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合法化與禁制：
第一節、 合法化的歷程：載入祀典與賜額封號
一、 因名而生的問題：理解與詮釋的距離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一節、合法化的歷程：載入祀典與賜額封號
「夫禮者，經天地，理人倫，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
祭祀的概念，源於對死後世界與鬼神的想像。影響民間祠廟活動的根本，
亦根源於此。祭祀一事，被視為國之大事，其重要性來自於王權與神權之間緊 密的聯繫關係。對禮典的制訂與規範，從祭祀對象名單、祭品、儀式、參與者 與主持者等，各王朝均以審慎的態度視之。74祭祀名單與祭祀者象徵著「合法」
被祭祀，同時也標示著祭祀者的身份與歸屬。於是，「祭祀」本身就蘊含著祭 祀權力的獲得與被祭祀的合法性。
從禮典與禮制的規範，不難發現朝廷掌握了大部分主要的祭祀權力，其中 大部分又集中在君王身上。75縱使祭祀時未必都由君王親身祈祭，規範與決策 的最終權力，仍然掌握在君王手中。未獲列入祭祀名單者，即是非法存在與祭 祀，通稱為淫祠或淫祀。76祠祀合法性的界定，不僅意味著神祇與祠廟正當化 的過程，同時也象徵王權對神界世界賦予的想像與潛藏的控制。合法與非法之 間，界定的標準與界線為何，兩者的差異在哪？成為後人不斷討論與研究課 題。以下將從文獻與相關研究論述，討論宋人對合法與非法祠祀的理解。
一、因名而生的問題：理解與詮釋的距離
74 皮慶生，《宋代民眾祠神信仰研究》，頁 272。
75 須江隆與韓森曾考察唐宋時期地方祠廟申請賜額與賜號的過程。以宋代為例，無論申請者身 份為何，經由太常寺與各路轉運絲、地方首長檢核後，最終仍須經由君王進行最後頒佈賜額或 賜號的詔令，交由太常寺進行最後查核、擬旨與載入典籍。須江隆，〈唐宋期における祠廟の廟 額‧封號の下賜について〉，頁 96-119。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83-84.
76 淫祀一詞來自於《禮記‧曲禮》：「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後常被指稱 為不合禮制的祭祀對象與行為。因思想與文化發展刺激下，宋代對於淫祠與淫祀的理解有了不 同於前代的定義。豐富的文化與理論基礎，加之理學的刺激，認知與詮釋角度自然有了更為厚 實依據。《禮記‧曲禮》，《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刊記》，卷 5，頁 97b。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正祀」一詞，乃是對應於官方不認可的淫祠與淫祀，而出現的比較名稱。
正因為官方有了查禁的行為與對象，才有比較後出現的正祀或正祠之稱。淫祠 與淫祀的產生，肇因於官方核可的神祇與祠廟數量有限，各地私立祠祭的風氣 不減，無論官方如何大規模查驗各地未獲賜額賜號的靈驗祠廟，77仍敵不過民 間昌盛的立祠之風。另一方面，對淫祠與淫祀的取締與鎮壓，脫不開祭祀對象 與行為本身帶有的違法性，自然無形中也增加了宋代官方祠祀取締的複雜性與 不同考量。
淫祠的界定範疇成為研究者判定何者為「正」，何者為「淫」的準則。對 此，宋代官方文獻自有一套界定準則，但此一標準，同時也成為日後祠祀林立，
難以界定的根源。這麼說或許讓人有點摸不著頭緒，《宋史》的一段記載或許 可以說明致生混亂的源由。
自開寶、皇祐以來，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宮觀陵廟，名山大川能 興雲雨者，並加崇飾，增入祀典。熙寧複詔應祠廟祈禱靈驗，而未有爵 號，並以名聞。78
乍看之下，《宋史》清楚指出「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宮觀陵廟」、
「名山大川能興雲雨者」及「祈禱靈驗者」都成為載入祀典，賜以爵號名聞的 準則。其中「名在地志」顯示出以地方為主，以地方記載為依據的態度。除了 顯示地方性特色增強，也顯示中央對於地方的瞭解與掌握更為深入，即便如地 方性信仰活動，都能清楚掌握。
這些規範，對不同背景的人而言，卻有不同的詮釋與理解。如胡穎對境內 劉舍人廟的批判，79說明祠神的「貢獻」與「靈驗」，為其是否能具有賜封條
77 韓森認為宋代的宗教政策並非壓制非法祠祀，而是為了承認靈驗的祠祀。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86.
78 脫脫，《新校本宋史並附編三種‧禮八》，卷 105，頁 2561。
79 「胡穎，字叔獻，號石壁，湘潭人，顯弟。紹定五年登進士第，嘗從趙范討李全，後為廣東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件的考核項目。看在胡穎眼裡，劉舍人廟的建立，自祭祀對象乃至所謂靈應事 蹟，皆出自巫祝蠱惑之言與無知後人的盲目崇祀，和立祀標準的「功及生民」
相差甚遠，更遑論有獲得賜封賜額的殊榮。80另一方面，看在不知情的信眾眼 裡，劉舍人廟或許真是信仰者眼中的靈祠，否則怎能吸引大批信眾乃至王宮貴 族的祈祭與請求加封的舉動。這個例子，凸顯了地方官與信仰者之間對於祠祀 合法性的認知與差異。
此外，作為一位理學家，胡穎有著比一般地方父母官更為嚴苛的標準。縱 使獲得王宮貴族乃至君主的賜額，仍然因為祭祀對象身份，成為胡穎眼中亟欲 革除的淫祠。胡穎並不是唯一對民間祠廟進行批判的理學家。陳淳、黃震等人 均曾對民間祭祀之祠廟，或各種祠賽會社進行嚴厲的批判與反對。陳淳甚至針 對當時官方大肆賜封民間祠神的行為進行批判，認為「上而州縣，下至閭巷村 落，無不各有神祠。」而「朝廷禮官又無識庸夫，多與之計較封號。是以無來 歷者皆可得封號，有封號者皆可歲歲加大。若欲考論邪正，則都無理會了。81」 理學家的態度終究只是社會大眾中極為少數的群體，大多數的民眾並不會在意 神祇的出身高低和身前功績，更不會主動留意廟門或廟堂上是否懸掛著皇帝賜 封後的牌匾或詔文。對他們而言，神祇是否靈驗，具有親民的特性，才是影響 信仰的關鍵。但胡穎的案例，還是說明一項事實。載入祀典與獲得賜額、賜號，
並不意味著祠祀或神祇的未來得以一帆風順。82如果持續沒有諸般靈驗事蹟、
生前功績與對等身份，還是有成為淫祠，招致鎮壓、毀祠的一天。
朝廷、地方官員與文人定義與理解上的標準不一，常是導致祠祀生存危機 的重要因素之一。然從此處也可發現，對於祠祀及其相關活動定義的準則，並
經略安撫使，移節廣西，遷京湖總財賦。臨政善斷，不畏強禦。咸淳間卒。」昌彼得，《宋人傳 記資料索引》（台北：鼎文，2001），頁 1578-1579。
80 張四維，《名公書判清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14，頁 538-539。
81 陳淳，《北溪字義‧鬼神》（台北：世界書局，1959，光緒九年七月學海堂重刊版），頁 38b。
82 韓森同樣指出，賜封神祇如同官員名籍，如果未能善盡職責，保護自己的封域和人民，應如 官員殆失職責，遭致罷免，不該接受人民致祭和賜額封號。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1127-1276, 88-8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非唯一。從後面的討論，更可以說明，即便面對類似詔令，不同的情境與解讀 者，可能產生截然不同的處遇方式。但無論如何，成為「正祀」還是所有祠廟 獲得合法化的最終目的。合法化的方式無非是獲得君王承認，藉以載入祀典，
或是取得爵號，以名聞之。接下來要討論的，是祀典與賜封的歷程，以及兩者 之間的差異。
二、合法化的歷程：祀典與賜額‧賜號
1、祀典
無可否認，合法化的程序是民間祠廟獲得正當性存在的一個過程，但是否 為確保其得以持續血食一方的唯一手段？關於賜封的相關研究，過去學界已有 許多成果：（1）、賜封的歷程：由州府具事狀，申報轉運司，經由官員親臨 驗證，層層申覆，獲得帝王賜額或封號，交由太常寺審核記錄並擬定詔書頒佈；
83（2）、賜封與審核制度並非一開始便得以完善，最初的疏漏，造成廟額的浮 濫與名實不符的情況。經過臣子多次上奏與修訂，終使相關制度漸趨完備；84
（3）、祠廟與神祇的身份與特性，象徵對神祇的期待與帝國的困難或危機。
自然災害（如水、旱災）與戰爭的威脅，是宋廷持續的隱憂；85（4）、對支持 者與申請者的描述，反映出地方群體與官方互動的過程，顯示地方勢力扮演的
83 此部分主要以須江隆的研究為主，其餘如松本浩一、韓森、金井德幸、皮慶生、水越知等研 究，亦都或多或少討論到請求賜封的過程、中央與地方的互動關係與地方士人、家族扮演的角 色。須江隆，〈唐宋期における祠廟の廟額‧封號の下賜について〉，頁 96-119；松本浩一，
《宋代の道教と民間信仰》，頁 120-134、249-268；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1127-1276, 79-104;金井德幸，〈南宋祭祀社会の展開〉，《宗教社會史研究》，1(東京，
1977)，頁 591-610；金井德幸，〈南宋の祠廟と賜額について-釋文珦と劉克莊の視點〉，收於 宋代史研究會編《宋代の知識人-思想、制度、地域社會》（東京：汲古書院，1993），頁 257-286；
皮慶生，《宋代民眾祠神信仰研究》，頁 272-317；沈宗憲，《國家祀典與左道妖異-宋代信仰與 政治關係之研究》，頁 67-75；水越知，〈宋代社會と祠廟信仰の展開-地域核としての祠廟出現〉，
《東洋史研究》，60：4(京都，2002.3)，頁 629-666。
84 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1127-1276, 79-104;皮慶生，《宋代民眾祠神信仰研 究》，頁 272-317。沈宗憲，《國家祀典與左道妖異-宋代信仰與政治關係之研究》，頁 67-75；
水越知，〈宋代社會と祠廟信仰の展開-地域核としての祠廟出現〉，頁 629-666。
85 須江隆，〈唐宋期における祠廟の廟額‧封號の下賜について〉，頁 96-119；水越知，〈宋 代社會と祠廟信仰の展開-地域核としての祠廟出現〉，頁 629-66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角色與力量。86這些研究從不同角度與觀點、素材討論祠廟賜封的問題，對於 理解宋代祠廟的情況，有重要的貢獻與幫助。近幾年有學者提出反省，認為過 去傾向將賜封與祀典等同，或忽略此中差異的論述，無形中將祀典作為劃分標 準，祀典內外，便是正祀與淫祠兩個截然不同的正邪場域。這樣不僅無法解決 宋代大量非祀典的賜封神祇，也無法解釋為何官員、士人批評封賜制度，並亟
角色與力量。86這些研究從不同角度與觀點、素材討論祠廟賜封的問題，對於 理解宋代祠廟的情況，有重要的貢獻與幫助。近幾年有學者提出反省，認為過 去傾向將賜封與祀典等同，或忽略此中差異的論述，無形中將祀典作為劃分標 準，祀典內外，便是正祀與淫祠兩個截然不同的正邪場域。這樣不僅無法解決 宋代大量非祀典的賜封神祇，也無法解釋為何官員、士人批評封賜制度，並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