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民間社會的強弱

當威權轉型到民主體制，民間社會部門的力量由弱轉強，此一政 經環境不代表國家部門就此衰敗或不存在，只不過轉換成以人民代理 人的角色重新開張。在民主國家主權在民之下，人民將權力授予國家 機器這一代理人來執行，而由立法、司法機關對代理人進行監控，但 是由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所進行的監控，甚或由一般民眾直接來監控，

都產生「監控成本」問題，即所謂「代理人成本」或「交易成本」（陳 敦源，2000：107）。換言之，一個民主國家，因立法、司法機關或人 民對國家部門監控不易，甚且監控成本大，給了國家部門有較大的自 主空間，因此，民主國家經常依其偏好進行權威性行動，甚至在不同 於社會偏好時，改變社會偏好或自主地依其自己的偏好而行動

（Nordlinger,1981:7-8、28-30）。

從民主國家的自主性而言，民間社會雖然在民主體制裡得到發展 的機會，但並未能到達取代「國家」或排除「國家」角色的境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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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依法行政的民主體制內，國家做為一個人民代理人的角色，它 的自主行動空間仍然相當大。但是，在國家自主性的運作中，也留給 民間社會部門有生長的腹地，為國家整體發展營造一個共存共榮的環 境。在這一環境裡，民間社會部門的興起與發展，主要與國家體制、

國家角色、經濟結構有關，加上國際政治、經濟情勢的改變，也是促 成臺灣在國家和民間社會自主性、職能性調整的因素。國家和民間社 會兩大部門的力量消長，體現在社會運動的動員和政府在公共政策的 接納程度上；尤其是威權轉型初期，社會運動的勃興，表徵著民間社 會力量的竄起，此一指標，牽引國家部門的公共政策決策型態與能力。

臺灣的社會運動在解嚴初期，如雨後春筍般的活絡，各行各業都 有為其各自訴求發起的運動類型，在教育層面的動員上也未缺席。1987 年為教師本身權益發聲的「教師人權運動」，初試啼聲，不僅影響教師 聘任的規定，也對學術自由的保障、黨化教育退出校園等，具有催化 作用（蕭新煌，1992：22-3）。接著 1994 年 4 月 10 日民間發動的「四 一○教改運動」遊行，其訴求包括「落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

「促進教育現代化」、「制定教育基本法」，激起更大的迴響，影響的範 圍等於是對教育的「總體檢」，也從而促發 1994 年 9 月 21 日行政院教 育改革審議委員會誕生的關鍵力量。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1996：17-19）就全盤教育發展的需要進行研議，經過兩年的時間，

在 1996 年 12 月 2 日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在報告書裡提到 教育改革的目標，包括達成現代教育目標、滿足個人與社會的需求、

邁向終身學習的社會及促成教育體系的改造等四項 ⁸⁴

84 報告書裡提到教育改革的目標，包括「促成教育體系的改造」一項，而「師資培育的多元管道 要暢通，師資素質也應不斷地提升」，即納入「促成教育體系的改造」項內（行政院教育改革審 議委員會，1996：19）

，另為擺脫過去 國家威權角色對教育的不當介入或干預，主張轉換成人民代理人角色

161 育部，1998：2-3）。

86 委員會網站，2011/12/2）。民進黨係由社會運動起家，第一次政黨輪替 正代表社會運動的興起已經達到巔峰；觀察民進黨執政期間的社會運 楚瑜一組獲得 6,442,452 票（得票率 49.89%）（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20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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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首見大規模教師團體的遊行抗議，也獲得執政黨正面的回應。此 一民間社會的訴求（屬既得利益團體之ㄧ），正好給了執政當局名正言 順大刀闊斧進行師資培育機構退場、減量的機會，擺脫師資培育機構 這另一利益團體反對聲浪的束縛，正如同民主國家的自主性：國家與 民間社會的偏好並無不同時，國家依民間社會的偏好採取行動

（Nordlinger,198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