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的開始，逐步邁向民主體制。從實際政治運 作上來觀察，威權轉型之初或進入民主體制之後，政府的角色並不會 完全消失，此乃涉及政治經濟學的範疇，誠如蕭全政（1995：6）所言，
「威權體制的轉型的確是要去除威權政府的不當干預與控制，但卻非 要完全去除其干預與控制」，職是之故，即使從威權體制轉型完成進入 民主體制，政府仍有部分干預與控制的空間，只不過是政府介入的時 機與如何克制弊端發生的問題。
本研究採用制度主義研究途徑做為思考、分析的主架構，同時佐 以歷史結構和政治經濟學兩種研究途徑，切入探討本主題及相關問 題；以文獻分析法、理論分析法，進行蒐集和分析資料。
壹、研究途徑
一、制度主義研究途徑
從傳統制度主義研究途徑到新制度主義研究途徑，探究的重心各 有不同。傳統制度主義研究途徑，係從「政治制度」研究來瞭解政治 現象，包括各國憲法、政體、行政機關間的關係等較為靜態議題的研 究模式（羅志淵主編，1989：146），因而強調制度的規範面研究，並 用以研究制度如何決定個人的行為（薛曉源、陳家剛主編，2007：95）。
12 O’Donnell 和 Schmitter（1986:6）曾提到，所謂轉型，即一個政權和另一個政權的間隔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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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主義研究途徑，按照Hall和Taylor的分類，將其分成三個流 派，包含歷史制度主義、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 13
制度是社會眾多遊戲規則的一種，主要在降低不確定生活安排或 交易成本的互動結構（North,1994:3-6、107-110），師資培育制度的建 立，同樣享有降低生活安排的不確定性和節省交易成本的作用。在歷 史遞嬗的過程中，制度也跟著在變遷，換言之，制度的變遷等同歷史 的演進，從漸進變遷到大變革，它是持續在進行著。只不過制度的變 遷方式，有的是有意的設計，有的是意外情況下發生，也有基於自然 演化的情形（Goodin,1996:24-25）。在制度的變遷系絡上，也可以看到 做為行動者的政府，其所扮演的角色、採取的策略、歷經的過程及獲 得的價值。師資培育制度限制培育的機構、培育的數量、修習者進入 的條件，往往存在著政府在建立或調整此一制度時，即期望或假設它
。歷 史制度主義，曾受結構功能主義的影響，主要以制度建立及其發展過 程中的路徑依賴和意外後果為分析重心，並將此一分析和能夠產生政 治後果的相關因素，進行整合性的研究；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最初產 生於對美國國會行為的研究，關注國會所訂立的規則如何影響立法者 的行為，此一研究途徑，主要植基於對個人理性、自利行為的假設，
認為政治具有集體行動困境的屬性，因此，行動者藉由其偏好及所採 取的策略性行為，來影響政治的結果，並透過此一分析據以建立解釋 制度產生的一種研究途徑；社會學制度主義，是從社會學組織理論發 展出來，認為制度包括正式規則、程序、規範，以及提供象徵系統、
認知模式和道德模範的文化層面在內，個體或組織都可藉由這些機制 來尋求社會適應性和提高其社會合法性（薛曉源、陳家剛主編，2007：
195-206）。
13 本處的「新制度主義」歸類及其內容探討，係由薛曉源、陳家剛兩位學者就 Hall 和 Taylor 的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ree Institutionalism〉一文進行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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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藉由制度的框架，促使國家利益的最大化，這種在理性選擇環境 裡採取的行動，經常因透過歷史制度主義的路徑依賴而獲得進展，有 時卻又受到歷史變遷產生非預期的結果，其所涉及的不僅是國家政體 較大層面的改變，同時也因為社會多元化的迫切需求、社會運動的蓬 勃發展，以及組織文化的促發，經由社會學制度主義途徑來尋求制度 的社會適應性和提高其社會合法性。
以制度主義研究途徑做為思考、分析本論文的主架構，必然要碰 觸到歷史、結構交織的網絡，及政治、經濟問題的整合，因此，同時 佐以歷史結構和政治經濟學二研究途徑，綜覽在歷史的時間脈動中，
師資培育制度變革的必要性、變革的方向、變革的影響層面及變革的 因應策略，並得以清楚一窺整體國家發展歷程中，政府與民間社會對 師資培育制度變革的角色變遷、決策模式等變化，進而梳理出政治經 濟思潮演變及國家發展階段裡，師資培育政策的取向。
二、歷史結構研究途徑
Cardoso 和 Faletto（1979:vii、x）在 1965 至 1976 年間探討拉丁美 洲的依賴和發展時，將這種從縱剖面歷史觀照和橫斷面結構分析的政 治經濟研究，稱為「歷史――結構研究途徑」( historical-structural approach )。在 1950 年代以來，一些國家發展的主要論述，在應用此一 研究途徑時，試圖從發展社會學的理論，包括現代化理論、依賴理論、
世界體系理論等出發，探討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對未開發 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發展上的影響。它與 1980 年代新制度主義研 究途徑的歷史制度主義流派類似，多少受到結構功能主義的影響，期 透過制度建立及其運作過程，找出國家發展的模式；也對社會學制度 主義一派所探討的制度要素或機制（例如，正式規則、程序、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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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等）給予關注，藉以瞭解這些制度要素或機制的變遷，究竟如何 影響一個國家發展的走向。
本研究採用歷史結構研究途徑的分析，主要目的係在透過歷史的 縱剖面和結構的橫斷面所交織的網絡，來梳理出師資培育在歷史的時 間變遷輪廓，並探討師資培育在歷史脈落發展，所受到國內外政治、
經濟、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與變革情形。事實上，「教育制度只不過是 整個文化精神表現之一環，未對制度背後的歷史視野（historical horizon）作一種深度的詮釋學省察（hermeneutical reflection）是否足以 開展出適合我國歷史文化與現實需要之改革建議仍不無可慮」，何況，
歷史精神表現的制度，需放在整個歷史文化的發展脈動上，才能彰顯 其意義（楊深坑，1999：189）。歷史的縱剖面——師資培育制度的歷 史演進，係從戰後臺灣光復以來（1945 年至 2011 年），師資培育制度 大幅轉軌當作變革時期的切點，筆者分劃四個時期為師資培育制度演 進的歷史軸線。四個時期分別為師範教育法公布前的培育、師範教育 法實施期間的培育、師資培育法公布後的培育及再造培育時期。結構 的橫斷面——建構師資培育模式的關鍵變項，此一橫斷面的分析，主 要係就師資培育制度在歷史的走向分四個時期探討時，在各期演變上 有哪些變項，或者說是變遷的指標，來做為論述或觀察的內涵。
三、政治經濟學研究途徑
最先使用政治經濟學名稱來表示經濟理論與經濟問題的人是 de Montchretien，他的第一部著作《政治經濟學概論》，即以此一詞當作 書名，而廣為運用則俟 19 世紀初以後（蕭全政，1994：13；高叔康，
1993：4）。對政治經濟學的看法，Caporaso 和 Levine（1992:128）認為：
「政治經濟學不是在政治、經濟現象互相衝突時談『發生什麼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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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happens）;它是在政治過程中經濟推論的運用」；蕭全政（1994：
36）則從整合性的觀點來看，認為「政治經濟問題的分析與解決，必 須以能瞭解相關結構中相關行為者的特性與互動過程為前提」，因此，
強調以政府(或國家機關)為中心的政治體制和以市場為中心的經濟體 制，此二種政治經濟問題的結構因素切入探討，才能完整呈現問題的 脈落曲直。另外，我們也可以從 Buchanan 和 Tullock（1965:19-20）在
《The Calculus of Consent》一書所提到的看法來觀察，認為不論是參 與市場或政治的議員或一般人們，不會因為他們是民意代表或市井小 民而有不同，都會以相同價值尺度衡量所要採取的行動；亦即 Tullock
（1967:5）後來所作的詮釋，認為到投票所投票又到市場消費的同一個 人，都會有相同價值尺度的選擇。這些涉及政治經濟學的問題，本質 上都是採取相同價值尺度來進行分析，而從較為具象的經濟推理切入 抽象的政治問題，能夠比較清楚地看到問題的所在和獲得解決的方法。
在眾多的政治經濟學派別裡，蕭全政（1994：21-36）以三個較具 代表性的派別來分析，包括將理性經濟行為理論與模式用於理性政治 行為研究的現代政治經濟學、強調實存與變遷集體社會物質條件的馬 克思傳統政治經濟學，和探討公部門經濟所含政治性的公部門政治經 濟學；並提出超越科學與非科學之爭來分析實存政治經濟的問題，及 擺脫意識型態 14爭論、個人行為與制度結構偏廢之立場，做為一種整 合性分析的觀點。從經濟理性邏輯和政治權力邏輯來看 15
14 有些作者或譯者以「意識形態」或「意識型態」書寫，兩者不同的書寫方式卻是表達相同的意 思，惟為求本文的一致性，全部加以統一為「意識型態」呈現。
，現代政治 經濟學，乃在擷取市場價格機能做為政治學的應用；馬克思傳統的政 治經濟學，則以計畫式經濟替代市場經濟做為政治分析的途徑；至於 公部門政治經濟學，所涉及的是「公共性」的政治經濟問題，既要符
15 按照蕭全政（1994：34）的說法，所謂經濟性邏輯係指「行為者要求資源之利用極佳化」；政治 權力邏輯，則為「行為者要求資源汲取之極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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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現實的政治權力邏輯，又要兼顧經濟理性邏輯，已非市場價格機能 或計畫式經濟的單一取向所能因應，正是政治與經濟整合運用之所 在。在政治經濟學的流派中，探討一個公共政策的結構性關係，所運
合現實的政治權力邏輯，又要兼顧經濟理性邏輯，已非市場價格機能 或計畫式經濟的單一取向所能因應，正是政治與經濟整合運用之所 在。在政治經濟學的流派中，探討一個公共政策的結構性關係，所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