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代表亦能有些同情感受，致詞時予以難民安慰道：「在黎明的前夕，更需有堅苦的忍 耐和毅力，繼續為爭自由而奮鬥。」230不過，堅持「自由」並不代表你去得了心目中的
「祖國」。
另一方面，「救總」還試圖以該塔來維繫與強化該區居民的社會共識。在其他碑面 還刻有許多來自中華民國政府代表的政治宣言，如谷正綱題的「為國家民族的自由而奮 鬥」；方治題的「香江自由魂、中華民國魂」；總統蔣中正題的「負責任、知廉恥、重氣 節、辨生死」；以及謝伯昌及救委會等代表所題的「發揚正氣、還我自由」。231此意味著，
自由紀念塔建造的目的，不僅是為了紀念，還試圖運用這套官方版的歷史解釋來掌控營 內居民的集體記憶。也就是說，自由紀念塔象徵著「祖國」與調景嶺營的政治權力關係，
即用來確立中華民國政府的合法統治地位。而調景嶺營作為一個「自由中國」海外的「反 共堡壘」，其形象也亦趨具體而鮮明化。
四、寓救濟於「反共生力軍」的養成教育
「救總」在接管調景嶺營後，對難民的救濟內容繁多，如繼續供應飯票；修建營內 的房屋與公共衛生設備；協助難民自立謀生，發起就地生產窗簾、繡花、籐器等就業機 會，以及補助調景嶺營的各中小學部分經費等等。232至 1953 年，「救總」的救濟形式已 有調整，揭示「由消極地施捨救濟，轉為積極地扶植難胞從事生產救濟，促使其自立謀 生為主」的形式。233「救總」在 1961 年曾估算其歷年經費投注在海外難民的救濟，已 佔其總經費之 80﹪，可見，為了長期維持此一「反共精神堡壘」，必須付出的代價還不 小。234在「救總」種類繁多的救濟項目中，本文選擇從教育文化面向作為探討對象，即
230 〈港澳僑胞昨熱烈慶祝自由日三週年 調景嶺自由塔隆重揭幕〉，《香港時報》，1957 年 1 月 24 日，四版。
231吳建平主編，《調景嶺義民反共奮鬥史實》，頁 1-2。〈褪色的青天白日 香港想留住調景嶺上的
「自由紀念塔」 可能列為古蹟保存〉，《聯合報》，1991 年 2 月 1 日，（海外華人）三十九版。
232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救總」十年》，頁 19-21。
233 〈搶救流亡難胞實施辦法草案〉，見中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326 次會議記錄，1952 年 4 月 14 日，附件，黨史會藏，6.4-2/381。
234〈由海外接運難胞來台安置工作之檢討與建議〉（1961 年 11 月）〔難民高專方案執委會〕，外 交部檔案，中研院近史所藏，檔號：642/0111。「救總」曾表示每年救助調景嶺難民的經費，平 均為新台幣 350 萬左右。成器，〈滄海桑田˙物換星移 香港調景嶺的由來與結束 兼談「救總」
與調景嶺的情感〉，《海外學人》第 274 期（台北：海外學人月刊社，1955 年 7 月），頁 32。
「救總」是如何透過救濟，將民族精神滲入調景嶺營的教育體系之中。
對於中華民國政府而言，難民的教育援助之所以別具意義，一方面切合國民黨的難 民政策重心，即青壯年、知識分子與文教事業應列為優先救濟工作235；另一方面，「救 總」對調景嶺營的救濟業務之中，難童的培育可謂最重要的計劃。236而蔣中正也曾公開 表示，反共抗俄的思想鬥爭工作，在學校教育應有加強推行的必要，有感於青少年對三 民主義的認知不足，他表示：「我們這次反共抗俄的戰爭，不僅是民族戰爭，也就是社 會、文化的全面戰爭。」2371952 年國民黨訂定的「政治作戰計劃」之基本原則中，也提 到「戰爭已發展到不僅是任何部分主觀的要求或偶發的抵抗，更進而為人的再覺醒與文 化再發展的劃時代運動。」238而從國民黨第二組於 1952 年 3 月的報告，可發現其特別 關注調景嶺營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與幼童問題，如調查發現該營內 17 歲以下的難童 便有 2,024 人，在其父母多為難民困境下，失學問題頗為嚴重。此外，該報告指出，在 難民營中有不少原先為高級知識分子，不僅在作為上較具抱負，其反共意識也特別強 烈，應加以爭取運用。239由此，「救總」便以寓救濟於教育的形式，作為調景嶺營的工 作重心。1960 年一項調查指出，調景嶺各校教師多來自本區，除該營本身就有很多知識 分子有關之外，香港地區學校以粵語教學，對於這些來自中國大陸各省的難民而言，欲 尋得任教機會也較為不易。240
在 1953 年「救總」接掌自治辦公室之前，營內已有四所中小學，依建校時間分別 為基督教信義會辦的信義中學、天主教辦的鳴遠中學、「救總」支助的調景嶺中學、以 及廣東同鄉會辦的逸仙中學，241「救總」多以捐贈教科書或補助津貼的形式加以救助。
235 〈政治作戰計劃〉（1952 年 5 月 12 日改造會第 340 次會議通過），收錄於國民黨國民黨中央 委員會工作會議第 240 次會議紀錄，1952 年 5 月 12 日，附件，黨史會藏。
236 在「救總」編刊行的〈救濟難胞災僑〉一文中，曾提到「救總」在救濟流亡海外難方案中，
最重視培育難民之第二代。尤其調景嶺難民，知識份子之比數居多……。」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 會編，《「救總」實錄》（四），頁 2330。
237 蔣中正，〈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並說明四維、八德為反共抗俄鬥爭中的主要武器〉， 1951 年 8 月 26 日國民黨夏令講習會結業典禮，張其昀主編《先總統 蔣公全集》（二），（台北：
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 年），頁 2159-2162。
238 〈政治作戰計劃〉（1952 年 5 月 12 日改造會第 340 次會議通過），出處同上。
239 〈搶救流亡難胞實施辦法草案〉，見中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326 次會議記錄，1952 年 4 月 14 日，附件，黨史會藏，6.4-2/381。
240 陳勃等編，《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為響應世界難民作（1959-1960）》，頁 58。
241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救總」實錄》（四），頁 2331。在 1950 年代中期，調景嶺營的中
第二章 中華民國政府的難民政策與援助 - 107 -
2421954 年 7 月下旬，「救總」還特別函請教育部轉令教育廳，使上述前三所學校的訓導 主任可來台參加暑期教員講習班。243在港府不干涉的情況下，該營的中小學於 1950 年 代中期之後，發展出與香港其他地區迥異的教育特色。茲舉下列幾點為例。第一，這些 學校與其教師均未在港教育司署註冊，反而是分別向台灣的僑務委員會申請立案244，因 此課程標準與教學法均按照中華民國政府的教育部規定。第二，各校使用國語教學，費 用低廉，因此學生來源不限於該營區。第三，各校使用之教科書、儀器設備，以及圖書 等教材，由教育部及「救總」免費運送提供。第四、嶺中、鳴遠、信義中學每年可選拔 兩名高中成績優良畢業生，除可直接保送台灣國立大學，該生之旅費與學期費用均由「救 總」支付。245可以想見，調景嶺營各中學為獲得中華民國政府經費上的補助，在課程編 排、內容及訓導方面，與台灣的「教義」上應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即大抵以反共抗俄意 識、發揚三民主義、培養愛國情操等思想為主要論述。246而「救總」透過免費提供學校 所需教材，在一定程度上也壟斷了知識的來源，如嶺中以復興中華文化的課程內容為基 調。在地理位置封閉的情況下，學生取得資訊相對不易，在文化娛樂方面，「救總」設 立圖書室，並向美國新聞處借一台十六米釐電影放映機，於每週六日播映新聞影片一 次，而這些書刊影片的內容，無庸贅言，以中華民國政府的宣傳品最為常見。247
小學數量高達八間，除上述四間中學外，還包括四間小學，分別為聖約翰小學、德風小學、觀音 小學，及宣道小學，大多數為基督教會團體所創辦。陳勃等編，《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
為響應世界難民年作（1959-1960）》，頁 86-89。
242 〈搶救流亡難胞實施辦法草案〉，見中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326 次會議記錄，1952 年 4 月 14 日，附件，黨史會藏，6.4-2/381。
243 〈中小學教員講習 下月分別舉行 應參加未參加人員 教廳將予免職處分〉，《聯合報》，1954 年 7 月 29 日，三版。
244 申請的時間依序 1952 年冬的信義中學、1953 年春的鳴遠中學，以及 1955 年春的調景嶺中學。
陳勃等編，《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為響應世界難民作（1959-1960）》，頁 61、70、85。
245陳勃等編，《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為響應世界難民作（1959-1960）》，頁 58。
246如鳴遠中學頒佈的「校務實施綱要」之訓導方面，包含「重視道德教育」、「發揚民族精神，加 強愛國意識」、「倡導勇敢尚武精神」之規定；訓導原則如「確立三民主義中心思想，加強愛國教 育」。見陳勃等編，《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為響應世界難民作（1959-1960）》，頁 71-72、
75。國民黨政權在台灣推動的民族精神教育理念，可參見林果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 會」之研究（1966-1975）：統治正當性的建立與轉變》（台北：稻鄉出版社，2005 年 4 月），頁 49-60。
247 報導中還指出，難民希望中華民國政府能增加撥贈與「自由中國」相關的各類宣傳影片、幻 燈片，及書刊等等。此外，各校學生會組成新生球隊或歌詠隊，而後者每逢節慶晚會則演唱反共 歌曲。〈調景嶺難胞生活實況〉，《中央日報》，1961 年 6 月 4 日，二版。
凡早期在調景嶺的學校上過課的學生，多有參加過升中華民國國旗與唱國歌的經 驗。而每逢國慶日到來，調景嶺各校會停課一天，讓學生參與慶典，或在校內舉辦各種 球賽、作文或演講等活動。曾擔任調景嶺區服務處主任的王國儀表示：「但這種事也隨 時間有所改變。起先是全校參加，就來就漸漸不願意了，指派一班或一百人，五十人參 加，就有日漸疏遠的感覺。這也是後來到此負責的傳教士或教師完全職業化，對調景嶺 已經沒有當年的感情了。」248由此可見，教師往往具有帶頭的作用，其本身的政治認同 感，在很大的程度上領導著該校的風氣。即使由基督教教會牧師顧永榮所主辦的信義中 學，也難免受此影響。張世傑原擔任該校教員，至 1952 被聘為該校校長，其中原因頗
凡早期在調景嶺的學校上過課的學生，多有參加過升中華民國國旗與唱國歌的經 驗。而每逢國慶日到來，調景嶺各校會停課一天，讓學生參與慶典，或在校內舉辦各種 球賽、作文或演講等活動。曾擔任調景嶺區服務處主任的王國儀表示：「但這種事也隨 時間有所改變。起先是全校參加，就來就漸漸不願意了，指派一班或一百人，五十人參 加，就有日漸疏遠的感覺。這也是後來到此負責的傳教士或教師完全職業化，對調景嶺 已經沒有當年的感情了。」248由此可見，教師往往具有帶頭的作用，其本身的政治認同 感，在很大的程度上領導著該校的風氣。即使由基督教教會牧師顧永榮所主辦的信義中 學，也難免受此影響。張世傑原擔任該校教員，至 1952 被聘為該校校長，其中原因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