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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與白鹿洞書院興復

在文檔中 宋代書院教育發展之研究 (頁 85-88)

第四章 南宋書院教育「私學理想」傳統的開展與其他面貌

第一節 朱熹與白鹿洞書院興復

壹、朱熹興復書院的緣由

有關南宋書院的興起,耙梳文獻有不同說法:或從北宋覆亡、南宋偏安後在

太學、州縣學辦理上遇到困頓立說,6或從修建書院以抗佛老所造成的五倫關係崩 解討論7。但據朱熹的說法,其在〈學校貢舉私議〉嚴詞批評官學教育成為應科舉 的工具,太學師生未能以德行相傳,而只是謀求科試之功,而這樣的景況,朱熹 斥已「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他說:

所謂太學者,但為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為科舉之交,而 嘗得隽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所求於學,其奔趨輻湊而來 者,不過為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 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祗以促其嗜利苟得、

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8

另外,對於官學教育之弊,朱熹也感嘆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 本逐末,懷利去義」9,顯然這樣的論述與後來朱熹興復書院之舉,應有相關,特 別朱熹對於學校教育在「德行」的傳授,是具有高度期待的。

孝宗淳熙五年(1178),朱熹奉知南康軍。10隔年(1179)三月,正式到任,

朱熹首先處理三件事:一、寬民力;二、敦風俗;三、砥士風。第一件事是因為 當地「役煩稅重」,朱熹希望能夠解決「土瘠民稀」的窘境。第二件事是想要透過 風俗的改造,使孝弟忠信之行確能開展。第三件事則屬於教育問題,朱熹到任之 初感嘆士風衰弊,當時學校養士不過三十人,過去因為忽略之故,致使士人無所 從學,因此他希望鄉黨子弟能夠入學,另一方面透過增置學糧,以無後顧之憂。11 此外,朱熹表達在公務之餘,可以與學官同共講說經旨。12 這可以說是朱熹

6 李國鈞等,《中國書院史》,頁 187。

7 賈志揚(John W. Chaffee)著,潘海桃譯,〈朱熹與白鹿洞書院的復興(1179 - 1181)〉,《湖 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9 卷第 6 期(2005,長沙),頁 19。

8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23 冊,卷 69,〈學校貢舉私 議〉,頁 3363。

9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24 冊,卷 78,〈靜江府學記〉, 頁 3741-3742。

10 〔清〕王懋竤撰,何忠禮點校,《朱熹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87。

11 束景南,《朱子大傳:性的救贖之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頁 335。王懋竤,《朱 熹年譜》,頁 92。李弘祺,〈朱熹、書院與私人講學的傳統〉,《國立編譯館刊》第 19 卷第 2 期(1990,臺北),頁 1。

12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25 冊,卷 99,〈知南康榜文〉, 頁 4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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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南康軍時期,一開始論及設立學校的淵源。於此同時,因視察廬山白鹿洞陂 塘的機會,朱熹大贊白鹿洞是「四面山水清邃環合,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

真群居講學、逐迹著書之所」,13後來而有了興起重新修葺白鹿洞書院的念頭。因 此,朱熹呈報禮部〈申修白鹿洞書院狀〉中,特別著力在對治白鹿洞所處之地廬 山佛老興盛情況,並且提及過去廬山其實在南唐時期已有書院創設,當時政府更 買田供給生徒,稱為國學,可以說是儒學發展之源,14因此希望能藉由官方之力進 行興復,朱熹說:

竊惟廬山山水之勝甲於東南,老、佛之居以百十數。中間雖有廢壞,今日 鮮不興茸。獨此一洞,乃前賢舊隱儒學精舍,又蒙聖朝恩錫褒顯,所以惠 養一方之士,德意甚厚。15

類似的說法亦可見於〈白鹿洞牒〉:

因復慨念廬山一帶,老佛之居以百十計,其廢壞無不興葺。至於儒生舊館,

只此一處。既是前朝名賢古迹,又蒙太宗皇帝給賜經書,所以教養一方之 士德易甚矣。而一廢累年,不復振起。吾道之衰,既可悼懼,而太宗皇帝 教化育才之意,亦不著於此邦,以傳於後世,尤長民之吏所不得不任期責 者。16

依上而論,朱熹的論法是這樣的:佛老之居猶有修葺,而過去作為國學的廬山白 鹿洞在前朝已有賜書,此一作為當可視為朝廷對於教育事業的重視,為求「道」

的重振,朱熹以為,白鹿洞書院興復若能受到官方的「認可」,方能興朝廷的「德」

意。

貳、白鹿洞書院的教育目的:為學入德;從「先王之大道」到「終乎為聖人」

淳熙六年(1179)十一月,朱熹寫信予友人呂祖謙請求書白鹿洞書院記文,

特別指明「非獨以記其事,且使此邦之學者與有聞焉,以為入德之門」,17此言即 是希望呂祖謙為文記白鹿洞書院興復之際,可以呈顯「為學入德」的教育目的。

13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25 冊,卷 99,〈白鹿洞牒〉, 頁 4584。

14 李才棟,《白鹿洞書院史略》(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9),頁 44。

15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21 冊,卷 20,〈申修白鹿洞 書院狀〉,頁 905。

16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25 冊,卷 99,〈白鹿洞牒〉, 頁 4584。

17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21 冊,卷 34,〈答呂伯恭〉, 頁 1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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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將呂祖謙〈白鹿洞書院記〉與朱熹〈與東萊論白鹿洞書院記〉合觀討論,以求 此時期書院興復的緣由與凸顯教育哲學意涵。

呂祖謙首先揭示白鹿洞書院興復的大旨:「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 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再述及北宋以來,文風興盛之時,山林講授之師者日 眾,而有所謂天下四書院的說法。呂祖謙特別強調書院之所,乃是「進德之地」。

後再談到慶曆之後,二程、橫渠牽引出三代孔孟以下的演變條理,呂祖謙倡言明 道之學,其有「學制、教養、考察與賓興」作為。18要言之,這裡所言乃是「制度 性斯文」的建立,他又論及因王安石的學興,所謂二程橫渠之學因此消落。值得 一提的是,呂祖謙對於白鹿洞書院賦予過去三代以下先儒遺風的開啟有著以下的 說法:

然則書院之復,豈茍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揖先儒淳固慤實之餘風,服

《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髙,以答揚熙陵開迪樂育 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19

易言之,對呂祖謙而言,興復書院旨在遙契先賢遺風,對於過往聖賢勸學之風有 承接之效。

由上觀之,呂祖謙的論述乃以三代以下士風的轉變為主軸,論及若透過離經 辨志之果,而開啟德育、勸學之風。對於此,朱熹之論更為透徹,其於〈與東萊 論白鹿洞書院記〉細緻談到北宋初期,士者不自覺地入於法家、佛老卻不能自知,

因此,對於「先王之大道」並不能明晰理解,士人只能學習章句文義。朱熹以為,

三代之學最終應當是「終乎為聖人也」,而前述之「先王之道」即為朱熹所欲闡明 之理,他說:

今書院之立,蓋所以究宣祖宗興化勸學之遺澤,其意亦深遠矣。學於是者,

誠能考於當時之學以立其基,而用力於程、張之所議者以會其極,則齊變 而魯,魯變而道矣。20

可以說,朱熹所認為白鹿洞書院興學的目的,主要是在遙契祖宗勸學,最終是為 求上接三代儒學發展之「道」。其後,淳熙八年(1181),朱熹再呈〈乞賜白鹿洞 書院敕額〉,論及過去的敕額、官書散失,希望朝廷能賜額,並能授予九經、論孟 等書。21儼然希望透過官方力量以振興白鹿洞書院過去聲望,由此看來,書院在官 私定位上,不必然存有對立的情況。

18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收入《呂祖謙全集》第 1 冊,卷 6,〈白鹿洞書院記〉,頁 99-100。

19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收入《呂祖謙全集》第 1 冊,卷 6,〈白鹿洞書院記〉,頁 100。

20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子全書》(修訂本)第 21 冊,卷 34,〈與東萊論白 鹿洞書院記〉,頁 1500。

21 朱熹,〈乞賜白鹿洞書院敕額〉,收入《中國書院史資料》,頁 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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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書院「講學修身」與「入場屋」無扞格

雖然朱熹大力抨擊官學教育以應科舉為目的,但仍邀集具舉人身份者能夠入 書院學習,朱熹在〈招舉人入書院狀〉中,邀即赴科場之舉人,希望他們能在書 院「潛思進學」,並供給食宿,其中,也期許這些士人透過「講學」而「修身」, 而書院即為朱熹所認為的適當之所。22而從〈招舉人入書院狀〉亦可發現,士子「入 場屋」與「修身」之間似無扞格之處,朱熹說:

士之所以講學修身以待上之選擇者,豈當自謂止於記誦、綴緝無根之語,

足應有司一旦之求而遂已乎?今歲科場,解赴省待補之士二十有八人,文 行彬彬,識者蓋稱之,郡亦與有榮焉。然惟國家之所以取士與士之所以為 學待用之意,有如前所謂者。是以更欲與諸君評之。今白鹿諸生各已散歸,

山林閑寂,正學者潛思進學之所。諸君肯來,當戒都養,給館、致食以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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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觀之,朱熹認為求取科試者,不能「止於記誦、綴緝無根之語」,在準備考試 的過程中,「修身」亦具必要性,於是書院成為另一個可以讓這些士人思考、學習,

以及無生活後顧之憂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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