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闢蹊徑：語言權的概念

承前述，不歧視原則的論述有所限制，因此學理上另有提出語言權的概 念，以突破不歧視原則的極限，可提供多語國家作為處理語言政策的參考依 據；然而語言權屬於新興的「第三代人權」，概念與論述模式與不歧視原則有很

381 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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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差異，以下簡介其理論基礎、爭議，及其在雙語教育議題的適用：

一、語言權的基本理論

（一）消極語言權 vs.積極語言權

消極語言權（negative language rights）或稱容忍傾向（tolerance-oriented）

的語言權，是個人不受國家干涉其語言選擇的權利，國家有義務容忍語言多樣 性，採取文化中立的態度³⁸²。不論在自家、社會生活、工作場所中，每個人都 有權說自己喜歡的語言，國家不能禁止，或不合理的限制³⁸³。

積極語言權（positive language rights）或提升傾向（promotion-oriented）的 語言權，則是請求國家積極調整容納某語言的權利，例如請求國家在法院、議 會、公立學校中提供某特定語言的服務³⁸⁴。

最初 Heinz Kloss 教授提出消極/積極語言權的概念，是為了區分「移民」

和「原住民」這兩個團體，原住民可以同時擁有消極容忍的語言權，和積極提 升的語言權，但移民只能擁有消極容忍的語言權，因為他們自願同化，應該要 學習主流語言，不應享有積極提升的語言權³⁸⁵；但後進學者則主張，不論移民 或原住民，都應該能平等地享有消極和積極兩種語言權³⁸⁶。

（二）個人權 vs.團體權

語言權的權利主體可能是個人，也可能是由多數個人所組成的團體。個人 權（individual rights）是普世的，不論個人所歸屬的語言團體是大是小，均可主 張享有此權利，例如在法庭請求通譯之權利；但團體權（group rights）歸屬的 語言團體，則必須達到某種門檻才能享有調整的權利，不同的語言團體間能享 有的權利可能不同，並不是普世的權利，例如在美國，必須同一選區有一定數 量的選民使用某一少數語言，才能用該少數語言印製選票³⁸⁷。

382 Id, at 54.

383 KYMLICKA &PATTEN, supra note 378, at 26.

384 Id, at 26-27.

385 KLOSS, supra note 96, at 289-91.

386 KYMLICKA &PATTEN, supra note 378, at 27.

387 Id, at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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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具性語言權 vs.非工具性的語言權

工具性語言權（instrumental language rights），指政府提供語言協助，以保 障少數族群的其他重要權利，例如刑事訴訟中被告的通譯權，即政府提供語言 翻譯服務以達成被告訴訟權之保障。工具性的語言權著重在語言的「溝通功 能」，語言的價值即作為人們互相溝通理解的工具，保障語言權是實現其他普世 權利的必要前提，例如投票權、教育權、獲得社會福利等權利³⁸⁸，因此性質上 是「個人權利」。工具性的語言權的實踐，通常會藉由國家「禁止語言歧視」、 要求調整容納來克服語言障礙，但大多數情況下「要求學會主流語言」可以作 為保障工具性語言權的替代方案³⁸⁹。

非工具性語言權（non-instrumental language rights），則著重在語言本身承 載的「文化價值」，主張團體擁有使用、保存與傳承其語言的權利。因為語言本 身就是一種集體事務，語言的文化價值無法存在單一個人身上，因此個人權利 無法充分保障非工具性的語言權，而必須以「團體權」的方式保障之³⁹⁰。 二、語言權理論的必要性與困境

（一）語言權概念存在的實益

傳統自由權利的理論，都是立基於個人主義、國家與個人二元對立論，主 張個人享有權利，時至今日，自由權利理論已經出現不足之處，因而發展出環 境權、文化權、語言權等「第三代人權」理論，主要是因為二次世界大戰後，

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亟欲脫離貧窮和國際強權的壓力，提出了不同於西方個 人主義的人權觀，他們並沒有採取西方「天賦人權」的傳統觀念，轉而強調

「個人」與「社群」（community）的關係³⁹¹，社群是存在於國家與個人之間的

「中間團體」，個人必須歸屬某團體，才能享受認同感，個人的人權必定須透過 社群才能確保³⁹²。

388 Id, at 65.

389 Id, at 64-65,68 ; Brandes, supra note 380, at 20.

390 Brandes, Id, at 20.

391 陳秀容，近代人權觀念的轉變:一個社會生態觀點的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9 卷第 2

期，120-123 頁。

392 PIERRE A.COULOMBE, LANGUAGE RIGHTS IN FRENCH CANADA 45（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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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第三代人權所主張的「集體權利」內容相當廣泛、難以捉摸，相較 於過去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人權，法律實踐上困難許多，難免備受爭議³⁹³，許多 西方學者不願接受這樣「集體主義」的人權觀，因為團體權會聯想到國族主義 的意識形態³⁹⁴，可能變成國家統治者壓迫個人、遂行自己政治欲求的工具³⁹⁵。

據此，消極/積極的語言權，正好可以對應第一代人權/第二代人權對自由權 /福利權的區分，沒有特別創新的意義，個人/團體權和工具/非工具性的語言 權，才是創新的權利概念³⁹⁶。傳統自由主義的權利理論，只討論個人、工具性 的權利，假定國家中立、不承認團體的權利地位，其實個人主義本身是有利於 多數的，因為多數團體可以藉由國家機器表達意見，少數的調整容納需求則容 易被忽略³⁹⁷。因此本於自由主義下的「不歧視原則」來論述語言權，將有所限 制，尤其面對保存母語的需求時，就需要「團體語言權」的概念來補充，這個 需求可以具體體現在「學校教育應該使用什麼語言」的爭議中³⁹⁸。

（二）團體語言權的困境 1.團體能否作為權利主體？

傳統個人主義的權利思想，並不承認「團體」可以享有權利（例外將團體 擬制成法律上的個人，例如公司），要論述團體的權利適格，會遭受相當大的挑 戰，目前已經受到普遍承認的團體權只有國際法上的「民族自決權」³⁹⁹。

Tamar Brandes 教授提出了一個不同於傳統自由主義的論述──因為所有人 的文化、認同、尊嚴都應該是平等的，都應該被尊重，所以每個團體的文化都 有被平等看待的權利。儘管多數團體沒有義務發揚少數團體的文化，卻有義務 尊重少數的文化、進行調整，使各文化之間居於一種（假定的）平等地位。不 過，要求尊重不同團體的語言，並不代表所有語言都能平等的被使用，每個團

393 陳秀容，前註 391，123-124 頁。

394 Brandes, supra note 380, at 16.

395 陳秀容，前註 391，123 頁。

396 KYMLICKA &PATTEN, supra note 378, at 54-55.

397 Brandes, supra note 380 , at 16.

398 Id, at 10.

399 陳秀容，前註 391，1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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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依其不同特色，調整容納的需求也不同，自然會被賦予不同程度的語言權利

400。

簡言之，第一步先承認「團體權」的概念，無庸置疑的是「集體利益」此 一利益確實存在，至少「維持語言存續」（linguistic survival）的利益，已經超 出了個人利益，不能由獨立的個人分別行使，只能由團體來行使，以保障團體 中的個人所累積的利益，甚或團體本身的集體利益⁴⁰¹，這種「非工具性語言 權」的性質即為「團體權」；接著再考慮國家調整容納的成本，討論某一特定團 體是否有權利適格、能夠請求何種程度的調整容納⁴⁰²。

但是，即使承認團體權的概念，語言團體的邊界通常模糊難辨，我們應如 何界定誰是某團體中的成員？究竟多大的團體才具有權利適格？

Brandes 教授提出三個要件，來判斷何種團體能夠享有團體語言權，為團體 權利主體的問題，提供了稍微具體的判斷框架⁴⁰³：

（1）國家境內某一與多數不同之團體，擁有共同之語言文化。

（2）語言構成團體文化的必要成分，團體中的成員資格對成員的認同很重 要，且成員的集體選擇（collective choice）是希望文化被保存下來。

（3）團體的人數夠多，足以請求國家提供其文化再製的場所，即團體須具 有政治能力（political viable）。

2.團體權、個人權的衝突和消長

另一個對團體權的質疑是，承認團體權，難免會發生團體與團體彼此之間 的權利互相衝突，以及團體與個人權利間互相衝突。

確實必須承認，如果賦予少數團體使用母語教育的權利，可能會與主流團 體使用多數語言來教學的權利互相衝突，例如西語裔學生請求使用母語來學習 各學科內容，而不願意用主流英語來學習，將導致不同團體的語言權利之間產

400 Brandes, supra note 380, at 23.

401 KYMLICKA &PATTEN, supra note 378, at 31.

402 Id, at 58.

403 Brandes, supra note 380, at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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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緊張關係；甚至語言團體與自己的個人成員之間，也很可能會有利益相左的 情況發生；不過，權利間的衝突與複雜性，並不足以否定團體權的概念，正因 為個人天生有歸屬某團體的認同需求，許多時候個人的幸福也不得不需要集體 權，才能得到充分保障，團體權也可以助長個人利益的維護⁴⁰⁴。

3.團體語言權之司法實踐可能性

語言權實際的戰場，通常都在立法領域而非司法領域⁴⁰⁵，因為語言權的內 涵無法跳脫具體社會脈絡，必須在特定的情境、條件下，才能得知某團體享有 如何的具體語言權利，諸如在各種場合使用母語、被列入官方語言、或請求協 助維持語言存續等⁴⁰⁶…..在國家內，不同的語言團體相互競爭，藉由政治運動來 爭取自己的語言權利，政府除了考量該語言團體的需求，也須一併考量整體社 會利益，故多元族群社會中，每個團體享有的語言權內涵很可能是不同的，需 要靠民主程序來共同決定⁴⁰⁷。因此，團體語言權的另一個實踐困境是，假如司 法者賦予某團體主觀的語言權利，可能太過限縮立法者的裁量空間⁴⁰⁸。

基於團體語言權的政治性質，當某語言團體向國家請求某些創新的語言給 付時，司法者並不能無中生有，創設一個積極的語言權（例如賦予某團體被列 入官方語言的權利），以免課與政治部門不當的義務；相對的，假如政治部門已 經藉由民主程序，創設了某些團體語言權利，司法者則應給予尊重，從寬審查 其合憲性，憲法原則上不會成為這類語言立法的障礙。

基於團體語言權的政治性質，當某語言團體向國家請求某些創新的語言給 付時，司法者並不能無中生有，創設一個積極的語言權（例如賦予某團體被列 入官方語言的權利），以免課與政治部門不當的義務；相對的，假如政治部門已 經藉由民主程序，創設了某些團體語言權利，司法者則應給予尊重，從寬審查 其合憲性，憲法原則上不會成為這類語言立法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