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中國崛起」是二十一世紀初備受矚目的國際性事件，1對走過二十世紀一連串變局 的中國而言，大國崛起有更為重要的歷史意義，意味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2與「中 國夢」3的實現，意即中國終於再度走上富強之路，告別百年屈辱，重拾昔日輝煌。這 一「中國夢」其實延續了晚清以降至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對國家富強和現代化的追求，
也是二十一世紀中國國家持續發展的目標，以「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 化國家」這一口號標語勾勒出「富強中國」的未來理想藍圖。4在一系列以經濟成就為 中心所凸顯的大國崛起的跡象和論述中，新世紀（2000 年之後）5的中國似乎再度迎來 了「盛世」，有關於「中國盛世」（「盛世中國」）的想像或論述不斷出現。而本論文所謂 的「中國夢」，狹義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12 年以來提出的一套國家論述，含括對 外富強崛起與對內和諧穩定的面向；廣義的「中國夢」則指晚清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對於 國富民強的追求，而「盛世」即「中國夢」實現的表徵之一。
以「盛世」為名，新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的歷史、現實與未來的種種關切和思 考，可直接追溯至大清盛世和鄭觀應（1842-1922）的《盛世危言》。鄭觀應是晚清著名 的改革思想家兼實業家，《盛世危言》寫成於 1883 年，初出版於 1894 年（甲午戰爭前），
當時正是大清盛世屢受海外強權挑戰而力圖振興之時。在《盛世危言》中，鄭觀應透過 中西比較，主張同時學習西方制度與技術，提出改革建議，亦有對時政與社會弊病之批
1 此一現象和相關論述的形成，有以下歷程：中國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政策轉向以經濟建設為 中心，逐步朝市場經濟發展。得益於資本全球化所帶來來的契機，中國在 90 年代後進入經濟高速成長期，
引起國際關注。「中國崛起」（the rise of China）即西方有見於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與後續潛力而提出的 說法。這一「大國崛起」的跡象，在國際中也引發「中國威脅論」或「中國崩潰論」的出現。新世紀之 後，中國崛起的現象透過下列具體事件愈加清晰，諸如：2001 年北京申奧成功、加入 WTO；2003 年中 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美國之行的演講中正式對外提出「和平崛起」論；2004 年起陸續在全球廣設「孔 子學院」，輸出中國軟實力；2008 年北京舉辦奧運會；2010 年上海舉辦世界博覽會；2011 年中國的 GDP 首度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3 年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的經 濟建設計畫，並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引起國際高度關注等等，此皆顯示中國在國 際上的政經實力與影響力。以上有關「中國崛起」的重要事件主要參考彭澎主編，《和平崛起論：中國重 塑大國之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郭萬超，《中國崛起：一個東方大國的成長之道》（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以及近年來新聞媒體的相關報導。
2 這和中國提出的「和平崛起論」有關，在 2003 年溫家寶正式使用「中國和平崛起」一詞之前，2002 年官方檔案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它與來自外國的「中國崛起論」合流之後，
也成為中國國家發展的重大目標，延續著二十世紀中國的現代化追求。參見彭澎主編，《和平崛起論：中 國重塑大國之路》，頁 10。
3 2012 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明確提出「中國夢」的想法；2013 年他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 席後，「中國夢」的實現遂成為當局執政最重要的總目標。其要旨包含前述所言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 興，以及建設富強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可以「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口號概括之。
4 具體藍圖為「2020 年全面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準的小康社會，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 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以上相關政策宣言與資料可參看「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 據庫」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index.html，2016/02/21 瀏覽。
5 本論文所謂的「新世紀」，是代稱 2000 年迄今的二十一世紀初期。
評。所論者廣及內政、外交諸多層面，包含經濟、政治體制、國防、法律、科技、教育、
農事、工業發展、賦稅、人才舉薦、社會福利等等，是當時最有系統也最全面構思中國 富強之道的論著。全書以「富強救國」為題旨，而其關鍵則在於「以商立國」、「振興商 務」和「商戰論」（「習兵戰不如習商戰」）的經濟思想。6鄭觀應及其《盛世危言》是二 十世紀迄今中國現代化（modernization）╱現代性（modernity）追求的先聲之一，對清 末以降的知識分子影響深遠，包括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毛澤東等人在內，7也是
「中國夢」、「強國夢」的源流之一。
從鄭觀應《盛世危言》的晚清中國，歷經辛亥革命後的中華民國、1950 年社會主 義「新中國」的成立，至二十一世紀的「新新中國」8，這一經歷了許多知識分子與政 治人物之手的富強之路，著實發人省思。鄭觀應的《盛世危言》是有感於盛世之危而提 出的改革思想，為的是應對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這一變局開啟了中國現代性的追求，期 間雖經歷政權和政體的變易，但新世紀的中國仍然可謂處於這一變局的延長線上，故新 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念茲在茲的「中國往何處去」的思考，無疑也可視為給新世紀中國的
「盛世危言」。然與鄭觀應所處的時代語境不同，新世紀的中國終於「商戰」有成，以 經濟奇蹟成功崛起，再度迎來中國盛世。「富強中國」的國家形象與想像日漸清晰，但 盛世的榮光底下卻隱現著陰影，因為中國的崛起，在內部的政治、社會層面上交織、盤 結著各種錯縱複雜的因素、勢力與聲音，在九○年代時就存在許多矛盾與衝突。進入新 世紀後，社會的極端化與失衡狀態日益激化，衍生出許多問題亟待解決，成為執政當局 的難題，也是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們論辯時政、反思歷史時關注的重點。因此，二十一世 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盛世危言」，是在盛世再臨的時代氛圍中，發抒個人對中國各個層 面的深切關懷，其間的樂觀與自信、危機與隱憂、批評與質疑等喧嘩的眾聲，更凸顯中 國的富強之路行之不易與當代中國的複雜性。
回顧近百年中國歷史的發展，從革命到後革命（1978 年改革開放後）時期迄今，
這一漫長的歷程也隨著中國的崛起被中外學者專家視為一種「中國經驗」、「中國模式」
或「中國問題」9進行分析、歸納與闡釋，是當代中國學研究的熱門課題之一，也是新 世紀有關「盛世中國」的主要論述，不同領域之學門分別就自身的專長進行相關論述。
既然中國的崛起無論對外或對內影響層面都如此深廣，「新新中國」正在開創新的歷史，
6 [清]鄭觀應著，夏東元編，《鄭觀應集‧盛世危言》（北京：中華書局，2013）。《盛世危言》寫成後，經 鄭觀應的修訂、增補，有不同卷本之版本，夏東元所編是依據鄭觀應手訂之 1894 年五卷本、1895 年 14 卷本及 1900 年八卷本三種匯校而成。鄭觀應另有《盛世危言後編》，1908 年編成付梓，1921 年正式刊行。
7 夏東元，《鄭觀應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再版自序〉，頁 1。
8 此處的「新新中國」是借用自中國學者張頤武用以代稱二十一世紀崛起之中國的詞彙，見《新新中國 的形象》（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5 年）。
9 「中國經驗」、「中國模式」與「中國問題」是新世紀以來當代中國學研究的熱門詞彙。顧名思義，所 謂「中國經驗」指的是近百年來中國的發展歷程中種種的實踐和經歷，而「中國模式」是改革開放以來 因應中國國情所構想、實施的經濟和政治的發展模式，在這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矛盾與不良後果即「中 國問題」。有關於「中國問題」的討論和歸納，較為具體和顯著者有以下幾方面：工人的失業（下崗）問 題、貪汙腐敗問題、地區差距與城鄉差距問題、人口問題、能源與資源問題、環境與生態問題、社會風 氣問題等，參郭萬超，《中國崛起──一個東方大國的成長之道》（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頁 79。
那麼作為中國社會文化組成之一的文學是否也會受到影響，或者在某種程度上回應中國 在新世紀的變化呢？這是促成本文論題最初的思考點。文學雖不以論述見長，也不以對 中國問題提出實務解決方案為目的，但文學對中國經驗的詮釋和想像有其意義，如南帆 所言，文學可以對中國經驗作出更為及時、有效的呼應，較之於各種理論、模式，更貼 近生活現場，也能更「真實」表述中國經驗。10其次，雖然作家未必皆直接以「盛世中 國」的主題或形象為創作前提，然文學在某種程度上確實能反映時代的脈動，因為「盛 世中國」並非只有繁榮昌盛的單一美好面向，落實在不同的群體、地方，或是從社會、
文化、政治等不同層面進行觀察，會有不同的樣貌與意義。作家即可從不同視角與觀點 書寫「盛世中國」的故事，其中所呈現的中國形象，可以是「盛世」或「反盛世」的形 象；可以是盛世的夢想與榮光，也可以是它的夢魘與陰影。由此，所謂的「盛世」也就 並非如此理所當然。是故，儘管在資本主義氾濫、消費文化興盛、物質生活日益富裕的 今日中國，文學似乎變得越來越邊緣化，但我仍然認為文學的想像是理解一個國家的重 要媒介。而今日中國處在千變萬化的動態過程中，本身就具有相當複雜的層次，很難以 單一著作或單面向的論述包羅整體，誠如王曉明所言：「1950-1960 年代建立起來的那種
文化、政治等不同層面進行觀察，會有不同的樣貌與意義。作家即可從不同視角與觀點 書寫「盛世中國」的故事，其中所呈現的中國形象，可以是「盛世」或「反盛世」的形 象；可以是盛世的夢想與榮光，也可以是它的夢魘與陰影。由此，所謂的「盛世」也就 並非如此理所當然。是故，儘管在資本主義氾濫、消費文化興盛、物質生活日益富裕的 今日中國，文學似乎變得越來越邊緣化，但我仍然認為文學的想像是理解一個國家的重 要媒介。而今日中國處在千變萬化的動態過程中，本身就具有相當複雜的層次，很難以 單一著作或單面向的論述包羅整體，誠如王曉明所言：「1950-1960 年代建立起來的那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