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之過露？──文學、道德與政治的周旋

綜上所論，余華和閻連科小說的歷史敘事，是以「時代」為主角的整體面向，

對革命與市場的宏大敘事與烏托邦進行反思，凸顯此二種宏大敘事失去崇高精神 與理想成為意識形態的一面（這是宏大敘事被汙名化的原因之一），其中的烏托 邦狂熱與意識形態的世俗教化力量所造成的暴力，足為新世紀「中國夢」宏大敘 事之史鑑。他們的小說從形式（狂歡的語言、敘事的失控）到內容（荒誕的想像）

都體現時代的狂熱氛圍。且小說中關於私人慾望的敘事，都籠罩於時代的宏大敘 事之下，可見出大敘事與小敘事之間曖昧整合的狀態。他們對歷史暴力的「紀惡」

書寫呈現出奇觀化的風格，是寓言性、非寫實的歷史。與陳冠中的紀惡書寫相比，

余華和閻連科以放肆的敘述，對時代與歷史之惡的描寫過於露骨，往往以極端的 暴力、血腥、金錢、權力與性建構出一個殘酷的歷史與現實，不僅是「紀惡」，

更是「溢惡」書寫。

就「余華現象」和閻連科的禁書爭議而言，《兄弟》和閻連科多部與歷史有 關之小說的爭議與禁忌，雖與歷史敘事沒有直接關係，但也涉及歷史發展的背景、

歷史書寫的話語權與「中國夢」宏大敘事下的文藝創作方向的問題，故本章最後 也對此進行延伸討論。

從革命到市場，昨日亦同今日，余華和閻連科兩人筆下的奇觀，無非是一則 又一則荒誕、聳聽的盛世危言／微言。他們的小說在海外博得許多好評，尤其是 閻連科的長篇小說，但他卻不曾得過國內最具權威性的茅盾文學獎，箇中原因不 難想見。「失之過露」是評論家對兩人作品評價的共通點，在當局的「中國夢」

以孔門儒學為文化品牌向世界宣揚中國積極正面的文化精神之時，余華和閻連科 這類「溢惡」的紀惡書寫，卻赤裸裸地展示了一個禮崩樂壞的世界。如此風格，

難免會引起爭論或不滿，如在市場的迎合（以腥羶色消費歷史、自我他者化成為 西方的中國想像的客體）與冒犯的勇氣之間引起揣想。無論作者是否有心要迎合 市場，這類冒犯性強烈的著作容易引起轟動、帶動，市場效應是不爭的事實，作 家所要面對的質疑也就更形複雜。因為嚴肅寫作與市場取向之間的界線本就難有 客觀判準，有時還取決於讀者對作家的信任度。這一現象本身也是時代之「怪」

現狀之一。就「冒犯」一點而言，他們寫作的放肆和露骨，實涉及文學與道德標 準、政治現實之間的微妙關係，因此論者對其的批評，既有關於小說技藝的討論，

也有意識形態上的齟齬，而後者即可見出文學與道德、政治之間的周旋。

余華《兄弟》之所以觸犯眾怒，主因之一是對道德的冒犯，致使不少論者以 內容的傷風敗俗抹煞小說的可取之處。這類站在道德制高點，以文學的道德內容 作為評斷文學標準的批評方式，並呼籲文學應該重建道德價值的聲音在九○年代 以來的文學批評中並不少見。這是因為九○年代以來，市場化與城市化速度愈快、

消費社會逐漸成熟，社會風氣為之一變，許多作品亦與時代同步，書寫了種種欲 望和罪惡，加以文學的市場機制的形成，這類內容不道德的作品不乏賣點，暢銷 的程度讓不少論者憂心對讀者造成不良影響，對社會造成精神污染，因此提倡恢 復文學的道德性和崇高性，認為文學應該宣揚高尚、真善美的理想道德精神。¹¹⁸ 這一道德淨化的要求，與革命的宏大敘事解體、市場宏大敘事的興起所引起的道 德真空的焦慮有關。然而，文學是否只能以正面載道的方式書寫？內容不道德，

即壞作品？《兄弟》所呈現的欲望之惡，難道不能作為一種反面教材達到批判或 道德反思的效果？這些疑問只為說明道德倫理的訴求只是文學的品質或目的之 一，並不是評斷文學的唯一標準。誠如陳曉明在〈虛妄的強加：文學的道德訴求〉

所言，文學史並不是道德史，文學的問題也不能冀望從道德問題加以拯救，並且：

道德並不構成文學藝術作品的決定性因素，文學藝術作品的思想刂量也不 是道德形而上或形而下這種概念所能概括的。用這種概念來重新定義文學 史的做法無疑粗暴且片面，它不過是那種已經縮減的意識形態幽靈的復活 而已。意識形態訴求經常採取道德的姿態，道德與意識形態乃是一枚硬幣 的兩個背面。被稱為道德的那種東西，在更多情況下尌是一種強制的意識 形態。¹¹⁹

的確，當道德意識形態的訴求成為優越的上位，並以此規約作家的寫作的主題與 思想內容時，很可能會讓作家的寫作失去個性。且當所有文學都成為道德意識形 態的宣傳，也會讓道德成為一種虛偽的形式，文學亦終將失去生命力。

閻連科的冒犯，主要是對政治的冒犯，雖然他對惡之極端化書寫也曾引起論 者批評，認為他極端否定性的書寫，缺乏深層的理性反思，會讓「否定的激情走 向激情的否定，惡的批判也會走向『單向度』的惡的肯定」。¹²⁰然閻連科寫作最 大的困境和風險，是對政治意識形態的齟齬和越線，以及中國的出版審查制度。

閻連科在《沉默與喘息》一書中抒發了他對寫作與政治的關聯性，以及自身與出 版審查制度衝撞或妥協的心路歷程（本書同樣事涉敏感，目前只在台灣出版）。

書中提及中國作家寫作的特殊性──在經濟上寬鬆、政治上緊縮的雙重狀態上寫

118 如胡玉偉，〈目前文學創作中道德問題芻議〉，《瀋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 年 第 3 期，頁 42-44；陳巍，〈新世紀文學創作的道德建設〉，《時代文學：下半月》2015 年第 9 期，

頁 243-244；舒俠，《新世紀文學的道德性問題研究》，西北師範大學文史學院碩士論文，韓偉先 生指導，2011 年 6 月。

119 陳曉明，《現代性的幻象：當代理論與文學的隱蔽轉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頁 119。

120 房偉，〈「炸裂」的奇書──評閻連科的小說創作〉，頁 102。然筆者不認為對「惡」的極端書 寫必然會走向「對惡的肯定」，二者之間沒有必然的因果邏輯。

作，半是開放半是封閉，糖與鞭子齊下，將作家寫作與讀者的閱讀引導到安全舒 適的範圍。尤其是出版審查制度對創作帶來的影響，他認為「禁書和爭論是一種 中國審查的污垢，是西方對中國最直切的關注口，但它並不等同於就是一部藝術 成就高的好作品和好作品的尺度與標準」，但同時又坦言「我以為在中國現有的 政治環境、文化生態和現實捆束中寫作的作家，一生的寫作，從內容到形式，從 來沒有被人詬病和爭論──不要說被禁止──那是多麼值得懷疑的事」。¹²¹ 閻連科將中國的文學審查分成三個層面，一是國家審查，在政治意識形態的 框架中，規定了什麼可以寫，什麼不能寫。二是執行審查，就是由上至下的各級 審查機構，是具體的執行者。三是自我審查，為規避審查的麻煩，作家在寫作時 就已經先自我閹割。三者層層相扣，均顯示權力對個人寫作的宰制。其中執行審 查部分最麻煩，因為人為運作的關係（如權力濫用或過度謹慎）使得標準浮動、

不明，作家經常得面對出版審查的未知結果；對藝術的傷害最大者，則是作家的 自我審查──「最好的審查是沒有審查──在自我審查階段已經習慣性規避了風 險」，將所有文藝與知識工作者都變成「自願的政權『精神幫兇』」。¹²²是以，中 國當代作家在文學與政治的周旋中，最感困頓的是作品藝術的完整性和作家人格 的獨立性、完整性問題。這一出版審查的暴力，在與歷史（與政治）有關的內容 上，涉及歷史話語權的問題，證明歷史總是與權力有關，總是為了「誰」而寫的。

閻連科的作品往往與政治息息相關，陶東風以「現代政治寓言小說」稱之，

進一步闡釋神實主義的獨特性在於與中國式現實，特別是中國是政治文化的內在 邏輯深刻結合與揭示，使神實意義上的「真實」獲得公共意義和政治批判的力量。

123也因此，他的小說時常踩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底線，對現實政治的衝撞多過於妥 協，「禁書作家」幾乎成為閻連科的代名詞。「禁書」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它意欲 箝制某些「危險」言論思想的傳播，但嚴厲的禁止往往喚起「禁止的愉悅」，¹²⁴在 禁書的寫作與閱讀中達到政治批評的效用。官方的禁忌成為民間窺探的狂歡，對 作家而言不啻因禍得福，對作家的知名度和書籍銷售有推波助瀾之功。但對閻連 科而言，更重要的是，海外出版市場使他寫作的獨立和思想之自由尋得一線生機，

保有喘息的空間。面對禁書與爭議，閻連科有番肺腑之言：

你只是想寫作，想以你對人、世界和文學的認識，寫出好作品；你只是希 望強大的社會、盛世的環境、無邊無際的時間不要改變你，只是希望你成 為雞蛋破碎時，那蛋清、蛋黃還保有新鮮的顏色和味道──如此罷了，別 無他意了。那麼，尌從今天開始，請讀者不要再說我是中國最受爭議、禁 書最多的作家了。說我是中國作家尌行了。說我是一個有些正直並有些獨

121 閻連科，〈我對禁書和爭論的幾點看法〉，《沉默與喘息》，頁 66、68。

122 托馬斯‧克萊因（Thomas Klein）〈秘密閱讀與顛覆性寫作──80 年代東德圖書審查與反對派 公眾〉，收錄於[德]齊格弗裡德‧洛卡蒂斯（Siegfried Lokatis）等著、吳雪蓮譯，《民主德國的秘

122 托馬斯‧克萊因（Thomas Klein）〈秘密閱讀與顛覆性寫作──80 年代東德圖書審查與反對派 公眾〉，收錄於[德]齊格弗裡德‧洛卡蒂斯（Siegfried Lokatis）等著、吳雪蓮譯，《民主德國的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