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師範教育法公布前的培育（1945-1979）
第二節 精神國防的師範教育政策
壹、日本殖民文化與中國文教
日據時期 45，日本對臺灣採取差別化與皇民化教育。對日本而言，
臺灣是日本的殖民地，只要教育被殖民者成為順民，或是成為產業的 勞工，始有助於經濟利益攫取。因此，日本統治臺灣初期，認為普及 教育是塑造臺灣反動力量的來源，推行愚民政策才能避開反動力量滋 長（Gold，胡煜嘉譯，1987：70；許極燉，1996：290），以致採行無 方針主義的教育政策 46
上述對日本殖民教育的簡述，主要在說明日本統治臺灣的企圖，
也在凸顯臺灣人民的思想或意識型態受到殖民教育的灌輸，因而對臺 灣人民產生深層的影響，大過對政治、經濟、社會等制度面的淺層改 變。從 1895 年到 1945 年日本統治臺灣期間，一個殖民式的統治，影 響臺灣人民甚深，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層面的變遷。Gold
（胡煜嘉譯，1987：11）認為，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期間，尤其在農業 生產、環島公路、電力及通訊系統上，具有相當程度的貢獻。日本對
（杜武志，1997：164；李園會，2005：49-50）；
而實施日臺種族差別的雙軌教育制度（許極燉，1996：294；林永豐，
1999：44），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到 1937 年 12 月開始推行皇民化運動，
主要透過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二途徑進行，在學校教育上，1944 年實 施 6 年義務教育，即針對可塑性高的學童為目標，灌輸對日本帝國和 天皇的忠誠（Gold，胡煜嘉譯，1987：61、69、75-6、81；許極燉，1996：
424-5、559）。
45 日本統治臺灣期間，從 1895 年 6 月 17 日第一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在臺北舉行始政儀式，至 1945 年 10 月 25 日受降止，一般都以「日據」、「日治」、「日本殖民」或「日本佔領」時期統稱，此 一期間，日本旨在行殖民統治臺灣為目的。
46 日據初期在臺灣實行的「無方針主義」教育政策，係為避免開發人民智育的一種消極、放任的 教育政策，其目的在運用普及日語做為同化臺灣人的手段，並藉由此一日語教育工具，達成培 育高生產效率殖民地勞動者的目的（杜武志，1997：164；李園會，2005：49-50、54-55）。
92
臺灣農業的發展或基礎建設的推動，在光復後對接收臺灣的國民政府 而言，繼續沿用或在現有基礎上擴張，皆屬正面的、有利於政府政務 的推展；反倒是深植人心的日本文化教育，才是國民政府亟思鏟除的
「遺毒」。這些日據時代留下來的文化教育產物，也正是過去日本據以 推行皇民化運動的工具，消滅這些工具等於切斷對日本帝國和天皇效 忠的臍帶。只是，50 年的日本文化灌輸，光切斷彼此聯繫的臍帶，並 無法解決臺灣人民對日本或對國家的認同，因此，臺灣光復後，國民 政府積極推行國語和文化教育，以在大陸的中國文教移植填補對日本 文化撲滅留下的空間（許極燉，1996：559-61）。
從光復到國民政府遷臺前，當時政府的心態，很明顯將臺灣當作
「邊陲地位」治理，主要在於臺灣海峽的隔離，導致交通上的不便，
造成政府治理的差別待遇。1946 年的國共內戰，臺灣光復正好趕上做 為國民政府的後勤基地，無論是稻米、蔗糖的生產，或是以二戰留下 的工廠設備進行軍需物資的生產，只要可用的資源幾乎被運送到中國 大陸當作軍需品（Gold，胡煜嘉譯，1987：90-1）；此時，臺灣的地位，
又被提升到軍需物資的補給站，可見臺灣雖處邊陲地帶而被視為「邊 陲地位」在治理，卻具有實質的戰略地位。站在光復初期臺灣人民的 立場來看，二戰後的臺灣，百廢待舉，在脫離做為日本殖民地的環境，
而有機會享受成為真正的國民待遇，因而以中國文教取代日本殖民文 化，也正是成為「當家做主」或正統中國子民的開始。
貳、去殖民化教育與灌輸反共教育
其實，撲滅日本文化，只是臺灣光復後國民政府「去殖民化」的 範疇，在國民政府遷臺之後，「反共抗俄復國建國」為教育政策的依據
（黃嘉雄，1999：29），「反共教育」也因而成為執政當局最重要的思
93
資料來源：摘錄自羊憶蓉（1994a：281）。
47 從羊憶蓉（1994a：281）對臺灣各年代教科書內容政治範疇的分析比較數據，可以看出來，「反 共復國」一項，自 1950 至 1970 年代的長時間裡，其比重都排在第 2 名，可見當時執政者的政 治意識型態走向及對此一問題的重視程度。
94
從 1945 年到 1949 年，國民政府遷臺前的此一段期間，雖然國民 政府已接收臺灣，並派有政府官員到臺灣治理 48
到 1949 年 12 月 9 日國民政府遷臺，去殖民化教育雖然持續進行，
但已成為例行且逐漸被中國大陸文教所替代，接下來的重頭戲轉換為 反共教育。當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戰爭，最後國民黨敗退臺灣，形成隔 海勢不兩立的局面，臺灣又從長久的殖民地角色，一變成為反共的基 地，為加強敵我意識，政府即開始進行灌輸臺灣人民反共意識，尤其
，儼然取代日本殖民 的地位。事實上，國民政府還有相當多的工作要做，此一階段，至少 在中國大陸文教移植上有二種意涵需要加以定位和處理。其一，在去 除日本殖民文化的遺毒；其二，在教育臺灣人民快速接受國民政府的 統治，並轉移對日本的忠誠為對國民政府的認同。在去除日本文化的 遺毒方面，主要係前殖民地國家就道德教育和社會教育課程內容，進 行自主選擇的地方化工作，以遷移殖民時期對宗主殖民母國的依賴
（Holmes ＆ Mclean，張文軍譯，1999：148），包括運用在實踐教育 上，諸如學校禁止用日語和日語課本、禁止民間使用日文書籍、具有 日本殖民色彩的事物改為中國式色彩（許極燉，1996：560）。至於在 教育臺灣人民對國家的認同方面，各級學校暫時以國語、國文、三民 主義、歷史為主要科目，教學時間也增加（許極燉，1996：560-561）。
利用學校和大眾傳播工具，對臺灣人民進行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模式 的型塑，顯然有一定程度的效果，只是國民政府當時將臺灣以邊陲地 看待，引發臺灣人民對政府的失望與不滿，終究以二二八事件為導火 線，種下省籍對立的情結，已如前述；從原為懷柔所採取的政策，卻 突然轉變為高壓統治及導致流血衝突發生，乃始料所未及。
48 1945 年 9 月 1 日，任命陳儀為臺灣省行政長官；1947 年 5 月 16 日，接替陳儀的魏道明到任，
擔任臺灣省的首任省主席；1949 年 1 月 5 日，陳誠接替魏道明為省主席，並到任。
95
是以學校及大眾傳播為媒介，賦予臺灣人民僵化的政治意識型態。國 民政府遷到臺灣，國民黨能長期一黨獨大，除有共產黨隔海威脅而做 為壓制人民的永久藉口之外（Wade，張宗漢譯，1994：226），戒嚴更 是提供執政當局寬廣的宰制權力，排除人民將權力授予官僚體系的真 正本質，因而，政府這一代理人已脫離民主軌道而更像獨裁的治理型 態。在「反共抗俄」的基本國策之下，教育政策當然要受基本國策的 約束，學校課程置入反共抗俄教材，政府利用大眾傳播媒介進行反共 抗俄的宣傳，諸如愛國歌曲的播放與推廣、愛國影片及戲劇等的拍攝 與播放，都產生政治社會化的作用。當然，各大街小巷、政府機關、
學校圍牆及走廊，漆上反共抗俄或懸掛愛國標語等文宣，在兩岸兄弟 鬩牆火爆期間，更是司空見慣，只要有空間，就會有愛國標語的身影，
長期下來，在人民的生活當中，透過視聽管道接收政治意識型態的材 料，一個填鴨式的灌輸，也就自然而然的形成，少有人會質疑它的正 當性。
参、精神國防的師範教育
臺灣不論在日據時代、光復初期或國府遷臺，各個階段都非常關 注人民的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模式，因此，急切地透過家庭、學校、
同儕團體、大眾傳播工具等媒介來進行政治社會化工作。其中，學校 這一媒介，經常被採用且相當有效，執政者藉由學校途徑施予政治社 會化，對辦理國民義務教育的國家而言，只要國民入學就讀，政府規 劃的政治社會化內涵，即透過學校的發展性學習過程，內化為政府所 想要的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模式，幾乎沒有漏網之魚。套用 Apple（王 麗雲譯，2002：123）所言，「學校的確有用——不過是對『他們』有 用，在教育上，正如在經濟商品和服務不平等的分配上，『他們』是獲
96
97
當時的師範教育，從政治層面上來看，涉及思想教育的黨化教育 和精神國防教育，成為「教」與「學」的循環，師範生的在學學習和 畢業後的學校教學，都脫離不了這些內容的「輸入」和「輸出」；無形 中，師範學校儼然是國家機器製造出來的意識型態集散地和發貨中 心。換言之，這是一種政治干預師範教育的「潛在控制」，鄭世仁（1995：
19）提到：
師範教育的內容，存有太多的被偽裝成客觀的真理的意識 型態，滲透到教科書的本文（text）中，以便固化教師忠黨 愛國的思想，而方便將來成為教師之後，對於佈滿意識型 態的教科書，失去反省批判的能力，而成為灌輸兒童意識 型態的幫手。
這又是一場政治革命，也是一種社會革命，將政治意識型態巧妙 包裝成共同體的教材，有計畫傳遞統治者所欲的政治意識，藉以拉近 統治者與人民之間生死與共的共生關係，最終在達成統治者的政權鞏 固與人民對國家的認同。以下針對黨化教育和精神國防教育，對師範 教育的影響進行分析：
一、黨化教育
有關「黨化教育」，應追溯自 1927 年中國國民黨教育行政委員會 通過的「教育方針草案」來看，該方案指出：
我們所謂黨化教育，就是在國民黨指導下，把教育變成革 命化和民眾化。換句話說，我們的教育方針，要建築在國 民黨的根本政策之上，國民黨的根本政策的三民主義、建 國方略、建國大綱，和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和議決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