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祠神的轉化與信仰的形塑
第四節、 祠神信仰傳統建立與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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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信仰目的主要都在於滿足個人不同的需求。儘管禱雨、疾疫同樣也是信 眾遭遇災厄時亟欲解決的困境，人們同樣期待五通能給予基本的照護。然而 大多數時候，五通以各種極端的面貌出現在《夷堅志》中，說明在信眾的心目 中，五通信仰無疑是另一種滿足個人各種欲望的追求。
第四節、祠神信仰傳統建立與形塑
一、廟記與祠記傳述
當宋代祠神信仰大量走向越界發展，說明時人對於祠神信仰的認知與信 仰型態，隨著時代有了重大的轉變。祠神特性不同，吸引來的信眾自然也不 同，發展形式當然也各不相同。越界祠神當然也是如此，如再加上向外傳播 與宗教交涉，越界祠神發展與傳播的歷程就更顯得多樣。因此，企圖找尋一 體適用的越界祠神傳播或發展模式，無異是忽略彼中差異，將祠神信仰彼此 化約等同的舉動。當然，每一種模式的建立，都是一種嘗試理解信仰發展與 神人關係的方式。只是，在找尋模式的時候，也必須瞭解到，每種發展模式 的侷限與各殊性。
祠記與廟記，是祠廟自身歷史的最佳見證。祠廟記不僅記錄立祠或重建 時的源由與經過，有時也會附加紀錄祠神的靈驗事蹟，以便彰顯神蹟，達到 紀錄與宣揚信仰的目的。此外，有時也能從祠廟記中獲得部分撰寫人以及立 祠者（重修者）資訊，藉著理解撰述者與立祠者的當下，推想祠神信仰與信 眾、撰述者的關係，理解信仰的發展面貌。426假使撰寫者或主建者為當時深 具威望的有力人士，也多少反映祠神為信眾的接受度與信眾範圍。另一方
426 韓森曾針對廟記與碑刻上撰寫或提到的姓名及其背景進行討論，認為碑文與祠廟記中使用的 稱謂，並不全然反映個人現實中的社會地位，有時只是反映了個人心中的想望。但依據韓森考證，
碑文作者仍可以分為四類，即平民百姓、郎官、具科舉功名者以及真正的官員。而這些碑文所記 錄的對象，反映出了當時社會主要社會階層的各成員，能藉由信仰的媒介，彼此正式或非正式的 合作，為當地神祇爭取賜封的機會。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9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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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假使立祠者自身不具任何社會威望，或想藉此壯大祠神的「聲勢」，邀請 地方或當時較具影響力的人士，如官員、文人、地方鄉紳等待為撰寫祠廟 記，也是一種藉祠廟記撰述者的背景，達到為信仰背書的目的。當然，邀請 他人代為撰寫的前提，是撰寫者自身雖未必同為信仰者，但至少可以確定的 是，撰寫者對描述的祠神，應不至於反感或排斥，而這一點，就足以達到信 仰宣傳與背書的功效。雖說某些祠記與廟記僅是立祠者與祠神之間個別的靈 驗互動紀錄，未必代表全面甚至也代表不了地方所有信眾的想法，但祠廟記 仍能多少反映當時立祠者的心態與信仰動機。
此外，經由祠廟記也能逐步拼湊出信仰的發展樣貌。如果說將越界祠神 信仰發展的成果，全部都歸功於商業發展與四處行商的商人，似乎忽略其他 因素對信仰的影響，也將信仰發展劃為單一模式討論。427從仰山二神信仰、五 通及五顯信仰來看，信仰的傳播與發展形式，不只一種型態。以仰山二神來 說，仰山二神的傳播主要依靠官員、士人或軍官等隨著自身調任或遷徙之 便，將信仰帶出發跡地，藉交通網絡推動各行祠的建立。此種因信仰者遷 徙、移居而漸次向外傳播的祠神。428然而，五通信仰的傳播與建立，或許可 以說是兩種形式交織而成。其中，即是五顯與五通信仰，一方面藉助本地靈 跡不斷彰顯，使得名聲逐漸外傳，吸引外地信眾至本地參拜、參與廟會活 動。當某地信眾漸次積累至一個程度，便有可能請香火回鄉立祠。429
仰山二神行祠的建立者，多為途經或曾任職於袁州的官員，當其在袁州 領略仰山二神靈跡後，到達目的地或調任後，於當地建立行祠，藉以方便祭 祀，同時達到宣傳信仰的功效。而五通與五顯的靈跡，是如何傳至外地，並 獲得外地民眾的信仰，進而不遠千里年年朝聖？430如果說仰山二神藉由官
427 皮慶生，《宋代民眾祠神信仰研究》，頁 204-224。
428 以祠神信仰傳播為主的研究，可參考 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143-148; Watson,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 (‘Empress of Heaven’)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 960-1960,” 292-324;皮慶生，《宋代民眾祠神信仰研究》，頁 204-271。
429 皮慶生，《宋代民眾祠神信仰研究》，頁 251-252。
430 方回，〈輔德廟碑〉，《桐江續集》，《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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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士人與軍官做為信仰傳播的媒介，那麼五通與五顯的傳播媒介又為何？
交通的便利性，使位居交通要道的婺源成為行商、趕考或民眾往來必經的地 點，人們於各地往來交流之下，很快便能將當地信仰藉著各種方式，使途經 的旅客將將五通與五顯的名聲逐漸帶出地方，獲得更多信仰支持。431另一方 面，似乎也不能否認，某些五通祠在婺源五顯獲得賜封，聲名遠播之後，藉 著「歸附」的方式，溯源婺源五顯為其祖廟，進而展開定期朝拜的活動。「歸 附」的行為雖無法稱為信仰傳播模式，卻是以婺源五顯為根源的五顯信仰，其 傳統建立的重要來源之一。
從祠廟記或廟碑的完整性，可以發現五通與五顯，及仰山二神信仰發展 模式最大的不同。由官員、士人或軍官推動傳播的祠神信仰，最主要的特 徵，在於行祠祠記或廟記有較為清楚與詳細的記載。這類由官方主導或擔任 官職者主動建立的祠祀，祠祀建立有其正當性，多半會由下令建造者為該廟 撰寫祠記或廟記，亦或者日後由他人撰寫，以便記錄。如張孝祥、張商英與 周必大等人為仰山廟所做的祠記與廟記，432便是以建造者或於祠廟翻修、任 官時為其作記。由信眾自行至祖廟分香立祠者，如五顯或五通，由於立祠著 未必擁有地方威望，甚至可能立祠初期祠廟規模亦不大，相關記載與資訊便 不易留存，即便後人想為其撰寫廟記，也有困難性。因此相較於各地仰山二 神行祠留存較多寶貴的廟記、碑刻，五通與五顯行祠則多半僅寥寥數行資 訊，沒有更多詳細的立祠資訊。
可見，當宋代祠神信仰大量走向越界發展，時人對於祠神信仰的認知與 信仰型態，也隨著時代有了重大的轉變。此外，從跨界神祇信仰的分佈，不
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1193 冊，頁 726。
431 von Glahn, The Sinister Way: The Divine and the Demonic in Chinese Religious Culture, 222-256;
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140-143, 148-159; Watson,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 (‘Empress of Heaven’)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 960-1960,”
292-324;皮慶生，《宋代民眾祠神信仰研究》，頁 204-271。
432 張孝祥，〈仰山廟記〉，《于湖集》，《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國立 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1140 冊，卷十四，頁 610a；周必大，〈太和縣仰山二王行祠記〉，頁 622-623。
張商英，〈仰山廟記〉，頁 334b-33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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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能夠看出信仰傳播的路徑、模式，同時也能藉著立祠者或信仰者的屬性，
理解不同祠神之於信眾的職能與需求，亦即信仰除了跨界發展，亦呈現分工 區域化現象。433因此，信仰者可以公開地在異鄉建立行祠，舉行各種大行祭 祀活動，進行正廟拜謁的行為，434乃至爭取官方賜封，435在在都顯示越界祠 神已走向正當化，且大幅轉變信仰型態與組成。
廟記與祠記不僅為祠神信仰的事蹟紀錄，當信仰者即是廟記撰寫者，也 反映出地方文人與官吏對信仰的影響與號召力。尤其南宋之後，許多政壇失 意文人選擇回到家鄉，從事深耕教育，成為地方上的菁英。436這些人多半在 地方上擁有良好的聲望與地位，地方上重要事務的決策與規劃，也多半由他 們主導、參與，其中自然也包括地方上信仰中心的建造與維護。437地方父母 官對地方祠神信仰的肯定，同樣可以透過廟記與祠記表現。另一方面，有了 地方菁英與地方官的背書與肯定，成為祠神信仰另一種形式的推動與宣傳。
二、聖山（地）化？分香或歸附
在此用聖山或聖地指稱宜春的仰山正廟，似乎會有些言過其實。從後續的 討論中，便能輕易發現，各地仰山行祠雖然都由宜春仰山正廟分香出去，但 回正廟「朝拜」的紀錄，似乎就較下文將討論的五顯神要少許多，甚至幾乎沒 有相關描述。在《夷堅志》中，不乏許多科舉試人為了知曉科舉是否能夠順
433 皮慶生，《宋代民眾祠神信仰研究》，頁 204-271；朱海濱，《祭祀政策與民間信仰變遷-近 世浙江民間信仰研究》，頁 140-179。
434 皮慶生，《宋代民眾祠神信仰研究》，頁 225-236。
435 皮慶生，《宋代民眾祠神信仰研究》，頁 239-240。
436 Peter K. Bol, “Neo-Confucianism and Local Society, Twelfth to Sixteenth Century: A Case Study,”
in The Song- Yuan- 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eds., 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241-283; Robert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i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77-199; Hymes, Way and Byway: Taoism, Local Religion, and Models of Divinity in Sung and Modern China, 116-146, 154-162.
437 Richard von Glahn, “Towns and Temples: Urban Growth and Decline in the Yangzi Delta, 1100-1400,” in The Song- Yuan- 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eds., 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7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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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到仰山廟拜謁求夢的例子。對即將赴考的試人而言，仰山廟未嘗不是一 處科舉試人尋求功名前兆的聖地。因此，在此要藉由仰山二神傳達的聖地（或 聖山）概念，更接近於一種以信徒為主的拜謁活動，而非行祠與正廟之間的溯 源或朝拜活動。
乾道元年（西元 1165 年）張孝祥奉命出守桂林，途中適逢湖南郴陽一帶遭 逢盜賊之亂。張孝祥路經袁州時，特到仰山廟祈求仰山二神護祐廣西免受兵 害之苦，並允諾將為其於桂林設立行祠祭祀。其後兵亂果真解除，張孝祥遂 擇地於桂林城北建立行祠。438臨安行祠建於觀橋東馬軍司西營中。立祠經過 緣於該營李將領至袁州分宜購買木材，途中於水上遇險，經仰山二神顯靈保
乾道元年（西元 1165 年）張孝祥奉命出守桂林，途中適逢湖南郴陽一帶遭 逢盜賊之亂。張孝祥路經袁州時，特到仰山廟祈求仰山二神護祐廣西免受兵 害之苦，並允諾將為其於桂林設立行祠祭祀。其後兵亂果真解除，張孝祥遂 擇地於桂林城北建立行祠。438臨安行祠建於觀橋東馬軍司西營中。立祠經過 緣於該營李將領至袁州分宜購買木材，途中於水上遇險，經仰山二神顯靈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