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書院教育發展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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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周愚文博士. 宋代書院教育發展之研究. 研究生：羅智韋撰.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八月.

(2) 誌謝詞那是請假的一個午後，為了博士論文的撰寫，我竭力地與時間賽跑。咖啡廳的冷氣冷到背脊發涼，一向有頭疼毛病的我，在趕寫博士論文的時間裡，頭疼竟漸緩，我懷疑可能是進出咖啡廳頻繁接觸咖啡因的結果，為撰寫研究成果，身困在一二手文獻中，著急論文立論不夠完整；也氣餒於若干文獻根本難以嚥口，一位在職的博士生，面臨這些生活的片段根本不算什麼，與工作相伴的博士生涯最苦的是：工作、家庭與研究都沒能確實地面對、完成與安頓。門扉輕輕一關，斗室內的案頭攀爬、棄置著史料與文集，研究生的工作似乎就是將這些看似不相關的訊息，重新鋪排、剪貼，然後恰如其份地理出自以為是的「內在關聯」。曾經，夜裡爬讀文獻、生化文字之際，一次發生額上緊縮，身體冷汗疾發，然後一陣天旋地轉嘔吐穢物；一次後頸兩側顫痛、頭痛欲裂，彷若下一刻就要別了世界，記得那是讀了張載之文，真切覺察錢穆稱其「苦心力索」之感。兒子常戲稱自己寫論文寫累了就睡著了，其實不是睡著了，有時候這樣的一種暫時逃避，可以讓人稍稍離開那個與生命完全斷裂的學術場域，就像當兵時的夜晚，躲進蚊帳裡昏睡，心靈彷彿獲得巨大的自由一樣，但其實可能只是別過頭，沒有正面抵禦壓力而已。撰寫博士論文，讓我想到好幾年前寫碩士論文生吞活剝康德哲學語彙般的歷程，那是極盡類似的感受，除了心靈上的精疲力盡，身體也遭受強大的腐蝕，我的脖頸與腰部不斷吐露哀嚎。終究，這一個段落稍稍結束了，也讓自己能夠停下喘息。師大教育系是我接受高等教育待最久的系所，自大學至博士，因所習與所研，恰橫跨文、史、哲，因為研究領域的差異，艱辛自是難免。撰寫博士論文之際，有幸親炙於周愚文師，每每能從老師的吉光片羽獲得全幅新的研究視野，然後再自擾人的行政工作遁入純然的學術研究中，即使研究如前提及之困苦難耐，但卻又因此而可以讓生命提煉出什麼似的，研究工作不就是如此嗎？研究生如果能在自虐與重生的過程中，找到一些些屬於自己的成就感，似乎，研究也能說是甜美的。非常感激參與博士論文口試的諸位老師，伍振鷟師、鄭玉卿師、張鍠焜師與沈宗憲師給予自己後續修整論文許多寶貴的意見，更感激指導教授周愚文師對於博士論文初稿逐字逐句進行修訂，這非個人研究的終點，而是另一個令人期待的啟始。我要感激在師大學習期間指導與陪伴自己的所有老師與同學，每一堂課都是美好的印記。同時，要特別感激妻子瑩總是打理好家中的一切，然後忍受自己在學思困窘時的無依與無理；兒子宥與翔總因自己工作與研究而缺漏了若干相處時光，在博士研究暫一段落後，重拾家庭生活是接下來的盼求。另，我也要感恩父親母親生養自己、教育自己，成為自己很重要的心靈後盾。在完成了高等教育的最後階段之後，希望往後日子的學習，能夠因著這些年的歷程，自在地高飛、奮力地遨翔。二〇一九年，盛夏，記於博士論文口試通過之後。 i.

(3) 宋代書院教育發展之研究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北宋書院教育的發展過程。過去研究認為南宋書院教育與道德性的教學理想有關。研究者的問題意識為：書院教育是否純然與道德相關？本研究發現：北宋初年，官學教育未能即時因應教育的需求，書院成為補充官學的一種方式。又因朝廷崇尚文人政治，書院的發展與科舉間的關連密切。從應天府書院的為學目的、慶曆新政推行地方官學，乃至宋初三先生的講學，書院講學是為了求理想的政治格局。自北宋起，道學發展便與書院教育同時發展。南宋時期，書院教育呈現不同面貌，「學以為己」或「學以求仕」皆有之。此外，本研究亦探究影響宋代書院發展的相關因素，如道學、古文運動、佛老、士人書院學習生活與環境，以及科舉應試等面向，討論出與書院教育的關係。. 關鍵詞：書院、官學、道學、科舉、宋代. ii.

(4)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y Education in the Sung Dynasty Abstract Chih-Wei, Lo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cademies in the Sung dynasty. Previous researches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academy education in the Southern Sung was related to the teaching ideal of morality. The main question of this study is: Was the nature of academy education purely related to morality?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Northern Sung Dynasty, the government school system failed to respond to people’s educational needs, therefore academies became a supplemental institutions to it. The official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academies an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ere closely related. From the objective of Yingtianfu Academy, the Qingli Reform to improve the government school system, and even lectures by three masters in the early Sung Dynasty, the academies were aimed at the ideal political situation. Since the Northern Sung, Neo-Confucianism and Academies have developed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Southern Sung, the aims of academy education had performed different patterns, including: "Learning for yourself", or "Learning for being an official". In addition, this study also explores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cademy in the Sung Dynasty, such as the Neo-Confucianism, the Classics movement, Buddhism and Taoism, the scholars’ life in academies,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discusses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Academy education.. Keywords: Academy, official school system, Neo-Confucianism, imperial examination, Sung Dynasty. iii.

(5) 目. 次. 第一章緒論……………………………………………………………1 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第五節第六節. 研究動機…………………………………………………………………1 文獻回顧…………………………………………………………………4 研究目的…………………………………………………………………10 研究方法與步驟…………………………………………………………10 研究範圍與名詞界定……………………………………………………11 研究史料…………………………………………………………………11. 第七節研究限制…………………………………………………………………11. 第二章官學的補充到多元發展—北宋書院功能的轉變……………13 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 唐至北宋初的書院教育…………………………………………………13 范仲淹慶曆新政改革建議與書院的發展………………………………17 北宋的宋學精神與書院教育……………………………………………21 小結………………………………………………………………………55. 第三章宋代書院發展的文化脈絡：道學發展、古文運動與佛老…57 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 宋代道學的興起與發展…………………………………………………57 宋代古文運動所含「道」的意涵………………………………………67 南宋道學諸儒對佛老的態度……………………………………………69 小結………………………………………………………………………75. 第四章南宋書院教育「私學理想」傳統的開展與其他面貌………77 第一節朱熹與白鹿洞書院興復…………………………………………………78 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第五節第六節第七節第八節. 精舍的發展與書院的關係：以朱熹三舍為例…………………………81 湖湘學派與嶽麓書院在南宋的發展……………………………………85 石鼓書院在南宋的發展…………………………………………………93 陸九淵與書院教育………………………………………………………96 呂祖謙與書院教育 ……………………………………………………107 書院與科舉合流情況舉隅 ……………………………………………111 小結 ……………………………………………………………………113. iv.

(6) 第五章士人生活、學規學禮、舉業與書院教育 ……………………115 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第五節. 士人的書院學習生活與環境 …………………………………………115 書院學規 ………………………………………………………………124 書院學禮 ………………………………………………………………134 南宋書院講論者的科舉教育觀 ………………………………………138 小結 ……………………………………………………………………146. 第六章結論與啟示 …………………………………………………147 第一節研究發現與結論 ………………………………………………………147 第二節問題省思與啟示 ………………………………………………………150 第三節對於後續研究的建議 …………………………………………………151. 參考文獻 ………………………………………………………………153. v.

(7) 表. 次. 表 1-1 宋代書院統計表（依朝代）…………………………………………………6 表 1-2 宋代書院統計表（依地理分布）……………………………………………8. vi.

(8)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壹、問題的提出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時年二十三歲的范仲淹與同母異父的朱家兄弟因為用錢一事產生爭執，朱家兄弟一句「吾自用朱氏錢，何預汝事？」使范仲淹決意門戶自立，義憤之際，於是踏上前往「南都學舍」的路途，開始了五年的苦讀生涯。1而「南都學舍」即五代之「睢陽學舍」，當時的「睢陽學舍」已是官設的「應天府書院」。2應天府書院在五代十國時期，歷經楊慤、戚同文之經營，「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3後至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由皇帝詔新建書院，並賜院額。4 有研究以為，宋代書院之興，乃從朱熹以降的「私學理想」開始，強調書院的特質在於對知識的追求與高度的道德感鼓勵。5但若細究兩宋書院的發展，則不能只單就「私學理想」批判官學流弊單一特性而論。6影響宋代書院的設立、數量、發展乃至所謂的「私學理想」，有其複雜的因素影響。前述應天府書院作為宋初書院的一個個案，其從地方講學之所一躍成為具有官方色彩的教學機構，顯然就不是居於官方之對立面。根據過去的研究，宋代地方官學興起7之前，書院的定位有如下之說法：鄧洪波認為書院的角色是政府短期無力恢復官學系統的一種權變措施8，而李兵更直指書院為「官學的替代機構」9。但是，宋初朝廷是否有意將書院［宋］樓鑰撰，李勇先、王蓉貴校點，〈范文正公年譜〉，收入《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頁 865-866。 2 梁庚堯，《宋代科舉社會》（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5），頁 251。 3 ［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457，〈戚同文傳〉，頁 13417-13418。 4 ［宋］王應麟，《玉海》（京都：中文出版社，2002），卷 167，〈宋朝四書院．應天府書院〉，頁 3174。 5 李弘祺，《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頁 89。 6 梁庚堯以為宋元書院的發展，其私學理想未必與科舉制度截然對立，見梁庚堯，〈宋元書院與科舉〉，收入宋史座談會主編，《宋史研究集》第 33 輯（臺北：蘭臺出版社，2003），頁 49-50。梁庚堯此文列舉史料主在指陳書院與士人應舉學習的需求，只是，兩宋書院發展是否全然與舉業相關，亦可再商榷。 7 根據李兵的整理，趙鐵寒在〈宋代的州學〉以為州學之興應該始於乾興元年；黃書光〈宋代地方官學考析〉則以為大中祥符四年（1011）以前的 36～43 年就開始。參見李兵，《書院與科舉關係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 31。周愚文則依《資治通鑑長編》考析，認為政府主動興學要到仁宗朝。參見周愚文，《宋代的州縣學》（臺北：國立編譯館， 1996），頁 6。根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宋真宗乾興元年（1022）因允兖州田十頃，以為學糧，可視為宋代州學之始，但這已是宋朝開國六十二年之後了，參見［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 99，頁 2303。 8 鄧洪波，《中國書院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頁 77。 1 1.

(9) 視作「替代官學」的角色，則需更多史料佐證。保守論之，書院此期其實僅是做為士人投身科舉的學習機構之一。由此而論，宋初的書院設置與從朱熹以降之「私學理想」特質相距甚遠；若除了前論的「私學理想」之外，兩宋時期，書院發展的面貌究竟為何？此即本文探究焦點。以下即從「宋代道學發展與書院『私學理想』的關係」、「書院教育是否有『私學理想』之外的『理想性』」、與「書院裡的士人生活樣貌」諸項，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貳、宋代道學發展與書院「私學理想」的關係過去，從《伊洛淵源錄》、《道命錄》乃至於《宋史‧道學傳》所建構之宋代思想史脈絡，是屬系譜式10的研究方式。思想史研究領域論宋代道學發展，一向從周敦頤始，再談到邵雍、二程與朱熹與相關的儒者。如此從思想與思想間的對話去談哲學性的發展，是自不同論者的思想中搭起一座「精英」式的道學脈絡。但近人余英時研究朱熹，卻非採取此途，而是將朱熹置入宋代的歷史脈絡中，並論及「政治文化」、「理想與權力的互動」與「黨爭、士大夫的分化」等議題，11此乃試圖將道學歷史化。如果採行余英時的研究方法來探究宋代道學發展與書院「私學理想」的關係，或可看出書院教育的不同風貌。尤其在南宋時期，以朱熹為主的書院私人講學傳統興起，「講學」成為書院教育的一大特點，道學的興起和傳遞與「講學」關係密切，12書院成為士人學問傳播的場所。因此，若能梳理出南宋書院的講學內容、參與的士人以及相關的教育活動，並往前追溯北宋時期的書院教育與道學發展，則宋代書院教育的歷史脈絡便能展現。參、書院教育是否有「私學理想」之外的「理想性」北宋初期文教發展，人才選拔重於教育機構設置，科舉取士名額與投身科舉士人的比例差距亦高，13書院在此時是否擔負了培育人才的角色？值得深入探究。自北宋初期觀之，書院由於官方的投入，依附於科舉制度與類似於官學的角色底李兵，《書院與科舉關係研究》，頁 40。相關的討論可見參見葛兆光，〈置思想於政治史背景之中一再讀余英時先生的《朱熹的歷史世界》〉，收入田浩主編，《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社，2009），頁 371-411。 11 參見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冊）（臺北：允晨出版社， 2003），頁 27-496。 12 本觀點來自李弘祺的看法，其認為宋明理學興起之後，「講學」被看作是代表書院理想的教育方法，唯本研究後續論及宋代「理學」時，則以「道學」稱之，此是根據《宋史》中有〈道學傳〉專論之故，避免「理學」一詞限制本研究所論及之宋代學術內涵，見：李弘祺，〈朱熹、書院與私人講學的傳統〉，《國立編譯館刊》第 19 卷第 2 期（1990，臺北），頁 1。 13 周愚文，〈宋代科舉報考人數與錄取人數失衡問題因應對策之分析〉，《教育研究集刊》2012 年第 58 輯第 3 期，臺北，頁 105-134。 2 9. 10.

(10) 下，並沒有出現如朱熹以降的「私學理想」性格，但是否有著此時書院教育獨特的「理想性」，值得深入觀察。因為這裡所提及的「私學理想」性格，其實與宋代道學發展有密切的關連，如果排除了道學發展的影響因素，還有其他「理想性」的可能嗎？也許從書院創設者的理念內涵及其與朝廷間的互動歷程檢視，將是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依《續資治通鑑長編》所載14，宋代的政治結構可謂是「與士大夫治天下」15，值得探討的是：宋代的士人文官集團在因外患、變法或興學各有己見之際，書院的何種角色為何？睽諸史實，宋初若干書院具官方色彩，因而獲得賜額與賜書，例如前述「應天府書院」受到朝廷「賜院額」，其他例子又如於《續資治通鑑長編》中記有：「庚寅，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千百人，乞賜九經，使之肄習。詔國子監給本，仍傳送之。」16 依上，書院接受官方力量湧入，背後的因素與造成的影響值得深入探討肆、書院裡的士人生活樣貌宋立國之初，因士人社會的自發與科舉應試的需求，書院承接教化功能或準備科舉需求，此可能源於朝廷財力未逮之權變舉措。17仁宗以後，歷經朝臣范仲淹、王安石與蔡京三次興學運動，官學大興，至此書院、官學的教學目的與科舉並無二致，18甚至若干書院與官學合流，仿造太學三舍法而建立體制。19爾後，周敦頤建有書堂講學20，二程講學於伊皋書院，並發展道學，21於是書院另有文化與學術. 熙寧四年（1091）三月戊子，宋神宗在資政殿召對二府大臣議事。依《續資治通鑑長編》：彥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上曰：「士大夫豈盡以更張為非，亦自有以為當更張者。」參見［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21，頁 5370。 15 類似的看法也可見於王瑞來，《近世中國：從唐宋變革到宋元變革》（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頁 97-98。王瑞來以「士大夫政治」稱宋代的政治特徵，強調透過科舉進入政界的士大夫，支配從中央到地方的主流政治。 16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8，頁 402。 17 宋初文教乃採士人拔擢為先，然事實上正式學校的設置卻付之闕如，自宋開國後，至太平興國二年二月才有賜白鹿洞書院九經之舉，宋真宗以前，政府並沒有注重地方教育。詳參見周愚文，〈北宋的三次教育改革〉（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頁 12。 18 范仲淹對於應天府書院過去能培育科舉登科者多有推崇，顯見該書院創建理想與中舉並沒有牴觸，參見［宋］范仲淹撰，李勇先、王蓉貴校點，《范文正公文集》，收入《范仲淹全集》，卷 8，〈南京書院題名記〉，頁 191-192。氏於〈南京書院題名記〉提到：「觀夫，二十年間，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羽臺閣，蓋翩翩焉，未見其止。宜觀名列，以勸方來。登斯綴者，不負國家之樂育，不孤師門之禮教，不忘朋簪之善導。」顯然，由應天府書院培養的士人同樣參加科舉，甚至登科而入仕。 19 李兵，《書院與科舉關係研究》，頁 56 謂：元符（1099-1101）實行的「潭州三舍法」即將書院納入官學體制，升學方式為：「初，潭士以居學肄業為重，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捨生，潭人號為「三學生」。兵興時，三學生聚居州學，猶不廢業。」 20 李國鈞主編，《中國書院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頁 91。 21 李兵，《書院與科舉關係研究》，頁 62-64。 3 14.

(11) 傳承的功能。前之所述乃是就宋代書院發展的鉅觀現象而論，至於在書院中的微觀史實為何？是以，我們要進一步申問，士人在書院求學，其學習與生活樣貌究竟為何？而此亦是本研究所欲掘發的重點。. 第二節文獻回顧有關宋代教育與中國書院的研究，過去已經累積有豐富的成果。大致可分為四個面向。其一，以宋代科舉社會作為背景，論述科舉、官學、書院與政府政策決定間的關係。其二，透過數量分析與地理分佈，觀察宋代書院設置的原因與相關現象。其三，關於書院本身的「目標、事業與性質」、「組織與經費」、「教育內容、教學與考課」與「學生資格與入學」諸項進行討論。22其四，就宋代教育發展進行總體性的考察，探討書院作為教育機構之一的角色定位。壹、科舉、官學、書院與政府政策決定第一個面向先舉賈志揚（John William Chaffee）的研究為例，賈志揚在書院的論述有幾個重點，一、北宋時期的書院少數有官學作用，大多數是非正式的小型學校或學者的書齋。二、南宋時期的書院在很大程度上拒絕準備科舉考試，提倡新儒學23的自我修養。不過，賈志揚也承認，書院中對於科舉生活的反對實際上有限，與書院相關的人很少完全拋棄官場，士人可能既在書院讀書，又去參加科舉考試。而官方對於書院的影響也是有的，例如書院接受賜匾、皇帝命令創辦等。但即使是如此，他仍然肯認南宋書院的廣佈，有助加強士人的道德權威與意志自由。24 從書院與科舉間的非抗拒性出發，陳雯怡《由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一書是很好的例子。其基本論點是：雖然書院蘊含道之尊嚴的「私學理想」，但並非與科舉制度截然對立，書院的真實面貌必須回到科舉與教育的關係來理解，她的研究發現，宋時期的官學到書院，「選」到「養」，都跟科舉有關。其論述的角度乃自發展脈絡觀察制度和理念的互動，認為教育與社會文化有聯繫關連，將教育史還原作為歷史的一部份，書院的發展則置於整個宋代社會的歷史特性與兩宋教育發展的脈絡之中。25梁庚堯〈宋元書院與科舉〉一文，更是提出南宋書院的私學理想未必與科舉制度對立，即使是理學家26講學的書院也本面向參考周愚文檢視中國教育發展中，所提出的書院教育之各種面向。見周愚文，《中國教育史綱》（臺北：正中書局，2001），頁 279-300。 23 這裡稱為「新儒學」，或許是譯自 Neo-Confucianism 一詞，其所指即為宋代道學。 24 賈志揚，《宋代科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頁 135，140-142。 25 陳雯怡，《由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臺北：聯經出版社， 2004）。 26 本研究後續論及「理學」概念俱以「道學」稱之，現依原文獻說法援引。 4 22.

(12) 不必然排斥舉業的教學。27對於書院與科舉間的關係，李兵《書院與科舉關係研究》提出兩宋書院發展面向的複雜度：自北宋初朝廷無力辦學，書院以「替代官學」之貌出現，其中乃是順應士人求學，書院因重新修復而提供良好的物質條件，另有豐富藏書與名師巨儒之任教者，並提供跨地求學機會，北宋中晚期後因三次興學之故，官學興起，書院漸次沒落。至南宋，新儒學興，書院發展雖批評科舉取士但並不等於反對科舉制度，形成德業與舉業並重之況。28 貳、書院的數量分析與地理分佈關於書院研究的第二個面向，乃是以數量分析與地理分佈為要。曹松葉〈宋元明清書院概況〉（1929）、孫彥民〈宋代書院制度之研究〉（1963）、賈志揚《宋代科舉》（1985/1995）、顧宏義《教育政策與宋代兩浙教育》（1995）、白新良《中國古代書院發展史》（1995）、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制度研究》（1997）、楊布生、彭定國《中國書院文化》（1997）、周愚文《中國教育史綱》（2001）、李國鈞等著《中國書院史》（1998）、鄧洪波《中國書院史》（2004/2006）等研究，均先後針對宋代書院數量與地理分布進行統計。其中，民國早期曹松葉〈宋元明清書院概況〉一文，是書院數量研究的開創之作。氏將書院分以「創設」、「興復」、「改造」與「毀亡」等項，並據以列表說明總結：自空間論，江西省為最多；自時間論，理宗極盛，若分南北宋分析，南宋盛於北宋。人物分析亦是其創見，據其歸納，民立書院所占 50％，書院數量不以都城所在的浙江最盛，除民立之外，地方官、督撫、京官、勒奏總和比率據其統計表占 31.85％，氏認為宋代書院乃屬「官私合辦」時期。29鄧洪波《中國書院史》一書針對中國歷代書院進行數量分析，其方式是將北宋與南宋分開計算，並列表進行分析，統計分有依各朝廟號與今地理省分進行計算，另外分省與依各朝統計數量與排名、繪製書院發展軌跡參考圖，並據以說明宋代書院數量所表示的歷史意義。30美國學者萬安玲（Linda Walton）針對南宋書院的地理分佈做分析，利用書院碑記及其他原始資料，繪製南宋 250 餘所書院的地理分佈圖。她發現嶺南和東南沿海呈現平衡的分布，中心與周邊各居一半，但長江中游與下游呈現鮮明的對照，中游地區建在周邊的書院數是中心區的兩倍；長江下游則剛好相反；長江中游地區，東部中心與周邊的比例大約是 1:10（例如吉州位居長江中游東部周邊，書院最多，科舉成功率一直很高），西部地區中心與周邊的比例大約是 4:1，萬安玲得出的結論是，單憑經濟力量不能決定書院的數量，書院的數量與科考的成功一樣，是和學術文化傳統著名相關。31 梁庚堯，〈宋元書院與科舉〉，收入宋史座談會主編，《宋史研究集》第 33 輯（臺北：蘭臺出版社，2003），頁 50。 28 李兵，《書院與科舉關係研究》，頁 25-105。 29 見曹松葉，〈宋元明清書院概況〉，《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 10 集（1929，廣州），頁 4446。 30 鄧洪波，《中國書院史》，頁 62-122。 31 ［美］琳達．沃爾特（Linda Walton）著，鄧洪波譯，〈南宋書院的地理分佈〉，《湖南大學 5 27.

(13) 由於各書運用資料上的差異，本研究暫不先考證何者數量為正確，茲援引上列各研究的書院數量統計，整理如表 1-1、表 1-2，以窺宋代書院發展的一般趨勢。表 1-1 宋代書院統計表（依朝代）北宋. 書院數量. 太祖. 1/0/1. 960-975 年. 太宗 976-997 年. 真宗 998-1022 年. 仁宗 1023-1063 年. 英宗 1064-1067 年. 神宗 1068-1085 年. 哲宗 1086-1100 年. 徽宗 1101-1125 年. 欽宗 1126 年. 未詳北宋何朝. 資料來源. 南宋. 書院數量. 資料來源. 曹松葉（1929）. 高宗. 7/1/8. 曹松葉（1929）. 2. 顧宏義（1995）. 1127-1162 年. 63. 顧宏義（1995）. 4. 鄧洪波（2004/2006）. 31. 鄧洪波（2004/2006）. 2/1/3. 曹松葉（1929）. 孝宗. 19/9/28. 曹松葉（1929）. 10. 顧宏義（1995）. 1162-1189 年. 70. 顧宏義（1995）. 6. 鄧洪波（2004/2006）. 63. 鄧洪波（2004/2006）. 3/2/5. 曹松葉（1929）. 光宗. 4. 顧宏義（1995）. 12. 顧宏義（1995）. 1189-1194 年. 8. 鄧洪波（2004/2006）. 11/2/13. 曹松葉（1929）. 寧宗. 14/2/18. 曹松葉（1929）. 33. 顧宏義（1995）. 1194-1224 年. 65. 顧宏義（1995）. 11. 鄧洪波（2004/2006）. 47. 鄧洪波（2004/2006）. 1/1/2. 曹松葉（1929）. 理宗. 46/15/64. 曹松葉（1929）. 1. 顧宏義（1995）. 1224-1264 年. 144. 顧宏義（1995）. 83. 鄧洪波（2004/2006）. 8/6/16. 曹松葉（1929）. 56. 顧宏義（1995）. 40. 鄧洪波（2004/2006）. 0/1/2. 曹松葉（1929）. 2/0/2. 曹松葉（1929）. 度宗. 12. 顧宏義（1995）. 1264-1274 年. 11. 鄧洪波（2004/2006）. 4/1/5. 曹松葉（1929）. 恭宗. 8. 顧宏義（1995）. 1274-1276 年. 7. 鄧洪波（2004/2006）. 5/0/5. 曹松葉（1929）. 端宗. 1. 顧宏義（1995）. 22. 顧宏義（1995）. 1276-1278 年. 1. 鄧洪波（2004/2006）. 8. 鄧洪波（2004/2006）. 1/0/1. 曹松葉（1929）. 帝昺. 1. 顧宏義（1995）. 1278-1279 年. 2. 鄧洪波（2004/2006）. 33. 顧宏義（1995）. 85. 顧宏義（1995）. 16. 鄧洪波（2004/2006）. 52. 鄧洪波（2004/2006）. 125（指南宋. 鄧洪波（2004/2006）. 未詳南宋何朝. 未詳兩宋何朝. 社會科學學報》，第 1 期（1993，長沙），頁 97-100。譯者原譯作者名為琳達．沃爾特，本研究從其中文名萬安玲。 6.

(14) 書院）北宋數量小計. 未詳兩宋何朝. 建於宋前，宋. 74. 曹松葉（1929）. 264. 曹松葉（1929）. 34. 孫彥民（1963）. 147. 孫彥民（1963）. 56. 賈志揚（1985/1995）. 369. 賈志揚（1985/1995）. 134. 顧宏義（1995）. 489. 顧宏義（1995）. 71. 白新良（1995）. 442. 白新良（1995）. 73. 鄧洪波（2004/2006）. 442. 鄧洪波（2004/2006）. 140 餘. 李國鈞等（1998）. 194. 孫彥民（1963）. 128. 顧宏義（1995）. 14. 顧宏義（1995）. 338. 曹松葉（1929）. 375. 孫彥民（1963）. 425. 賈志揚（1985/1995）（原書雖有分期計算，但未按兩宋各朝時間）. 765. 顧宏義（1995）（註：原書計 764，應為誤植）. 408. 楊布生、彭定國（1997）. 711. 陳谷嘉、鄧洪波（1997）. 719. 李國鈞等（1998）. 515. 鄧洪波（2004/2006）. 南宋數量小計. 仍有教學活動. 總計. 資料來源： 1. 曹松葉，〈宋元明清書院概況〉，《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1929 年第 10 集，廣州，頁 4427-4440。（註：有關曹松葉計算書院數量，茲以【創設/興復/改造】計之。） 2. 孫彥民，〈宋代書院制度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63）。轉引自周愚文，《中國教育史綱》，頁 275。 3. 賈志揚，《宋代科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頁 136。 4. 顧宏義，《教育政策與宋代兩浙教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頁 146-147。 5. 白新良，《中國古代書院發展史》（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1995），頁 4、17。 6. 楊布生、彭定國，《中國書院文化》（臺北：雲龍出版社，1997）。轉引自周愚文，《中國教育史綱》，頁 275。 7. 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制度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頁 355。 8. 李國鈞等，《中國書院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頁 41、1010-1028。 9. 周愚文，《中國教育史綱》（臺北：正中書局，2001），頁 275。 10. 鄧洪波，《中國書院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頁 68、111-112。. 由表 1-1 可知，一、南宋書院總量多於北宋，以數量的觀點視之，顯示書院興盛是南宋以後的事。二、南宋自理宗朝開始，數量開始攀升。三、各研究因史料蒐集、判斷規準不一，致使數量有所差異。從過去宋代書院的數量分析，或可見其大致的發展趨勢。. 7.

(15) 表 1-2 宋代書院統計表（依地理分布）地區. 時間. 北宋. 南宋. 兩宋合計. 直隸*. 1/3/3. 0/0/0. 1/3/3/3/3. 河南. 4/5/6. 1/0/0. 5/8/5/11/6. 山西. 1/1/1. 0/0/0. 1/4/1/4/1. 陝西. 2/1/1. 0/0/0. 2/4/1/4/1. 山東. 2/4/4. 2/0/0. 4/5/4/0/4. 江蘇. 2/4/4. 14/23/23. 16/13/27/29/27. 安徽. 3/4/4. 7/16/16. 10/5/20/20/20. 浙江. 6/4/4. 70/82/82. 76/48/86/156/86. 江西. 9/23/23. 116/147/147. 125/138/170/224/170. 福建. 3/3/3. 43/57/57. 46/54/60/85/60. 湖北. 1/3/3. 5/9/9. 6/7/12/17/12. 湖南. 7/8/9. 46/43/43. 53/46/51/70/52. 廣東. 2/4/4. 29/35/35. 31/20/39/39/39. 廣西. 0/0/0. 9/11/11. 9/9/11/10/11. 貴州. 1/0/0. 0/1/1. 1/0/1/1/1. 四川. 1/4/4. 10/18/18. 11/15/22/31/22. 資料來源： 1. 2. 3. 4. 5.. 曹松葉，〈宋元明清書院概況〉，《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1929 年第 10 集，廣州，頁 4427-4440。孫彥民，〈宋代書院制度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63），頁 15-16。。轉引自周愚文，《中國教育史綱》（臺北：正中書局，2001），頁 277。白新良，《中國古代書院發展史》（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1995），頁 4-5、17。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制度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頁 354-355。鄧洪波，《中國書院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頁 66、114。. 說明：一、*各書地區是採清代行政區劃。二、本表依北宋、南宋、兩宋合計分別計算。三、各地區書院數量依資料來源作者姓氏順序表示為：曹/白/鄧。. 至於書院的地理分布，由表 1-2 可知，宋代書院最多的五個地區為：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廣東。其中，江西與福建分別是朱熹居官與授徒之所，可能促進書院數量的興盛，然其中道學的發展與朱熹書院講學歷程，更是本研究後續討論的重點。參、書院的設置與性質第三個面向主要在於討論書院本身設置與性質。周愚文《中國教育史綱》為 8.

(16) 代表性著作，該書屬中國教育專題史，關於「書院教育」一章，主要在比較歷代之間書院教育發展的差異性，其中對於宋代書院的設置與性質可歸其要點為：一、與官學不同，目標在於進德修業；二、事業內容含括：藏書、供祀、講學、刊刻輯撫流亡士子。三、分析宋代書院的官私辦情況，其中私辦 70.60%大過官辦 15.19 ％，14.20％為不明的狀態。四、宋代講學式書院與考課式書院兼有，但考課式為特例。五、宋代書院負責人一般為：有志改革的名儒宿學，或絕意仕途的隱逸之士，或為退職官員。六、經費來源乃是依賴「學產」，有官府指撥、私人捐贈及公私共同負擔。七、書院教育支派有三：程朱理學、陸子心學與呂學。八、入學資格方面，南宋少部分書院對於生徒要加以挑選。32而劉伯驥《廣東書院制度》指出，清代以前官私書院學生無分種類，名額不定，與書院山長聲望相關，膏火添置，亦無一定。33 肆、將書院置於宋代教育史的背景框架下，理學34因書院而獲體現。關於第四個研究面向，是將書院置於宋代教育史的背景框架下，有謂理學因書院而獲體現。35這是最一般性的宋代書院性格說明。書院自唐起，至宋趨於完備，起初為學生傳道授業、做應舉之用，李弘祺認為南宋朱熹為發揮儒家教育理想，書院擔負重要職責。在此前提下，宋代書院的特點在於：一、恢復私人講學傳統。 36 二、組織仿效官學，以公田負擔支出、並輔以系統化的課程。三、因有藏書、刻書功能，形成士大夫活動中心。四、教材出自理學家，是理學傳播的重要場所。37 從理學的興起，乃至於南宋書院教育復興運動，這其中有其相關性，袁征認為書院復興有助理學傳播，亦與州縣學不同，書院可收外地生，這使書院應運而生。38 伍、小結以南宋朱熹為首的書院教育，書院的「私學理想」性格非常清楚，即是為發揮儒家教育理想，只是書院數量眾多，興衰原因不一，其中任教鴻儒亦各有見地，前往學習士子面臨的生存考驗亦有差異，書院教育不見得只有上述的「私學理想」性格。如前所述，前人針對書院研究聚焦於四個面向：一、與科舉、官學、政府政. 周愚文，《中國教育史綱》，頁 279-300。劉伯驥，《廣東書院制度》（臺北：國立編譯館，1978），頁 272。 34 在此以「理學」稱宋代道學，乃是引自所耙梳之文獻，本研究後續論及相關概念，則以「道學」稱之。 35 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社，2004），頁 28。 36 李弘祺，〈朱熹、書院與私人講學的傳統〉，頁 1。 37 本處所論「宋代書院的特點」第二、三、四項取自李弘祺的歸納。詳見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頁 29。 38 袁征，《宋代教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頁 60。 9 32 33.

(17) 策更易間的互動關係；二、書院的數量分析與地理分佈；三、書院本身設置與性質、四、「私學理想」性格。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下，進一步要申問，本研究可延續並超越的可能性為何？歸納文獻所探究的面向，本研究聚焦於三個研究重點：首先，需釐清科舉與書院間的衝突與相輔狀況為何？除彰顯「私學理想」性格的書院外，有無其他的可能性？其次，本研究不擬再進行兩宋書院的地理空間分佈的考證與數量分析，而改以書院學記、學規、地方志、宋人文集與墓誌銘等文本作為探究重點，透過微觀的史料耙梳，也許更能看見歷史性的脈絡發展。第三，針對書院本身提供的條件諸如學規內容、學禮規範，與學生在其中生活的各種面向加以深究。. 第三節研究目的根據前述研究動機及文獻回顧，本研究首先針對兩宋的書院歷史發展背景、原因、影響與實際落實的過程進行史料蒐集，並進一步觀察兩宋書院建置、士人生活、科舉社會與道學發展等面向，去探究書院在兩宋間發展的過程，俾能凸顯其在教育史上的重要性，據此，本論文的研究目的有四：一、瞭解兩宋的書院歷史發展，並探究其產生背景、原因與影響。二、探析兩宋的書院在科舉社會中，地位與功能的變化。三、探究兩宋的書院設置與士人生活間的關連。四、研究兩宋的書院與道學發展間的關連。. 第四節研究方法與步驟本研究採用歷史研究法與理論分析法，首先提出基本的問題意識：宋代書院教育的「私學理想」性格是否確實被實踐？再分成三個面向對史料作陳述與分析：一、本研究先描繪宋代整體書院史的樣貌：本研究依過往文獻，仍將書院教育置放在「科舉社會」的背景下，描述科舉制度、官學結構、士人學習與書院制度間的互動關連，其中大框架為「科舉社會」，小系統則為書院與士人之間的交涉。這裡所論及之士人兼含書院講學者與在書院中從遊學習之士人。二、本研究多採取宋代書院講學者的第一手文獻作為分析對象，理解其設學要項、講學目的與學術思考，並據以理解這些倡導書院講學者的思維、論點與期望。三、除採取宋代書院講學者的第一手文獻外，本研究亦多納書院學規、書院記文、語錄性史料加以分析，以求還原當時書院設立的實際教學歷程與規範學子的細節。. 10.

(18) 第五節研究範圍與名詞界定本研究範圍就時間言，乃以兩宋的書院設置與發展為限，北宋自太祖始，下迄欽宗止，南宋自高宗始，下至帝昺止，時間自西元 960 年至 1,279 年。與兩宋同時期遼、金與元的書院發展，則不在本論文討論之列。本研究所謂的「書院」，包含或稱「精舍」、「書堂」，但不含其他如具有啟蒙意義的「家塾」、「書館」及鄉里以義莊為基礎的「義學」等私學。至於官學範疇，則依本論文研究需要進行討論與分析。. 第六節研究史料本研究所用史料，以正史、編年史、政書、奏議詔令與當時各家文集為主，另以筆記、傳記、墓誌銘與地方志所載為輔。由於本論文著重在兩宋書院發展的脈絡，官方正史中有關宋代教育政策發展為參酌的重心，其中《宋史》的記載為重要史料來源，而《文獻通考》關於宋代制度尤為詳備，為本研究重要政書參考。《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北宋九朝 168 年史事，敘事翔實，是不可或缺的史書資料。除上列史書外，有關官學、選舉拔擢史實記載如《宋會要輯稿》亦是重要史料來源，為使研究整全，相關筆記、學案如《容齋隨筆》、《宋元學案》也是參考依據。近年來，中國大陸針對書院史進行資料蒐集，由近人所輯的史料如《中國書院史資料》、《中國歷代書院志》與《中國書院學規集成》，亦為本研究重要的史料。此外，諸儒者的文集、年譜也是重要參考資料。其中道學家的書信往返亦可窺見書院建制、道學學術發展研討等內容，是以上述書信是本研究參考的重要憑藉。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大量使用宋代道學家語錄，作為探究書院士人生活面貌與書院講論者思考的史料，如《朱子語類》、門人所輯的陸九淵語錄即是參考重點。至於明清的地方志，也列為參考。. 第七節. 研究限制. 宋代書院的研究，與官學制度相比，較缺乏正史、政書類的資料，僅能透過零星的地方志、相關文集等其他的史料來補足。因史料的來源有限，在論證與討論的過程便顯得較為困難。. 11.

(19) 12.

(20) 第二章. 官學的補充到多元發展—北宋書院功能的轉變. 過往討論宋代書院的發展，大抵以南宋朱熹所開創的「私學理想」傳統1作為主要論述的核心，但北宋時期的書院設置與上述南宋之「私學理想」一樣嗎？本章即是探究其是否與南宋有所差異。宋開國之初，因「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阨」2、士人社會的自發及科舉應試的需要，書院承接了教化功能。一如朱熹在〈衡州石鼓書院記〉言：「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脩，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羣居講習之所，而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3仁宗以後，歷經朝臣范仲淹、王安石與蔡京三次興學運動，官學大興，建立「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的辦學理想，若干書院與官學合流，其角色轉為州縣學，過去研究指出這有「官學的替代機構」傾向，4本章主在探討北宋時期書院的功能與轉變，另再論慶曆新政（政策角度）、北宋學術發展（學術角度）與書院教育之間的關係。. 第一節. 唐至北宋初的書院教育. 壹、書院的產生與定位漢唐以來，朝廷即設立中央與地方官學。南宋張栻曾言：「國朝之學，視漢唐為盛，郡縣皆得置學。郡有教授以掌治之，部刺史，守令佐又得兼領其事，亦既重矣」。5不過，有別於官設的官學，自唐代起，「書院」之名出現於中國歷史，初為士人讀書、祭祀、藏書之所，6至宋代，經歷趙宋立國之初文教疲弊，成為暫時性的教育場所，各書院興起主因雖不盡相同，若干可能接受朝廷資助，7此時的書院設置具有官方色彩。官學與書院之分，應屬官私之分，但北宋初年的書院卻不. 李弘祺，《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頁 89。〔宋〕呂祖謙撰，何忠禮點校，〈白鹿洞書院記〉，收入《朱熹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96-98。 3 〔宋〕朱熹撰，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2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卷 79，〈衡州石鼓書院記〉，頁 3782-3784。 4 此說採李兵之論，參見：李兵，《書院與科舉關係研究》，頁 40。 5 〔宋〕張栻撰，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編，《南軒先生文集》，收入《朱子全書外編》第 4 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卷 9，〈郴州學記〉，頁 162。 6 鄧洪波，《中國書院史》，頁 1-41。 7 北宋初期，政府給予書院獎贈，以賜額、贈書與贈九經等方式扶持。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頁 402：「庚寅，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千百人，乞賜九經，使之肄習。詔國子監給本，仍傳送之。」 13 1 2.

(21) 盡然全屬私設，書院由於官方的投入、其角色類似於官學，所謂朱熹以降的「私學理想」性格，猶未顯露。貳、宋初書院的發展：以應天府書院為例茲以五代時期歷經楊慤、戚同文經營的「睢陽學舍」（即後來的「應天府書院」）為例，以窺北宋初年的書院發展樣貌。該書院「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8。根據《宋會要輯稿》錄大中祥符二年（1009）二月二十四日詔：9 應天府新建書院，以府民曹誠為本府助教。國初有戚同文者，通五經業，高尚不仕，聚徒教授，常百餘人。故工部侍郎許驤、侍御史宗度、度支員外郎郭承範、董循、右諫議大夫陳象輿、屯田郎中王礪、太常博士漆（案：應作「滕」）涉皆其門人。同文卒後，無能繼其業者。同文有子二人，維為職方員外郎，綸為龍圓（案：應作「圖」）閣待制。至是，誠出家財，即國（案：應作「同」）文舊居，建學舍百五十間，聚書千五百餘卷，願以學舍入官。令同文孫奉禮郎爵（案：應作「舜」）賓主之，召明經藝者講習。本府以聞，故有是命。并賜院額，仍令本府職事官提舉。又大中祥符三年（1010）錄應天府書院接受賜額：三年二月，賜英州文宣王廟板本《九經》。《宋大事記講義》云：祥府二年二月，許曲阜先聖廟文學賜應天府書院額，州郡置學始此。今人李弘祺引宋人樓鑰所著〈范文正公年譜〉中的序言，提到范仲淹「居南都郡庠五年」，10其中論應天府書院具有「府學」色彩。由上引之《宋會要輯稿》可知，應天府書院雖然名為「書院」，卻因接受朝廷賜額之故具有官方色彩，此外，樓鑰對於范仲淹又有紀錄：宋仁宗天聖五年，因晏殊故而「請公掌府學」。11依上可知，此時的應天府書院確實具有官學地位，再如《續資治通鑑長編》所錄：應天府民曹誠，以貲募工就戚同文所居造舍百五十間，聚書千餘卷，博延生徒，講習甚盛。府奏其事，上嘉之，詔賜額曰應天府書院，命奉禮郎戚舜賓主之，乃令本府幕職官提舉，又署誠府助教。舜賓，同文孫，綸子也。脫脫等，《宋史》，卷 457，〈戚同文傳〉，頁 13417-13418。〔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2016），〈崇儒二之二〉，頁 2188。 10 李弘祺，〈范仲淹與北宋的書院傳統〉，收入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編，《范仲淹一千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90），頁 1407。 11 樓鑰，〈范文正公年譜〉，收入《范仲淹全集》，頁 870。 14 8 9.

(22) 12. 又記：「十一月辛巳朔，以應天府書院為府學，仍給田十頃。」13 由上可知，應天府書院接受官方賜額，爾後成為府學，接受田產，顯然就不是居於官方的對立面。由這類從書院就地轉為官學的個案可知：此時的書院與地方官學並沒有明顯差別。參、宋初科舉取士與書院發展的關連北宋建國之初，鼓勵士人讀書以矯唐末五代武人干政之弊，具體展現在宋太祖對於科舉的重視，他曾在建隆三年詔令：「國家懸科取士，為官擇人，既擢第於公朝，寧謝恩於私室，將懲薄俗。」14 另外，太祖對於前朝年號一事，更心生感嘆「宰相須用讀書人」：上初命宰相譔前世所無年號，以改今元。既平蜀，蜀宮人有入掖廷者，上因閱其奩具，得舊鑑，鑑背有「乾德四年鑄」，上大驚，出鑑以示宰相曰：「安得已有四年所鑄乎？」皆不能答。乃召學士陶穀、竇儀問之，儀曰：「此必蜀物，昔偽蜀王衍有此號，當是其歲所鑄也。」上乃悟，因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臣矣。15 因此設科取士成為宋初實行文治、拔擢士人的穩定策略。其實，從幾個方面亦可看出宋朝對於科舉取士的重視，例如：供給貢士赴考旅費16、增開科舉錄取名額17與皇帝賜宴18。以上諸多事件表示宋初文教乃採士人拔擢為先，然實際上正式學校的設置，卻付之闕如。自宋開國後，至太平興國二年二月才有賜白鹿洞書院九經之舉，宋真宗朝以前，政府並沒有注重地方教育。19例如《文獻通考》提及鄉黨之學先於州縣之學：是時未有州縣之學，先有鄉黨之學。蓋州縣之學，有司奉詔旨所建也，故或作或輟，不免具文；鄉黨之學，賢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故前規後.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71，頁 1597。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17，頁 2761。 14 賈志揚，《宋代科舉》，頁 74。 15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7，頁 171。 16 梁庚堯，《宋代科舉社會》，頁 3。 17 李兵，《書院與科舉關係研究》，頁 26：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976 年）至仁宗慶曆四年（1044 年）共開科 26 次，錄取進士 5,337 人，諸科進士 11,877 人，特奏名 5,807 人。 18 梁庚堯，《宋代科舉社會》，頁 4。 19 周愚文，〈北宋的三次教育改革〉，頁 12。 15 12 13.

(23) 隨，皆務興起。後來所至，書院尤多，而其田土之錫，教養之規，往往過於州縣學，蓋皆欲仿四書院云。20 此段表示北宋之初，鄉黨所立的書院乃由地方賢士所建，非由政府發起。而《玉海》所謂天下四書院之稱：白鹿洞、嶽麓、應天府和嵩陽，21當時僅由政府給予獎贈、賜額、贈書與贈九經等方式22扶持。簡言之，有關宋初興教育之舉，始於宋太祖倡言「宰相須用讀書人」重設科取士之後，在地方教育方面，朝廷僅以獎贈方式扶持書院的設立，並且地方書院先於官方州縣之學，可以說，此時朝廷先以選拔人才為重，設立學校並非其優先考量。肆、宋初官方對於書院的消極態度另一方面，北宋官方也有收書院美田，聽其荒廢之情：己亥，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為蔡州折信縣主簿。白鹿洞在廬山之陽，常聚生徒數百人。李煜僭竊時，割善田數十頃，歲取其租廩給之；選太學之通經者授以他官，俾領洞事，日為諸生講誦。至是，起建議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白鹿洞由是漸廢矣。23 今人劉子健認為以上書院官方任其停廢，可能怕有潛伏前朝舊臣，窩藏不法文氓的情況，並舉出蒯鼇、廬絳等人「居鄉博飲無行，不為人士所容。乃去入廬山國學，亡賴尤甚」，「每以博奕角觝為事。舉進士不中，遂棄去……入廬山白鹿洞書院。」24 此外，另有說法提到北宋時期書院後與州縣學同時起興，例如王夫之《宋論》言，宋真宗朝才是宋朝書院之始：「咸平四年，詔賜九經於聚徒講誦之所，與州縣學校等，此書院之始也。嗣是而孫明復、胡安定起，師道立，學者興，以成乎周、程、張、朱之盛。」25此一方面提出北宋書院與後來的州縣之學並無明顯差異；另一方面也間接認為宋真宗朝以前的書院發展，並不成氣候。因此，從以上諸事件說明，北宋初期書院的發展有幾種情形：一、地方賢士鼓勵；二、政府獎贈扶持；三、若干令政府有疑慮之書院任其停廢；四、書院與〔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46，〈學校七〉，頁考 431。陳谷嘉，鄧洪波編，《中國書院史資料》（杭州：浙江教育，1998），頁 41-45。 22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8，頁 402：「庚寅，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千百人，乞賜九經，使之肄習。詔國子監給本，仍傳送之。」 23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1，頁 476。劉子健，〈略論宋代地方官學與私學的消長〉，收入國立編譯館主編，《宋史研究集》（第四輯）（臺北：國立編譯館，1986），頁 190。 24 劉子健，〈略論宋代地方官學與私學的消長〉，頁 191。 25 〔清〕王夫之撰，劉韶軍譯注，《宋論》（北京：中華書局，2017），卷 3，頁 211。 16 20 21.

(24) 地方官學同時發展，甚或成為官學。由這些情形可窺見，書院在此時期與官學的功能是類似的。26. 第二節. 范仲淹慶曆新政改革建議與書院的發展. 北宋三次興學分別是「范仲淹慶曆新政」、「王安石熙寧變法」與「蔡京崇寧變法」，這三次興學對於官學大興、學校與科舉合流情況有一定程度的影響。27後兩次興學主在官學發展，上節先以應天府書院為例作為討論，本節則論「范仲淹慶曆新政」中，對於學校政策規劃以及與書院發展的影響，採取的是政策發展史的研究角度，至於其後「王安石熙寧變法」與「蔡京崇寧變法」的興學舉措，與書院關係較無直接關係，則從略。之後，再討論北宋學術發展（宋學精神）與書院教育的關係。壹、〈奏上時務書〉主救斯文之薄以范仲淹、韓琦為首的「慶曆新政」，肇始於宋仁宗年間。但在此之前，范仲淹於天聖年間對於政治改革已有初步的看法，〈奏上時務書〉於天聖三年（1025）提出，「救斯文之薄」則為該文的核心，茲摘要如下：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於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為來者之資。惟聖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況我聖朝千載而會，惜乎不追三代之髙，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蓋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風從？可敦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28 易言之，范仲淹尚以古為法，而惡真宗朝以來的雕琢文風。29從宋朝的經學歷史脈中國大陸學者屢以「替代官學」之稱來界定這個時期的書院，類似的說法見於：鄧洪波《中國書院史》與李兵《書院與科舉關係研究》。但宋初政府是否有暇兼顧地方官學發展而將書院視作「替代官學」的角色亦需更多史料佐證，因此，本論文不採「替代官學」之稱。 27 賈志揚，《宋代科舉》，頁 101-105。徐宗林、周愚文，《教育史》（臺北：五南圖書，1997），頁 84-85。李兵，《書院與科舉關係研究》，頁 45-52。 28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收入《范仲淹全集》，卷 8，〈奏上時務書〉，頁 199-207。 29 包弼德（Peter K. Bol）著，劉寧譯，《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5），頁 211。 17 26.

(25) 絡來看，南宋吳曾嘗言「慶曆以前，學者尚文辭，多守章句注疏之學」30，亦可呼應范仲淹此時的疾呼。當然，「救斯文之薄」或許與《論語》所言「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31若合符節，是對於當時政治文化的一項終極肯求。這和〈奏上時務書〉文中提到「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相契，范仲淹所欲救的「斯文」，代表的政治秩序/宗法禮制涵攝甚廣，其中，除論「救斯文之薄」外，其所談範疇另包含：「善安國者」應有「有教化經略之備焉」；仿「唐興之時，特開館殿，以待賢俊」；庇蔭所招致來的「仕路紛紜，祿位填委」；應以德御天下；「與忠臣治天下」；「深防逸豫」、「必循典禮」的選任賢能論；從風俗、聖賢、文武諸項之政治格局而論「用人之議」宜採「遠大之謀」；勉人君勿「獨斷」而失慮、 32 「偏聽」而衆心離。就〈奏上時務書〉的文脈而言，范仲淹先談對政治秩序/宗法禮制（斯文）的希求，之後所論關於教育、涵養人才者，大抵以廣納眾議，以求政治清明、革新之務。從〈奏上時務書〉的內容看來，此時的范仲淹以興復古道、維持政治秩序為主要訴求，所論的觀點還未能直指具體政治舉措，要言之，范仲淹要談的是他理想的政治格局。貳、〈上執政書〉及〈上時相議制舉書〉崇「古者庠序列于郡國」天聖五年（1027），范仲淹呈〈上執政書〉，指出當時國家政局所面臨的困境：朝廷無憂，則苦言難入；天下久平，則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末教，則賢材不充；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恩。苦言難入，則國聽不聰矣；倚伏可畏，則姦雄或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材不充，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下無恩，則邦本不固矣。33 依上所言，范仲淹指出幾個問題：一、國家無憂，致使忠言難盡；二、天下久平，致使禍患易入；三、武力兵久不用，致使軍備不堅；四、人才未曾教，致使賢才匱乏；五、財政奢靡，致使國家經費短用；六、百姓困頓貧窮，致使天下人無以感恩。歸納以上諸項，則可總結為採納忠言、憂患意識、軍力武備、教育養材、財用適度與民心歸向等六項問題。綜觀范仲淹〈上執政書〉的內容，可以說：「建整制度；謀畫人才」為其論述的核心，對照兩年前〈奏上時務書〉為「救斯文之薄」，此時范仲淹具體的養材規方笑一，《經學、科舉與宋代古文》（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0），頁 32。〔宋〕朱熹，《論語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8)，卷 3，〈雍也第六〉，頁 89。 32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收入《范仲淹全集》，卷 8，〈奏上時務書〉，頁 199-207。 33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收入《范仲淹全集》，卷 9，〈上執政書〉，頁 210-229。 18 30 31.

(26) 劃方針，清楚指明「重名器者，在乎慎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所以他在擇定縣令郡長時，希望能達到「課最可尚，論薦頗多，俟到銓衡，別議疇賞」，確實考課；分別議定獎賞，並能以重視廉潔為尚，杜絕腐敗貪污的習氣，並藉以裁去無用的吏員。究其根本，范仲淹論「慎選舉」、「敦教育」，談的是人才選拔的方法，其以「古者庠序列于郡國」特別論及學校「養」材之用。其後，天聖八年（1030）〈上時相議制舉書〉亦舉出類似的看法：「夫善國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勸學」。34另外，在選材方面，范仲淹認為要先憑策論，再由詩賦，依此來審度士子的全才，因此在〈上執政書〉中，范仲淹不斷喊求「夫庠序之興，由三代之盛王也」，興學成為他敦教育之道的主要看法。參、范仲淹南京講學崇古制依「道」而行，未與科舉脫鉤天聖七年（1029），范仲淹作〈南京書院題名記〉，文中談到南京書院（應天府書院）的興復經過，並論及書院的師資「章甫如星，縫掖如雲」，其中多以通《易》、《詩》與《春秋》等典籍，范仲淹在該文仍深切表達「崇古斯文」之情，多褒「逹禮樂製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書」的狀況。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南京書院題名記〉中，並不反對士人以科舉入仕為人生目標，特別表彰學生在科舉上的成就，例如：「二十年間，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羽臺閣，蓋翩翩焉，未見其止」。35由此得知，此時的應天府書院與官學、科舉未有牴觸，更可看見此時書院在科舉取士甚有推波助瀾之功。另外，范仲淹在〈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論「道」的意涵，其實也凸顯了范仲淹在書院講學的人才目標：然則道者何？率性之謂也。從者何？由道之謂也。臣則由乎忠，子則由乎孝，行已由乎禮，制事由乎義，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此道之端也，子將從之乎，然後可以言國，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豈不大哉！若乃誠而明之，中而和之，揖讓乎聖賢，蟠極乎天地，此道之致也，必大成於心，而後可言焉。36 上言崇「道」之義可與〈南京書院題名記〉中所提「講議乎經，詠思乎文，經以明道，若太陽之御六合焉」相符，綜而言之，范仲淹以為，書院可以培養人才，最後而能「致宋之文，炳焉復三代」37，要言之，書院是講學機構，入仕復「斯文」為其教育目標。肆、〈答手詔條陳十事〉倡諸路州郡興學以取「有才有識者」 34 35 36 37.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收入《范仲淹全集》，卷 10，〈上時相議制舉書〉，頁 237。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收入《范仲淹全集》，卷 8，〈南京書院題名記〉，頁 191-192。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收入《范仲淹全集》，卷 8，〈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頁 175-177。范仲淹，〈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頁 175-177。 19.

(27) 慶曆三年（1403）二月，由於朝廷對於西夏戰事稍歇，李元昊請和，當時的諫官歐陽修保薦范仲淹為相，范仲淹原以「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而推辭，後據范仲淹自己的說法，由於宋仁宗數次的催促，38其後乃提出〈答手詔條陳十事〉，其內容為：一、明黜陟，二、抑僥倖，三、精貢舉，四、擇長官，五、均公田，六、厚農桑，七、修武備，八、推恩信，九、重命令，十、減搖役。39 其中，「精貢舉」即為范仲淹對於教育制度的具體建議，其內容可概括為「興辦學校」與「改革科舉」兩項，其實兩項互為表裡，范仲淹倡言興學，認為「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奏舉通經有道之士，專于教授，務在興行」，這和他認為「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者十無一二」的原因有關40，易言之，他的看法是：以策論重於詩賦；務通經旨宜先於諸科墨義，顯然，通經致用成為他取材的主要判斷標準，而興學便成為取材的主要手段。其實，歐陽修也有類似的說法，其所持的原因是「今貢舉之失者，患在有司取人先詩賦而後策論，使學者不根經術，不本道理，但能誦詩賦」。 41. 後來，慶曆四年（1404），翰林學士宋祁等九位朝臣，由歐陽修主筆，同上〈詳定貢舉條狀〉，明言以興學核舉材之實，其中談到「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核名實」。42 至此，官學大興已是時勢所趨。以「應天府書院」作為北宋書院傳統觀察的起始，從范仲淹留意斯文，以求政治革新為目標，大抵不脫與科舉入仕的實用目的，今人朱漢民以為，以范仲淹為核心的北宋初期書院發展，並沒有特別區分書院與官學的差別。43從史料看來，此時的書院擔負的功能，甚至可以說是官學的角色。此外，從范仲淹與應天府書院的發展，其實也可窺出其人才培育背後的社會背景脈絡——宋學的興起。依今人錢穆的觀點，其言：「宋學精神，厥有兩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創通經義，而精神之所寄則在書院。革新政令，其事至荊公而止；創通經義，其業至晦庵而遂。」44因為從范仲淹施政與應天府書院的發展看來，所重為：革新政令、救邦興國。是以，下節則詳細討論北宋宋學精神與書院教育的關係。. 參見〔宋〕范之柔，〈范文正公年譜補遺〉，收入《范仲淹全集》，頁 928。脫脫等，《宋史》，卷 314，〈范仲淹范純仁傳〉，頁 10271-10273。 39 范仲淹，《范文正政府奏議卷上》，收入《范仲淹全集》，〈答手詔條陳十事〉，頁 523-538。 40 范仲淹，《范文正政府奏議卷上》，收入《范仲淹全集》，〈答手詔條陳十事〉，頁 529。 41 〔宋〕歐陽修撰，《奏議集》，收入《歐陽修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86），卷 8，〈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頁 827-828。 42 歐陽修，《奏議集》，收入《歐陽修全集》，卷 8，〈詳定貢舉條狀〉，頁 830。 43 朱漢民，〈范仲淹的慶曆興學與書院教育〉，《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0 卷第 2 期（2016，長沙），頁 5-10。 44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94），頁 7。 20 38.

(28) 第三節. 北宋的宋學精神與書院教育. 關於宋代學術史研究，許多學者以「宋學」為核心概念作討論，大抵而言，對於「宋學」的理解有以下諸項：宋學是「聖人體用」之學，道德仁義為體；生民政事為用。45有別於「漢學」治經的章句訓詁，「宋學」是宏觀的解經通經。46與佛老之說相對，弘揚儒家的「聖賢之學」。強調是「通天下之志」的「義理之學」。依上而論，「宋學」概念均和「道德」、「聖人」與「致用」等義相關。因發展宋學的學者多有書院講學或聚徒講論的經驗，宋代書院教育的發展和宋代學術發展有著密切的關連，依循宋學的發展脈絡，或可看出宋代書院教育所展露的各種可能。依錢穆的看法，宋學推本於安定（胡瑗）及泰山（孫復）。另外，學界一般有「宋初三先生」之稱，此說法或許和《宋元學案》黃震案語有關，他提到：宋興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孫先生、徂徠石先生始以師道明正學，繼而濂、洛興矣。故本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而始。47 依上，宋初胡瑗、孫復、石介三人，始以師道明正學，並透過聚徒講論，闡述各自的主張。以下則論「宋初三先生」其學與書院教育的發展。壹、宋初三先生其學與書院教育的發展一、明體達用：胡瑗與吳中講學錢穆認為，胡瑗之「湖學」分「經義」、「時務」兩齋，48前者為體，後者為用，至此，才有所謂的「為生民建政教之大本」。這亦可從《宋元學案》中劉彝回應宋神宗之辭明顯看到：在湖學時，福唐劉彝往從之（按：胡瑗），稱為高弟。後熙寧二年，神宗問曰：「胡瑗與王安石孰優？」對曰：「臣師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錢穆將「宋學精神」視為「道德仁義聖人體用」，又以為「宋學之興，必推本於安定、泰山」，並依此而言胡瑗、孫復與石介在宋初學術發展的重要性。錢穆的思考脈絡是：晚明以下漢學的高下淺深，得之於宋學的高下淺深，推宋學之始，可從唐開始講起，其以韓愈「師道自尊」去論宋學的精神，從師道再談到宋初學術的發展。參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頁 2-3。 46 漆俠，《宋學的發展和演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頁 5。 47 〔清〕黃宗羲撰，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卷 2，〈泰山學案〉，頁 73。 48 依《宋元學案》的說法，胡瑗立「經義」、「治事」二齋：經義則選擇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講明《六經》。治事則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講武以禦其寇，堰水以利田，算曆以明數。凡教授二十餘年。參見黃宗羲撰，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卷 1，〈安定學案〉，頁 23。 21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