間社會力量的挑戰，
也大到威權政權無法忽視它的存在時，威權政權逐步鬆解、弱化威權 體制的政經結構偏差，並在新保護主義、經濟區域化興起等國際因素 的積極推波助瀾之下，加速臺灣的政治民主化腳步，政府與民間社會 之間的關係也從而被迫進行調整（蕭全政，1995：19、35；周陽山，
1996：12-13）。
在國家的政治體制從威權進入民主體制時，政府所面對的政治、
經濟、社會層面，從單純由國家政治力量所宰制，繼而轉變為由一股 複雜的社會力量注入公共政策決策內，因此，政府的公共政策作為或 不作為，端視於人民的權力授予而定。但是，人民有權力且願意授予 政府，或政府得到授權且具有執行力，一個關鍵性的「緊箍咒」或障 礙「符碼」應先行解除，此一緊箍咒或符碼，即是深植國人心中且壟 罩濃厚陰影的「戒嚴」73
臺灣自 1987 年 7 月 15 日採取寧靜變革的解除戒嚴，進入威權轉 型的民主體制時代，國家與民間社會之間的關係也隨著調整，不再一 面倒向以國家為中心的決策思維，民間社會的聲音變大，受到政府重 視的程度也相對提高，反映民意的作為也轉為積極。雖然，威權轉型 並非「一條直線（單向、固定方向）或不可逆轉」（齊光裕，1996：442；
周陽山，1996：13），但是，從臺灣的轉型歷程來看，應該是朝「發展」、
「成長」的方向在前進（周陽山，1996：13）；此一歷程，從解嚴之後，
。
73 按照 1949 年 1 月 14 日修正公布的戒嚴法第 8 條規定，戒嚴時期，接戰地域內犯刑法：內亂罪、
外患罪、妨害秩序罪、公共危險罪、偽造貨幣有價證券及文書印文各罪、殺人罪、妨害自由罪、
搶奪、強盜及海盜罪、恐嚇及擄人勒贖罪、毀棄損壞罪，軍事機關得自行審判或交法院審判。
至於在警戒地域內，除上述毀棄損壞罪之外的各罪，同樣由軍事機關自行審判或交法院審判。
因此，在戒嚴時期，無論是軍人或非軍人，同受軍事機關的審判，人民在生活上所受到的精神 壓力特別重。
137 的擴充或落實、民意對政策影響的增加與特權的消除等」（呂亞力，1989：12）；或「公民權或 公民地位（citizenship）恢復與擴張的歷程」（周陽山，1996：4-5）。三、制度化（建制化），乃 指「在舊體制崩潰後，新的符合民主理念與規範的新體制之建立」（呂亞力，1989：12）；或「經 由自由化與民主化的變革歷程後，憲政體制與國家機制逐漸穩定化，形成政治規範，並建立穩 定民主（stable democracy）的一段歷程」（周陽山，19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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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國會以一個全新的、清新的面貌再現；1994 年 7 月 28 日，第二屆國民大會第四次臨時會議決通過憲法增修條文（憲法 第三次增修），確定總統、副總統由人民直接選舉。
從上述列舉的幾則主要歷史軌跡，可以看到民主體制的圖像，一 一浮現，且愈來愈清楚。臺灣從威權轉型成民主政體的具體達成時間 點，有學者將總統由人民直接選舉列為指標之ㄧ（齊光 裕，1996：443）； 有的學者則認為在總統民選完成後才算真正達到（周陽山，1996：7），
由此可以瞭解，一個民選國家領導人，對政體轉型具有指標性的意義，
不僅是做為國家政治民主化的象徵，也是繼續帶領國家走向穩定民主 路途的一種期待。至少，臺灣在 1994 年 7 月 28 日經國民大會通過總 統、副總統由人民直接選舉的憲法增修條文，代表一個民主體制架構 的國家，有了名實相符的地位，「主權在民」的民主政治原則也從而獲 得更進一步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