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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驗與否才是獲得祈祭與建廟立祠的因素。5換言之，所謂的正祀與淫祀之稱，
是否適用於以民間與大眾為主體的信仰活動，值得進一步思考。
再者，祠祀或神祇受到賜封後，有了國家公信力的背書與認核，逐步走向國 家化，或轉而成為國家推動教化的角色，6成為賜封後難以避免的發展。另一方 面，無論賜封與否，走向民眾，爭取更多信仰者與香火，也是信仰發展無可避免 的地方化過程。國家化與地方化歷程或可視為兩種與民互動的過程，兩者似為信 仰一體兩面之呈現。7而兩種傳播途徑之間的相互影響，也是信仰傳遞的關鍵。
導致信仰衝突發生的原因眾多，排除外在若干因素引爆的衝突事件，單純的 信仰活動衝突、競爭與論辯，信仰者積極建立自身信仰價值與正統性的意圖背 後，為各傳統與群體藉以區隔自身與他者分際的準則確立，以求在廣大的宗教市 場中獲得一席地位。界線一旦劃下，自身與他群的分隔立顯，自身的正統性一旦 確立，他者便淪為競爭或打壓的對象。各所憑依據的信仰「信念」，似乎才是影 響衝突最重要的關鍵。在各人的心中，各自所信仰的傳統/神祇，才是自己所認 定的「正統」，他人的信仰與信念，是否能為自己所接受或排斥，是否為「異端」，
因人、因時、因地而異。
信仰群體、國家體制與所處環境間的衝突與競爭，歷來便是研究者關注的主 題與面向。無論從國家政策、儒家思維的面向討論，與地方環境的互動，抑或道 巫間競爭、互斥與共生，在在凸顯信仰活動隱含的不安與衝突因子。學界嘗試以 不同面向與觀點，檢視彼此間衝突與互動關係，多有啟發與貢獻。8綜合論之，
如果信仰得以貼近人心，並與社會環境互動連結，那麼信仰群體間的衝突與競
5 Valerie 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29-47.
6 James Watson,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 (‘Empress of Heaven’)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 960-1960,” in Popular Culut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s.,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292-324.
7 雷聞，〈隋唐國家祭祀的神祠色彩〉，《漢學研究》，21：2(台北，2003)，頁 121-123。
8 相關研究文獻，參見第三節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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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是否可以視為相互論辯與界定彼此範疇的過程？
第二節、研究目的
本文討論個案主要取材自《夷堅志》，考量該書涉及年代橫跨兩宋（約北宋 初年至南宋寧宗），範圍遍及南宋各地，但較多來自洪邁自身家鄉-江西。為使 焦點集中，本文研究年代與範圍均略有調整，以宋真宗（998-1022）至宋寧宗
（1174-1224）間江西地區叢祠信仰與儒道關係為主要研究範圍。以宋代民間叢 祠信仰與儒道關係作為主軸，討論非經典、非正式，廣泛流傳於民間乃至於影響 社會、國家政策的大眾信仰活動，如何理解儒家與道教，也被儒家與道教理解與 定位，彼此互動。因此，本文的論述主要包含兩個部分，一為信仰傳統的建立與 互動，如何形塑信仰團體內部對正統與異端的理解與詮釋；二為信仰交涉過程 中，宗教傳統對叢祠信仰的與自身關係的定位與理解。
一、傳統價值建立與正統異端論述
國家祭祀體系藉著賜封與祀典，國家藉著賜封政策，吸收、承認民間祠神，
使其獲得信仰正當性，以此建立起以國家為主體的信仰體系。另一方面，對於不 合國家價值規範的祠祀，進行各種形式的鎮壓與禁止行為，達到對民間信仰力量 的管控與壓制。獲得賜封與否，成為民間祠祀是否具有正當性的標準。由官方賦 予的賜額與封號，反映出國家對每位受封祠神的期待與想像，自然也反映出國家 對每位祠神的理解與詮釋。受封後的祠神，有可能成為官方信仰推動的對象。藉 著信仰推動之便，國家意識與儒家教化也漸次傳遞至民間，祠神的形象也在推動 的過程中，達到統一的面貌。如此，不僅達到信仰傳播與統一的目的，也豎立國 家權威性。此後，國家亦可藉著信仰之力，達到對人民的控制與管理。9表面上
9 華琛認為經過國家正統化後的神祇，便由國家賦予了一個標準化的意涵與形象。在信仰推動的 歷程中，標準化後的祠神形象逐漸成為主流形象，包含信仰與儀式展演，也能隨著信仰推動歷程，
漸次達到標準化的成果。Watson,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 (‘Empress of Heaven’)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 960-1960,” 292-324.皮慶生，《宋代民眾祠神研究》，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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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國家擁有極大的權威與力量，足以影響民眾對信仰的抉擇與塑造。10祠神 能否具有國家認可的合法性，意味著是否能在國家祭祀體系中取得正統地位。然 而，國家力量是否真是為一正當性權力的來源，以及祠神正當性的唯一標準嗎？
從相關研究中可以發現，11部分神祇獲得正當性的來源，並非出自於最主要 的國家賜封制度。這些研究或許從單一祠神信仰發展歷程出發，或許從佛道觀點 觀察，反省國家所企圖建構的信仰正統性價值。這些研究傾向國家信仰價值並非 唯一的信仰價值體系，國家所建構出的正統性論述，自然也非唯一論述。或許該 說，對個別宗教傳統，個別價值群體而言，還是遵循著群體基本價值做為對信仰 正統性的價值判斷。相對而言，國家所建立的價值體系，某些時候只是一個象徵 上的意義，而非絕對表徵。12由此可見，正統性的規範論述，並非只存在於以國 家為主體的國家祭祀體系中。對每個信仰體系而言，建立自身正統性規範價值與 論述，也是信仰傳統建立的必經歷程，如此才能藉由判別自身與他者的互動關係 中，找到自身於信仰世界中的定位。
二、祠廟正當性與宗教交涉
對於散居民間的祠廟而言，獲取官方承認，成為獲得自身正當性意義的主要 來源。雖說正當性的價值來自國家所賦予的各種賜額與封號，國家亦能藉此對祠 神本身進行塑造與標準化。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賜封政策以及民間申請賜封的舉 動，是否也投射出兩者對於彼此的需求與期待？
313-317。
10 Watson,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 (‘Empress of Heaven’)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 960-1960,” 292-324.
11 如康豹（Katz, Paul R.）於溫元帥信仰中提出，溫元帥信仰的正當性與形象塑造，來自於道士 的推動。Paul R. Katz, “Orthopraxy and Heteropraxy beyond the State,” Modern China 33, no.1 (2007):
72-90. 康豹，〈道教與地方信仰—─以溫元帥信仰為個例〉，《臺灣宗教研究通訊》，4(台北，
2002.10)，頁 1-30。
12 Michael Szonyi, “The Illusion of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Cult of the Five Empero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6, no.1 (1997): 113-135. Michael Szonyi, “National Gods and Local Contexts: Distinguishing the Five Emperors and the Five Manifest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the Canadi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New Series, no.6 (1996): 5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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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國家權力是否一直都處於主導的地位，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從部分 祠神信仰來看，官方的賜封為其帶來信仰的穩固與向外傳播的機緣，同時賦予信 仰正當性的意義與價值。然而，由信仰層面上來看，官方企圖「塑造」的形象與 控制力，似乎並為達到預期一般的效果。反倒佛道傳統藉著部分信仰元素相近的 緣故，對祠神信仰進行形式乃至信仰上的收攝與轉化。囿於官方於政治上的權威 性，道教為了自身價值的正當性，長久以來與官方一直有著辯證的互動關係。此 一互動模式，自然也影響了道教對民間叢祠的態度與立場。13雖然佛道信仰脈絡 中，沒有賜封的機制可以大量吸收民間祠神；即便擁有自身神譜架構，在傳統價 值體系規範下，也發展出不同於官方的立場與態度，收攝與轉化便是佛道傳統承 認民間祠神的方式之一。因此，從佛道傳統對祠神信仰的形塑與轉化，可以理解 對於祠神認可的權威來源，並非只有來自國家力量主導的國家祭祀傳統。在祠神 爭取國家正當性的歷程中，佛道傳統或許正以另一種形式，悄悄的對祠神信仰進 行屬於自身傳統正當性的驗證。
此外，在宗教交涉歷程中，佛道傳統也免不了與國家祭祀傳統進行互動。在 三者彼此互動的過程中，佛道傳統對於祠神信仰的價值標準，是否也影響了國家 祭祀傳統對於祠神的價值標準？如果說國家祭祀體系代表國家信仰傳統，佛道亦 自有其信仰體系與架構，那麼是不是也可以說，分佈於民間的祠廟與巫覡活動，
代表著另一種非官方、非儒家，也非道教的信仰體系。「民間宗教在民眾日常生 活和社會動亂中確實扮演重要的角色。但統治階層利用『神道設教』的努力，也 使得中國至少在宋以後，建立了一個相當牢固的，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文化霸 權』。」在統治階層以「神道設教」的過程中，是否只是一種「因緣說法」的權 宜性統治手段？而從上而下的「教化」過程，民間信仰是否只是單純為上層社會 所利用，而不曾對菁英文化進行反饋與衝擊呢？14
13 Rolf A. Stein, “Religious Taoism and Popular Religion from the Second to Seventh Centuries,” in Facets of Taoism: Essays in Chinese Religion eds., Holmes Welch& Anna Seidel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81), 53-81.
14 李孝悌，〈明清的統治階層與宗教：正統與異端之辨〉，收入郝延平、魏秀梅主編，《近世 中國之傳統與蛻變：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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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由宗教交涉的觀點出發，觀察儒釋道與民間叢祠信仰互動歷程。藉 由彼此互動時相互定義與觀看角度，理解信仰傳統對自我與他者範疇的界定，進 而討論信仰中何為正統，何為異端。以個別傳統對自我與他者理解的角度為論述 主軸，討論在宗教交涉歷程中，宗教傳統對民間叢祠信仰的定位與互動關係。此 外，從信仰傳統建立到實踐的過程，對叢祠信仰的理解與處遇方式，經典詮釋與 儀式展演之間是否存在差異性？兩者信仰本質該如何在此中傳遞？
總結本文主要研究核心問題有三：（一）信仰傳統建立歷程中，自我與他者
總結本文主要研究核心問題有三：（一）信仰傳統建立歷程中，自我與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