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 年聯合國第一屆婦女大會中，宣布 1975 至 1985 年為婦女十年（the Women Decade）。宗旨在致力於婦女權益的推動，並提高婦女地位，以追求兩性 平權的目標（楊婉瑩，2004：121）。在此同時，我國由呂秀蓮女士提倡新女性主 義，並掀起婦女運動第一波高潮。謝小芩、陳佩英（2006：11）認為 1987 年的政 治解嚴，讓壓抑已久的各種社會力爆發，婦女運動當然也不例外。
1995 年在北京舉辦的聯合國第四屆婦女大會中通過了「北京行動宣言」，正 式將「性別主流化11」作為行動策略，其主要內容是要求各國將性別平等作為政
11 「性別主流化」係指所有政府的政策與計畫要具有性別觀點，並在作成決策之前，對於該政策 女性和男性的影響分別進行分析研究。政府在規劃國家的各項政策時，應該全盤地從性別的觀
策的主流（蘇滿麗，2006：2）。在「北京行動宣言」之後，政府於 1997 年在行政 院底下成立了「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婦權會」），看起來似乎與國際 潮流的發展有相呼應，但是楊婉瑩（2004：134）認為婦權會的成立，是受到國內 婦女權益長期受到漠視，及引發重大事件影響所造成，與國際間性別主流化的影 響較無關係。
影響力最大的事件是發生在 1996 年 11 月底。當時擔任民進黨婦女部主任的 彭婉如女士，南下高雄為該黨「婦女參政四分之一保障條款」奔走之際，卻在深 夜搭計程車途中慘遭殺害。這案件震驚全國，也直接揭露女性有關人身安全長久 以來缺乏保障的事實。之後，婦運團體串連並發起「1221 女權火照夜路」遊行。
政府在社會及輿論媒體的壓力下，被迫立即作出回應，召開了全國婦女治安會議，
並決議在行政院下成立「婦權會」；立法院也在婦運團體組成的「婦女權益推動聯 盟」施壓及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下，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將擱置在立院兩年多 的《性侵法》火速通過，並在翌年公佈實施（紀欣，2000：247-248；蘇芊玲，2001：
14；楊婉瑩，2004：137）。
當時，婦運團體最主要的抗議性訴求是在國家機器之外進行，或透過民意代 表施壓，並沒有婦運團體進入行政體系的作為，所以就性別法案相關的立法過程 看來，重要的法案幾乎都是由婦運團體提出草案，並在立法院尋求立法委員支持 與合作，長期都是在政府部門被動，婦運團體主動的情況下進行的（楊婉瑩，2006：
58）。婦女團體對於性別法案的推動，起初是以立法院做為推法的主戰場，所採用 的遊說方式多以召開公聽會、請願、抗議、議會旁聽施壓、辦活動喚起民眾意識 並逐漸擴大婦女團體結盟等多元方式進行，慢慢地建立起與立法委員、行政部門 的合作關係，更進而將政策制定的主戰場轉到行政部門，並發展出與行政單位建 立制度化的合作性架構（楊婉瑩，2006：70）。為期使法案能夠順利通過，婦運團 體在立法過程中經歷漫長的等待，也凸顯出婦運團體在追求兩性平等過程的艱辛。
點去思考。對於既存的各種國家法律、政策與司法制度都要從性別的角度出發，重新檢驗既有 的政策是否符合性別平等的目標。資料轉引自：國立政治大學陳惠馨教授演講稿及性別主流化
經由婦運團體的努力及付出，女權意識漸漸抬頭，兩性平等的觀念已在社會 被認同、推展（顏國樑、簡安茹，2006：282）。這波浪潮也吹進校園，在 1991 年台大社會系發生教師於課堂上言語性騷擾女學生，之後學生在海報牆上集體連 署公開抗議，引起校方及社會的關切；約莫同時，清大也傳出「清華之狼」，學生 組成「小紅帽反性騷擾行動小組」，讓性騷擾成為校園的討論主題；師大在 1994 年發生了「教師強暴女學生」疑案，本案不但成為媒體的報導焦點，也引發了「校 園反性騷擾運動」的遊行；1995 年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又發生了「教師不當碰觸 女學生」的性騷擾案，也引起教育部的注意並進行調查。黃囇莉、畢恆達（2002：
95-96）認為這些校園性騷擾事件陸續被披露，使得多年以來在檯面下的「校園性 騷擾」逐漸地朝向公開化與政策化。
校園實施兩性平等教育最初的法源依據是《性侵法》，其中第 8 條規定：各級 中、小學每學年應至少有 4 小時以上的性侵害防治教育課程。但是要做為推動兩 性平等教育的法源，其基礎較為薄弱。也容易使兩性平等教育被外界誤以為專門 執行防治性騷擾、性侵犯的觀感，如此也會妨礙兩性平等教育的落實與推動（顏 國樑、簡安茹，2006：285）。在《性侵法》通過的同年，教育部也成立了「兩平 會」，兩性平等教育也正式成為全國性教育政策的重要一環（陳惠馨，2005a：23）。 顏國樑、簡安茹（2006：286）認為如果兩性平等教育沒有正式的法源基礎，可能 會和多數社會現象一樣，在一陣熱潮之後，因經費、人力等資源無法持續而歸於 沉寂，社會也因此有研擬「兩性平等教育法」的呼籲。
政策宣誓的時機往往出現在政治潮流改變的同時，而行政權要面臨改變時，
往往又是政策體系中最重要且明顯的政策宣誓的時機（楊婉瑩，2004：136）。所 以在面臨政權要改變的選舉時機，由政府部門提出且由婦運團體居中協助下，教 育部擬提出《兩性平等教育法》立法。焦興鎧（2007：56）也提到《性平法》立 法的快速，雖然當時適逢「三一九槍擊案」所引發立法院朝野對立氣氛，但在婦 女團體強力監督下，此一法案之立法過程相當順利，與過去《兩性工作平等法》
在立法院長期被擱置延誤情形相較，實屬不可同日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