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導論
第三節 研究方法
３、 國家社會學與國家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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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系統理論
社會學家 Luhmann 所發展的系統理論，對於「治理的碎裂化」有諸多的探 討。在法學界，學者感受到這股從系統理論散發的學術能量，從而有所運用。例 如在法理論領域當中，「法」與「不法」是法律系統的「二元符碼值」；此外值得 一提的法律程式（Programme des Recht）則意味著各種法規範，包含憲法、法律 以及行政規則，主要功能是協助法律系統分配法的二元符碼值到系爭行為或事件 上153。而在系統理論的觀點下，法釋義學是法律系統的自我觀察。
系統理論在我國公法學界有不容小覷的影響力，例如在憲法學，蘇永欽教授 所倡導的「部門憲法」概念，其理論所構成的宏觀架構，便有系統理論的影子，
可以看出系統理論對於憲法學者所造成的刺激；又例如張嘉尹教授在一篇論文所 處理的核心議題便觸及了全球化對於各國法系統造成的「片斷化」影響154；此外，
在行政法學而言，從德國興起的「行政法革新運動」，其中所強調的「總論與各 論」、「參照領域」等研究方法，也是融合系統理論與法學方法的一種結晶體155。
３、 國家社會學與國家理論
此外，國家也是一種人類被集體性組織和建構的事物，所以它也是社會學的 研究對象之一。對於以國家為研究重心的本文而言，社會學文獻中關於國家的研 究，自然也是進行科際整合時必須參考的素材。
在社會學當前的研究成果上，當代國家理論主要可分為兩大支派之間的相互 對立、辯證與輻輳，一個是來自於以「階級分析」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傳統；另 一個則是韋伯學派的制度分析傳統156。前者傾向於「社會中心式的分析」，重視 國家的階級屬性（class content）；後者則傾向於「國家中心式的分析」，聚焦國 家的制度性職能（institutional capacity）157。
153 張嘉尹，〈法作為法律系統 ─ 法律系統理論初探〉，《思與言》第 39 卷第 2 期，2001 年 6 月，頁 239-245。
154 張嘉尹，〈系統理論對於法全球化的考察〉，王鵬翔主編，《2008 法律思想與社會變遷》，
2008 年 12 月，頁 112-124。
155 參閱 Eberhard Schmidt-Aßmann，孫迺翊譯，〈行政任務及行政法各論應扮演之角色〉，前揭 書，頁 123-195。
156 黃崇憲，〈利維坦的生成與傾頹：台灣國家研究範例的批判性回顧，1945-2005〉，謝國雄主 編，《群學爭鳴》，2010 年 8 月，頁 323。
15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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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巧合的是，影響我國公法學體系甚深的德國公法學，其理論所依附的基本 邏輯 ─ 「國家與社會二元論」，也與「國家／社會」有所關聯。在過去，此一 理論認為，「國家」與「社會」相互分立；然而此種源於 19 世紀的思維，在現代 民主體制與法治國家的發展之下，在理論上已經失去其合理化的基礎，取而代之 的，是認為兩者呈現相互連結且混合的面貌158。
然而，國家與社會之間如何相互混合且相互影響？公法學所仰賴的「國家與 社會二元論」無法充分回答159。但是，社會學的文獻，卻有許多豐富的討論。與 國家研究相關的社會學文獻上，一般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國家本身作為研究 的主要焦點；另一類則是以國家為參照點，換句話說，在研究取徑上，前者係以 國家為自變項的國家中心論，認為國家引導經濟與社會福利發展；後者則是以國 家為依變項的社會中心論，認為「國家形成」是受到經濟發展、社會結構變遷或 政治過程而導致「國家類型」或「國家形式」意義的「國家轉型」160。值得說明 的是，諸此界定僅僅是一種理念型的建構，而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相互排除的對 立，兩者其實具有高度因果上的時序關聯，約略處於一種動態的關係：國家形成
（依變項）
→國家作為制度結構與行動者（中介變項）→引導經濟及社會福利發
展（自變項）→經濟發展與社會結構變遷（中介變項）→國家轉型（依變項）
161。第四款 鄰接科學 ─ 新制度經濟學
法學的討論與「制度」相互緊扣，因為制度可以說是法的集合。長久以來，
對於「制度」展開研究的可不只是法學。實際上，在經濟學的發展史上，許多屬 於古典經濟學體系（Classical Economics）的經濟學者例如亞當斯密、李嘉圖等 人，就早已曾經將研究目光置放於「制度」 ── 雖然如此，經濟學的典範卻仍 是以「理性經濟人」（economic man / homo economicus）為研究分析的基礎預設。
這股「以人類行為」為研究對象的學術典範，到了 20 世紀仍然存在，甚至因為 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稱霸」的「經濟學帝國主義」局勢而 屹立不搖，其影響力更擴張致政治科學界而形成所謂「行為主義」的研究途徑。
這一個局面直到 Douglass C. North 的出現才開始有了改變。這一個支派極為
158 參閱李建良，〈自由、人權與市民社會 ─ 國家與社會二元論的歷史淵源與現代意義〉，中 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自由主義》，2001 年，頁 143-196。
159對此，王曉丹教授認為，國家與社會二元論的區分在研究台灣的法律與社會議題時，恐怕並不 一定能夠作為分析的架構，因為民間力量在某種程度上滲透進入國家組織行為，而國家組織某 種程度仍然掌控著民間團體的思維與行動。參閱王曉丹，〈初探台灣的法律與社會研究〉，《政 大法學評論》第 117 期，2010 年 10 月，頁 91-97。
160 同前揭（註 156）書，頁 326-327。
161 同前揭（註 156）書，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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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制度」，並且展開了對於古典經濟學文獻的重新閱讀以及對於新古典經濟 學的反省，認為傳統經濟理論過於強調生產力、社會資源豐寡對於經濟成長的重 要性，其實卻忽略了制度在經濟成長過程中的關鍵性地位。North 在其名留青史 的《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一書中認為：制度、制度上的改變、制度所形成的誘因結構以及 從此結構中演進而來的組織之間的共生關係或過程，才是經濟成就的原因162。因 此 North 遂提出以經濟組織、政府理論以及意識型態為三大支柱的分析架構，並 分別對應著經濟活動、財產權以及集體行動問題的分析，以及三者互動所產生的 歷史意義163。這一個宏觀且全新的研究典範逐漸形成了所謂的「新制度學派」
（New Institutionalism）與「新制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Neue Institutionenökonomie）。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主要是實質資源投入與制度或組織 之間的關係，交易成本、財產權以及契約關係是新制度經濟學文獻的基本要素
164。隨著對於不同次領域（subfields）的開拓，新制度經濟學也發展出了諸多次 領域，例如：交易成本經濟學、財產權分析165、契約經濟理論、新制度經濟史、
比較史學制度分析、演化的賽局理論、憲政經濟學、集體行動理論、政治學之新 制度探究途徑，以及組織理論與社會學中的新制度主義等等166。這其中最與本文 或公法學相關的，便是憲政經濟學、政治學之新制度探究途徑，以及組織理論與 社會學中的新制度主義。
憲政經濟學（Constitutional economics）試圖「解釋限制政治與經濟代理人 活動的法律─制度─憲政規則之運作特性」，將「規則」視為限制行為的正式或非 正式之社會裝置（social devices），並以此觀點對於「社會如何選擇這些規則來制 定規則」（也就是公共選擇或制度選擇）展開研究167。依循這項研究取徑，國家 是選舉人（本人）與民意代表（代理人）之間的一種利用，目的在於追求公共福 利 ─ 也就是說，國家是一種「政治財產權的適當配置、管理與交易的代理契約 網路」，治理結構（就是憲政）決定訊息流與有助於使訊息可信的方法，因此決 定了每個選民在國家層級特殊財產權的安排、利用以及移轉168。此外，也有學者 認為僅以契約論的觀點不足以分析「憲法作為一種制度」，而認為應綜合共識決
162 Douglass C. North，劉瑞華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時報，1994 年。
163 同前註，頁 127-138。
164 關於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參閱 Eirik G. Furubotn & Rudolf Richter 著，顏愛靜、郭冠宏、劉 籐、王本壯、楊國柱、陳柏廷、楊錫鎮、廖仲仁譯，《制度與經濟理論》，2009 年 10 月，2 版，頁 1-47。
165 參閱簡資修，〈法律思維與名著導讀（五）寇斯的法律經濟學〉，《台灣法學雜誌》第 191 期，2012 年 1 月，頁 80-85。
166 同前註，頁 38-44。
167 同前註，頁 41。
168 同前揭（註）書，頁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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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社會均衡的因素169。
政治學之新制度探究途徑（The new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political science），以及組織理論與社會學中的新制度主義（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sociology）分別是新制度經濟學與政治學170、社會學的結 合，其實都是新制度主義下的產物。前者與計量方法或賽局分析等方法論結合，
而成為「理性選擇制度主義」（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關注制度對於行 動者（actor）的影響或是如何解釋制度所牽連與建構的路徑；後者則運用社會學 的各種方法論而成為「社會學的制度主義」。此外，兩者時常被結合運用，因而 成為「歷史的制度主義」171。
德國的行政法革新運動者們也看到了這一個資源豐富的知識寶藏，所以也進 行了許多關於制度經濟學與組織理論的援用。例如在由 Gunnar Folke Schuppert 所寫的行政學教科書中，便將制度經濟學與法學、政策學以及行政科學一同列為
「透過組織調控」的核心學門172；又例如，從交易成本理論以及本人與代理人之 依賴性理論，可以使公法學更能理解組織體內或組織間的資訊取得與流通之過 程，從而改善組織內的資訊調控173 ─ 這項成果在組織作為資訊處理機制方面，
有助於公部門與私部門之間的合作（例如採用私人的技術規範、專家參與）；在 組織作為協調機制方面，則有助於各方面的觀察，包括了內部決定及意思形成的 方法及程序、水平及垂直的協調、機關及意思歸屬以及特別協調機制（例如合議 制委員會）174。深受德國公法學影響的日本以及我國公法學界，近年來也注意到 這股沛然莫之能禦的學術潮流175。
169 林繼文，〈憲法作為一種制度〉，《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 5 期，2003 年 6 月，頁 35-74。
170 Jan-Erik Lane、Svante Ersson，何景榮譯，《新制度主義政治學》，2002 年 9 月，頁 10-12。
171 以上參照，同前註，頁 42-43。
172 Vgl. Schuppert, Gunnar Folke, Verwaltungswissenschaft, 2000, S.551-579.
173 同前揭（註 38）書，頁 39
174 同前揭（註 38）書，頁 270。
174 同前揭（註 38）書，頁 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