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發現與結論

壹、北宋初年官方對書院教育的態度消極且未見所謂的「私學理想」

北宋初年的書院教育，始於「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阨」之際，或是延續 唐五代以來的建制，或是有識者願意授徒教學，或因士人科舉應試的需求而生，

但沒有明顯看到如南宋朱熹所開創「學以為己」的私學理想。透過應天府書院的 案例，該書院初由戚同文聚徒教授，學生百餘人，因他並無官職，可以說當時應 天府書院非是官方所設，之後又有曹誠輸家財以設學舍入官，接著朝廷賜額認定，

由此個案可知宋初書院發展的一種形式與歷程：先由私設，再因社會需求而興復，

後入官，終而官方進行認可。這種「先私後官」的書院設置模式，並不能完全認 定書院之設是官方的主動行為，朝廷賜應天府書院額，只能視為官方嘉許之舉而 非推動，但為何此時朝廷只能採許此種消極的方式？本研究第二章提出兩項解釋：

一是宋初以來，朝廷對人才選拔重於學校設立。二是朝廷任由書院停廢，主要是 懼有潛伏前朝舊臣，窩藏不法。

貳、仁宗時范仲淹興復應天府書院以期「革新政令」

北宋書院發展要到范仲淹慶曆新政之後，才有明顯的改變，興學成為新政的 重要舉措，惟其興學是指官學。而原應天府書院，亦受到范仲淹的興復，開始具 有相當濃厚的官方色彩。他在興復應天府書院前，即力倡「救斯文之薄」，「重振 斯文」、「崇古養材」與「率性從道」。而該書院設學的目的，即在回應「救斯文之 薄」的主張，以復三代之道。

參、北宋學術是從「外王」走向「內聖」；由「革新政令」、「創通經義」往「道德 性命」發展

儒家傳統包括內聖與外王兩端，錢穆認為宋學精神包括革新政令與創通經義。

范仲淹倡救斯文之薄與興復應天府書院，反映「革新政令」的企圖。又由此可發 現宋朝書院教育的脈絡是：從范仲淹開始，興學目的在於「革新政令」；但宋初三 先生胡瑗談明體達用、孫復談聖賢之迹唯道所在、石介談尊《易》重「道」；李覯 談禮、論成善；周敦頤談由「士」、「賢」、「聖」與往「天」之道德發展；張載談

「存心養性」而「知化」、「窮神」；程顥談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

由通於禮樂；程頤談學者始於誠，致知在格物，格物以窮理。上述整個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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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革新政令」往「創通經義」的方向而行，並且在創通經義的同時，可以發 現整個北宋時期的學術發展是逐步地由「外王」往「內聖」的方向前進。最初范 仲淹重「革新政令」，甚至「創通經義」也是為了「革新政令」，因此，可謂范仲 淹的「外王」性格較強；至於，從宋初三先生到二程的發展，則是往「內聖」的 方向而走，此時，「革新政令」與「創通經義」似乎逐漸消散，取而代之是「道德 性命」之學。

肆、道學發展、古文運動與佛老是書院文化背後的主要影響力量

宋儒在書院講學，從「革新政令」、「創通經義」趨往「道德性命」之發展時，

背後的三股影響力量是道學發展、古文運動與佛老。首先，道學依《宋史》中〈道 學傳〉的說法，其從三代、孔孟，直契北宋的周敦頤、張載、二程；南宋時，則 由朱熹承上啟下。〈道學傳〉的論述全然以「道德性命」觀點，將三代與宋儒進行 連結，藉以形成道統，整個道統的脈絡已經看不見「革新政令」的蹤跡。南宋時，

與朱熹同期的張栻、呂祖謙與陸九淵，對於「道學」及「道」的理解，大抵同是 上契三代、兼及內聖自返，其或談道德實踐，或談人倫之道，或談宇宙造化。道 學家們透過講論、彼此書信往返、與門人研討等方式，型構了南宋書院一項重要 的特質：以三代作為理想政治格局，並且強調自孔孟以下的道德實踐重要性；而 具體實踐方式在於有反躬自省的內聖工夫。其次，宋代開啟的古文運動，對「道」

另有新解。宋代古文運動的目的主要是反對應科舉時文的西崑體，而要追求古文 所顯之「道」，歐陽修以為學「道」之事，乃學「先輩、聖人之文」，不可溺於文 采，此即以文求道，其與前述道學家重視道德與造化之論大相徑庭。最後，對於 佛老，南宋道學家多自認與其對反而加以駁斥，如張栻斥為異端，朱熹稱佛老空 寂與計較，呂祖謙倡言道德性命與佛老之「性」有所差異，陸九淵直斥釋氏的自 私性格。對南宋諸儒而言，以內聖為主的宋學精神才是他們所關注的重點。

伍、南宋發展不同類型的書院教育活動

一、南宋書院出現私設與官設兩類，之下各有兩種

南宋時朱熹興復書院，雖開啟了「為己之學」的私學理想，但研究發現南宋 書院並非僅有該種類型，而有私設與官設兩類。私設類型是指書院的創設者沒有 官方職務，創設者可能是個人，也可能是家族。私設類型又有兩種：一是書院講 論學問以創設者本身之學為要，以探究學問為主要目的，不以舉業為主要目的；

二是與官學類似，設學目的在回應士子應舉入仕的需求。

官設類型亦有兩種：一是創設者可能具有官方職務，但書院設學理念與創設 者之學術有高度連結，或是非僅為舉業仕途而設；二是與州縣學（官學）的設學 內涵、目的一樣或類似；不過，若再由各書院發展的歷史而論，因不同時間點的 修葺者或興復者的身分不同，亦會讓書院的類型產生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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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私設書院的兩種類型：學問探究與科舉預備

私設書院第一種類型，是側重學問探究：如朱熹興復的白鹿洞書院、寒泉、

武夷與竹林各精舍；胡安國、胡宏父子所設的碧泉書院和文定書堂；陸九淵於槐 堂、象山所設的精舍。此類私設書院依創設者不同，背後的設學理念各有別：其 一，朱熹於〈學校貢舉私議〉大斥官學教育成為科舉仕途的工具，興復白鹿洞書 院主要以其為入德之門；其所創設的精舍來往問學、講論之人並不固定，有從遊 者，有問學講道者，主要是作為士人為學問道的據點。其二，胡安國、胡宏父子 設碧泉書院是擔憂「斯文」的隱沒，要士人「窮理」、「輔仁」，以「仁」為發展核 心，透過求古以自勉；至於文定書堂為胡安國居所，屬於家族式書院，主要的角 色是傳承宗社家族之學。其三，陸九淵槐堂講學以「辨志」為要，希望學子能辯 知「義利」；其於象山講學，則是高倡「道」的不變性。

私設書院第二種類型，是科舉預備：如呂祖謙於明招山的講學與會諸生於麗 澤；還有以家族之力求舉業而入仕的札溪書院。前者，呂祖謙兩度明招山的講學，

與舉業有密切關連；至於會諸生於麗澤，講論的內容與其學有相關。他雖不排斥 舉業，甚至教授時文，但講學仍具個人為學之風。後者，札溪書院是家族益力從 學之功，先由家塾始，最後期許學子能夠舉於地方而用於天子。

三、官設書院的兩種類型

官設書院第一種類型，設學理念與創設官員有關：如乾道元年（1165），劉珙 知湖南重建嶽麓書院及紹熙五年（1194），朱熹興復嶽麓書院及石鼓書院。首先，

劉珙知湖南重建嶽麓書院曾言：「是固章聖皇帝所以加惠一方，勸厲長養以風天下 者，而可廢乎？」後其再請州學教授金華卲頴經紀修建其事，未到半年，書院既 成。顯然，一開始以官府之力；又交由州學教授修建，此時的嶽麓書院具官方色 彩。不過，張栻在〈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倡言「成就人才，以傳斯道」；先王莫 不以教學為先務，歸本的核心乃在於「仁」的涵養、「人心」的歸復。此時的嶽麓 書院重視斯道之傳，非僅為舉業仕途而設。其次，紹熙五年（1194），朱熹興復嶽 麓書院時，主要是希望在州學之外，供有志之士不遠千里求師取友，因朱熹此時 具官職，又書院仿官學而設「講書」、「學錄」等職務，遂具官方色彩；又因嶽麓 書院學規與〈白鹿洞書院揭示〉相同，書院設學理念與創設者之學便有高度連結。

復次，石鼓書院曾為「州學」，南宋淳熙十二年，又用國子監與地方官學印書，及 以官費以佐書院之設。朱熹興復該書院所作〈衡州石鼓書院記〉，曾提及他為學之 法：「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廢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

顯然該書院之設隱含朱熹的思想觀點。

官設第二種類型，與官學同，是為科舉預備：如龍洲書院與紫芝書院。前者，

周必大〈太和縣龍洲書院記〉記錄了龍洲書院與舉業的關連性；後者，樓鑰〈建 寧府紫芝書院記〉則提到紫芝書院當地科舉入仕的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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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總之，衡諸宋代書院教育的發展，一開始北宋時期官方的態度是：人才選拔 重於設學養材，書院與官學同樣受到忽視，雖然因為士人的需求或創設者的熱情 而設書院，但並未出現所謂「學以為己」的私學理想。直至慶曆興學後，部分書 院始有官方的色彩，並反映「革新政令」的宋學精神。但同時，「創通經義」的精 神也因為道學興起而生。如此一來，宋學精神從「革新政令」、「創通經義」往「道 德性命」發展。此「道德性命」的發展連結著南宋朱熹「學以為己」的私學理想，

影響了書院教育的發展，出現私設與官設兩大類型的書院興復運動。大體而言，

不論私設或官設書院，均圍繞著為學到底是為己，抑或應舉。事實上，兩種間不 必然互斥，學以為己的書院不見得排斥應舉；應舉之學的書院也不必然缺乏道德 理想性，南宋時，書院教育類型與設學理念所呈現出此種多元的紛雜性，而非單 一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