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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祠神的轉化與信仰的形塑

第一節、 從地方祠祀到越界祠神

299 Bell, “Religion and Chinese Culture: Toward an Assessment of “Popular Religion”,” 35-57; Teiser,

“Popular Religion,” 378-395; Feuchtwang, 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 The Imperial Metaphor, 1-26;

Stephen Teiser, “Introduction: The Spirits of Chinese Religion,” in Religious of China in Practice ed., Donald Lopez J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3-37; von Glahn, The Sinister Way:

The Divine and the Demonic in Chinese Religious Culture, 1-18. 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3-28;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際敦煌民生宗教社會史研究》(北京:中華書 局,2006),頁 1-26;劉永華,〈”民間”何在?從弗里德曼談到中國宗教研究的一個方法論問題〉,

神信仰研究》,頁 1-33;蔣竹山,〈宋至清代的國家與祠神信仰研究的回顧與討論〉,頁 187-220;

程民生,〈論宋代神祠宗教〉,頁 59-71;程民生,《神人同居的世界-中國人與中國祠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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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與期待的信仰型態。當地民眾信仰當境神祇,當境神祇亦只守護當地民 眾,如同地方父母官,各有其所屬領地與管轄範圍,絲毫不能逾越。「祭不越 望」的觀念,深刻的影響了神祇靈力展現與活動的範圍。經由民眾組成與信 仰,體現地方意識。306因此,地方祠神不僅成為神祇系譜的主要組成,也是 各類祠神信仰型態的基礎。

近年祠神信仰研究在幾位學者影響下,從單一祠神、地區祠神研究,逐 漸朝向跨區域、跨傳統甚至多位神祇之間關係與互動的研究。跨區域的越界 祠神信仰,正是宋代祠神信仰與前代祠神信仰發展最大的不同點。越界祠神 信仰的流行,不僅是宋代祠神信仰發展重大轉變,促使新的信仰型態出現,

進一步藉著各種廟會、朝聖等活動,帶動另一股商業、交通與社會流動。

然而,這些都是越界祠神信仰對社會、文化所帶來的附加價值。對祠神 信仰自身發展而言,越界祠神的流行,凸顯了兩個現象。一是信仰型態的轉 變,即傳統依附地緣而生的祠神,開始向外拓展,接納更多信眾,相對的也 必須承接更多信仰衝擊與競爭。對信眾而言,信仰選擇變得更多,甚至可以 隨著需求,尋求不同的祠神或宗教傳統。信仰型態與信仰心態轉變之下,對 祠神「信仰合法化」的認定標準也隨之調整。另一個現象,則是越界發展的過 程中,自身與其他祠神、以及儒釋道的互動與融合。多數學者將越界祠神研 究集中於信仰所產生的社會與文化影響,如商業發展、社會流動與文化傳播 等。近來研究焦點轉向越界祠神與佛道的交涉,如五通、五顯、天后、梓潼 與仰山等祠神與佛道的互動過程,都是研究者持續關注的面向。

藉由地方力量推動信仰,達到對國家祭祀與統治權力的影響,並非始於宋代。或許該說,宋代是 個更為明顯的時代。雷聞,〈唐宋時期地方祠祀政策的變化-兼論「祀典」與「淫祠」概念的落 實〉,頁 269-294;雷聞,〈論隋唐國家祭祀的神祠色彩〉,《漢學研究》,21:2(台北,2003.12),

頁 111-138;雷聞,〈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層與運作-以生祠與城隍神為中心〉,頁 27-41;雷聞,

〈五嶽真君祠與唐代國家祭祀〉,收於榮新江主編,《唐代宗教信仰與社會》(上海:上海辭書,

2003),頁 35-83。

306 皮慶生,《宋代民眾祠神信仰研究》,頁 204-205;蒲慕州,《追尋一己之福》,頁 177-184;

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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