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官學的補充到多元發展—北宋書院功能的轉變
第三節 北宋的宋學精神與書院教育
關於宋代學術史研究，許多學者以「宋學」為核心概念作討論，大抵而言，
對於「宋學」的理解有以下諸項：宋學是「聖人體用」之學，道德仁義為體；生 民政事為用。45有別於「漢學」治經的章句訓詁，「宋學」是宏觀的解經通經。46與 佛老之說相對，弘揚儒家的「聖賢之學」。強調是「通天下之志」的「義理之學」。
依上而論，「宋學」概念均和「道德」、「聖人」與「致用」等義相關。因發展 宋學的學者多有書院講學或聚徒講論的經驗，宋代書院教育的發展和宋代學術發 展有著密切的關連，依循宋學的發展脈絡，或可看出宋代書院教育所展露的各種 可能。依錢穆的看法，宋學推本於安定（胡瑗）及泰山（孫復）。另外，學界一般 有「宋初三先生」之稱，此說法或許和《宋元學案》黃震案語有關，他提到：
宋興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孫先生、徂徠石先生始以師道明正學，繼 而濂、洛興矣。故本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而始。47
依上，宋初胡瑗、孫復、石介三人，始以師道明正學，並透過聚徒講論，闡述各 自的主張。以下則論「宋初三先生」其學與書院教育的發展。
壹、 宋初三先生其學與書院教育的發展 一、明體達用：胡瑗與吳中講學
錢穆認為，胡瑗之「湖學」分「經義」、「時務」兩齋，48前者為體，後者為用，
至此，才有所謂的「為生民建政教之大本」。這亦可從《宋元學案》中劉彝回應宋 神宗之辭明顯看到：
在湖學時，福唐劉彝往從之（按：胡瑗），稱為高弟。後熙寧二年，神宗問曰：
「胡瑗與王安石孰優？」對曰：「臣師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
45 錢穆將「宋學精神」視為「道德仁義聖人體用」，又以為「宋學之興，必推本於安定、泰山」， 並依此而言胡瑗、孫復與石介在宋初學術發展的重要性。錢穆的思考脈絡是：晚明以下漢學 的高下淺深，得之於宋學的高下淺深，推宋學之始，可從唐開始講起，其以韓愈「師道自尊」
去論宋學的精神，從師道再談到宋初學術的發展。參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
頁 2-3。
46 漆俠，《宋學的發展和演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頁 5。
47 〔清〕黃宗羲撰，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卷 2，〈泰山學案〉，頁 73。
48 依《宋元學案》的說法，胡瑗立「經義」、「治事」二齋：經義則選擇其心性疏通、有器局、
可任大事者，使之講明《六經》。治事則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講 武以禦其寇，堰水以利田，算曆以明數。凡教授二十餘年。參見黃宗羲撰，全祖望補修，《宋 元學案》，卷 1，〈安定學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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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在場屋中修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 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其文也。
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於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 用為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因此風俗偷薄。臣師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 其失，遂以明體達用之學授諸生。49
要言之，若言胡瑗的觀點，可稱是：「體」「用」相佐；「學術」與「時務」相契，
因此，胡瑗講學可以說是「援體致用」，希「所學」與「所用」能相互接續。
歐陽修在《胡先生墓表》中對胡瑗的評述為「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 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50又《宋史》與《宋元學 案》俱稱胡瑗「以經術教授吳中」。51而《宋元學案》全祖望言「宋世學術之盛，
安定、泰山為之先河」。52再以〈安定學案〉居該書之首，可見「安定」一派在「宋 學」發展的地位。而吳中應當為胡瑗講學之所，至於該處是否為書院，未有直接 的史料證之，但可知胡瑗確有在該所聚徒論學，其屬於私學性質，而不是官學機 構，此足見胡瑗在當時的學術影響力。
胡瑗與范仲淹的淵源頗深，范仲淹經略陝西時，徵用其為丹州推官，後來又 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宋史》論其教學「科條纖悉備俱」、「以身先之」，再 據《文獻通考》，胡瑗「自慶曆中教學於蘇、湖間二十餘年，束脩弟子前後以數千 計」，53前引《宋史》所記胡瑗任教湖州，是為官學，而《文獻通考》另記胡瑗教 學收有束脩弟子，由此可確認胡瑗之教影響甚鉅，後來慶曆年間興太學，甚至取 用胡瑗的教學方法。54
此外，《宋元學案》中所記載之胡瑗「論語說」若干段落與宋學推本道德仁義 有很高的關連，值得深入討論，其中論及幾項論點：一、「友者輔仁」，二、「唯恐 有聞」，三、「天命修己」，四、「君子薦賢」，五、「聖學可至」，六、「正道盡才」，
七、「德重乎言」與八、「獎掖善行」，茲錄其文與《論語》相關文獻對比觀之：
友者輔仁之任，不可以非其人。故仲尼嘗曰：「吾死，商也日進，賜也 日退。」商好與勝己者處，賜好與不如己者處也。（無友不如己者。）
非止聞夫子之道，凡聞人之善言善行，皆如是。（子路唯恐有聞。）
命者稟之于天，性者命之在我。在我者修之，稟于天者順之。愚、魯、
辟、喭，皆道其所短而使修之者也。（愚、魯，辟、喭。）
公叔文子與大夫僎同升諸公，孔子曰「可以為『文』」；臧文仲知柳下
49 黃宗羲撰，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卷 1，〈安定學案〉，頁 25。
50 歐陽修，《居士集》，收入《歐陽修全集》，卷 25，〈胡先生墓表〉，頁 178。
51 脫脫等，《宋史》，卷 432，〈胡瑗傳〉，頁 12837。
52 黃宗羲撰，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卷 1，〈安定學案〉，頁 23。
53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 46，〈學校七〉，頁考 431-432。
54 脫脫等，《宋史》，卷 432，〈胡瑗傳〉，頁 12837。黃宗羲撰，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卷 1，〈安定學案〉，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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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之賢而不舉，孔子謂之「竊位」。由此觀之，君子以薦賢為己任。（臧文 仲竊位。）
子貢之言，甚而言之也。孔子固學于人而後為孔子。（子貢言夫子不可 及。）慈溪黃氏曰：子貢闢毀孔子者，故極言之。安定恐後學待孔子太高 而自絕于不可學，故又為之說如此。
冉求有為政之才，故曰「可使為宰」；及其聚歛不合正道，故曰「小子 鳴鼓而攻之可也」。如美管仲之功，則曰「如其仁，如其仁」；至於鄙管仲 之僭，則曰「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子稱冉求可使為宰，又鄙為「小 子」。）
古之取人以德，不取其有言，言與德兩得之。今之人兩失之。（有德者 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取以一時之能，而不責以平生之行。（孔子見互鄉童子。）55
依上，就胡瑗「論語說」論析其成德要義：他提到「友者輔仁之任，不可以非其 人」，對照《論語》中言及「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56「君子以文會友；以 友輔仁」，57即是論「友」對於自身德行之助益，「以友輔仁」雖說修身目標在「仁」， 但於此，「友」之對於「致仁」有其重要性。
胡瑗談「凡聞人之善言善行，皆如是」，若與《論語》中言「子路有聞，未之 能行，唯恐有聞」58相觀，《論語》中之所言說明：善行之為唯恐不能即時而行；
更害怕知曉之後，無法有所作為，此可視作胡瑗對於善之知與行的重視。
至於「命者稟之于天，性者命之在我。在我者修之，稟于天者順之」中，論 及「天」、「命」、「性」與「我」等概念，胡瑗談「命」受之於「天」，我做為主體，
可決定「性」之涵攝。
若要瞭解胡瑗的思想，必得理解「天」、「命」、「性」與「我」等概念間的關 連性，依今人牟宗三對於中國哲學的特質論說，《詩經‧周頌‧維天之命》言「維天 之命，於穆不已」，其中朱熹解「天命」為「天道」，59天道通過憂患意識所生的「敬」
而步步下貫，貫注到人的身上，便作為人的主體，60這裡所提到「敬」，可以《論 語》中「臨事而懼，好謀而成」61所呈顯的態度而說。牟宗三稱這樣的天道與人性 關係，為既「超越」（Transcendent）而「內在」（Immanent）；62若與胡瑗所言的語 脈合觀，便可理解其所論述的思考為：作為主體的我，受「天命」、「天道」下貫，
而與其相契，因此確立「性」的內涵，但由於人的秉性駁雜，故有「愚、魯，辟、
55 黃宗羲撰，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卷 1，〈安定學案〉，頁 26-27。
56 朱熹，《論語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卷 1，〈學而第一〉，頁 50。
57 朱熹，《論語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卷 6，〈顏淵第十二〉，頁 141。
58 朱熹，《論語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卷 3，〈公冶長第五〉，頁 79。
59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98），頁 29-30。
60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頁 23。
61 朱熹，《論語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卷 4，〈述而第七〉，頁 95。
62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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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復曾為文〈信道堂記〉，闡述其對聖賢之「道」的嚮往，茲摘要如後：
聖賢之迹，無進也，無退也，無毁也，無譽也，唯道所在而已。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孰為進哉？孰為退哉？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 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孰為毁哉？孰為譽哉？吾之所為道 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軻、荀卿、揚雄、
王通、韓愈之道也。吾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
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三十年，處於今之世，故不知進之所以為進 也，退之所以為退也，毁之所以為毁也，譽之所以為譽也。其進也，以吾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 之道，進也於吾躬何所進哉？其退也，以吾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退也於吾躬何所退哉？
其見毁也，以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揚 雄、王通、韓愈之道，見毁也於吾躬何所毁哉？其獲譽也，以吾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獲 譽也於吾躬何所譽哉？故曰：聖賢之迹，無進也，無退也，無毁也，無譽 也，唯道所存而已。……71
依上文，孫復以為聖賢之道無所謂「進、退、毁、譽」，「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這意謂「道」的不變性，因此，孫復提出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以下，關於聖賢道統的發展論，此崇古、尊 道、重經的立場，與後來在泰山書院教學的核心理念類似。
另外，在〈泰山書院記〉中，石介更將孫復比擬為孟子、揚雄與王通等人，
而隨孫復從學者眾，72他認為孫復的學術成就「足以相望於千百年之間矣」；並稱
而隨孫復從學者眾，72他認為孫復的學術成就「足以相望於千百年之間矣」；並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