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醫療技術近代化的過程中，日本殖民時期占據的功積確實不在話下，
但是近代化醫學的起源則須追溯到清朝末年的傳道醫學時期。早在 1966 年時，
馬雅各就於打狗的旗後建立了台灣第一所西式醫院5，後來的馬階、蘭大衛等醫 療宣教師在台無私的奉獻以及培養的部分台籍醫事人員，確實為台灣的醫學發展 立下了一個新的里程碑，但衛生觀念的轉化確還是要在殖民時期才得已完全確立
6。
日本在征台之役中，因病陣亡人數遠超過傷亡者7，尤其以瘧疾而亡人數居 多，殖民政府在始政後十分重視衛生環境的改善。《臺灣衛生行政法要論》中便 提到：
領台以來我國總督府對本島統治的第一步即為改善島上居民的衛生狀 態，意即改善其衛生行政制度、完備其衛生設備，以及全力防止傳染 病和地方風土病的發生8。
從此可看出，當時日本殖民政民對台灣的衛生狀況十分苦惱。統領台灣後的 第一原則，就是改變固有的衛生狀況。衛生環境的變更，倚賴殖民政府的強勢作 為多少能有所成就，然而衛生觀念的轉換並非只靠中央政府強迫政府的實行便能 順便完成。
公共衛生觀念的建立，台灣可以說是移殖殖民政府本國對衛生的改變，但在 套入上風土、氣候相異的台灣時，不能是全然不變的。日本國內對於近代化醫學 知識的攝取，早在幕府末年時受到荷蘭醫學的影響甚深9。從「解體新書」翻譯 本開始的西洋醫學，尤其對人體構造的詳細描述，造成一股新興的醫學概念，與 當時以漢方醫學為主流的傳統醫療，在日本國內形成兩股勢力，相互抗衡。爾後
5 鄭仰恩，「以醫療推動宣教 晚清時期的教會醫學及其倫理」，《臺灣醫療四百年》，1996，經典 雜誌出版，P.68。
6 近代衛生觀念與疾病觀於一九二〇年代後才深植台灣。劉士永，「新的疾病與衛生標準 以瘧 疾與結核病的防治為例」，《臺灣醫療四百年》，1996，經典雜誌出版，P.106。
7 征台之役，台灣死亡人數約一萬四千多人；日軍死亡人數約四千八百多人，因戰而亡只有一六 四人，病死的約四千六百多人。莊永明，《台灣醫療史－以台大醫院為主軸》，1998，遠流出版，
P.68。
8 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臺灣衛生行政法要論》，昭和三年（1928），無名會出版，
P.1。
9 劉士永，「一九三〇年代以前日治時期臺灣醫學的特質」，《臺灣史研究》第四卷第一期，1997，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版，P.99。
的明治維新下，德文醫書漸漸在日本獲得重視，歐洲的醫病理論也相繼被政府廣 為採用，醫制也漸漸趨於德國化。日本公共衛生制度的建立，德系醫學無庸致疑 扮演了相當比重的角色。在台的衛生公共政策和防疫事務，也因殖民政府國內德 國醫學理論盛行的結果，或多或少左右了其動向。
日本近代化醫學在吸收西方各國的制度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大致上要等到 昭和 24 年（1890）之後，才對所謂的衛生學概念，形有一個較為有系統的認知10。 期間又適逢日本學之父－北里柴三郎挾著新興的細菌學歸國，更快速的強化了德 式醫學制度的確立11。西方醫學的公共衛生學，在受到十九世紀初期霍亂等流行 病的肆虐之下，開始強調國家對衛生環境維持的責任與義務，進而衍生出一套由 國家主導的衛生行政。衛生環境的維護不再只是個人的行為，而是政府必須制定 相關政策，藉以保護國民不受惡劣環境的威脅。因此，德國醫學中帶有強制性質 的醫病理論一併為日本所效彷，此一特色在日本還尚未確立台灣特有的風土病時 所採取的強制隔離、遮斷中可窺端倪。
衛生政策的強制性，可以從防疫行政的執行上得知一二。在發生對公共衛生 有威脅的狀況時，殖民政府可透過國家權力，直接干涉個人的行動自由，地方官 甚至可以為了避免病毒的擴散，以施行規則第二十九條第三項為依據，對該地區 進行大規模的交通中止12。由此可知殖民政府在面對尚未能完全掌握的疾病威脅 之下，往往會採取強制的方式，將該地罹患疾病的居民與地區，做大範圍的阻斷。
國家公權力強行介入個人自由的醫學概念，更呼應了當時德國式的醫學制度在日 本發揮的強大影響力13。
殖民政府在台進行大規模改善公共衛生環境的成效，大致上要到了一九二〇 年代，才逐具規模14。大正 9 年（1920）霍亂流行當時，隔離消毒、增置防疫設 施、實施全台的健康調查以及事後相關傳染病預防法令的頒布15，迫使台灣對公
10 劉士永，「『清潔』、『衛生』與『保健』－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公共衛生觀念之轉變」，《臺灣史 研究》第八卷第一期，2001，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出版，P.42。
11 劉士永，「一九三〇年代以前日治時期臺灣醫學的特質」，《臺灣史研究》第四卷第一期，1997，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版，P.102。
12 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臺灣衛生行政法要論》，昭和三年（1928），無名會出版，
P.11‐14。
13 劉士永，「一九三〇年代以前日治時期臺灣醫學的特質」，《臺灣史研究》第四卷第一期，1997，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版，P.102。
14 同上，P.102。
15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台湾の衛生》，昭和 14 年（1939），P.92。
共衛生觀念展開了新的轉變。生活環境的改善，或許僅是間接的減少了疾病發生 的誘因，短時間內的防疫效果卻確實在此時的社會形成影響，衛生觀念的重視也 漸趨成熟，使得台灣人慢慢接受殖民政府制定的防疫準則來避免疾病的發生16。 從法定傳染病的死亡人數可以看出（詳見表一），大正 10 年（1921）之後，死亡 人數確實有了逐漸趨於穩定，然而衛生環境以及觀念的改善，是否和疾病有著相 當的關係無法一語概之，畢竟自昭和元年（1926）開始病亡人數並未因此受惠，
死亡人數仍然是高居不下，甚至有日漸增加的趨勢，死亡率亦大多持續在二成左 右盤旋。
表一：日治時期台灣法定傳染病患病與死亡人數
年度 患者數 死亡人數 死亡率 年度 患者數 死亡人數 死亡率
1896 758 272 36% 1918 1787 361 20%
1897 1573 793 50% 1919 6085 3074 51%
1898 1869 1055 56% 1920 4836 2209 46%
1899 3482 2119 61% 1921 1979 536 27%
1900 2050 955 47% 1922 2067 564 27%
1901 5557 3825 69% 1923 1796 550 31%
1902 4291 2710 63% 1924 1518 314 21%
1903 1254 821 65% 1925 1315 297 23%
1904 4913 3492 71% 1926 1478 308 21%
1905 2739 2203 80% 1927 1877 367 20%
1906 3744 2786 74% 1928 2203 404 18%
1907 2982 2402 81% 1929 2111 468 22%
1908 1882 1277 68% 1930 2416 442 18%
1909 1659 1043 63% 1931 1809 400 22%
1910 1042 295 28% 1932 2076 392 19%
1911 1425 615 43% 1933 2021 408 20%
1912 1914 792 41% 1934 2945 665 23%
1913 1545 456 30% 1935 2979 681 23%
16 患病死亡人數的減少，或多或少影響了當時衛生觀念以及防疫政策的動向。劉士永，「新的疾 病與衛生標準 以瘧疾與結核病的防治為例」，《臺灣醫療四百年》，1996，經典雜誌出版，P.110。
1914 2058 830 40% 1936 3196 760 24%
1915 1640 418 25% 1937 2832 612 22%
1916 1728 332 19% 1938 3363 812 24%
1917 1357 291 21%
資料來源：《台湾の衛生》昭和 14 年（1939），臺灣總督府警務局，附錄 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