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邁向新世紀：「中國崛貣」背景下的文學發展與現象
第二節 長篇小說的「盛世」：創作熱潮、新興議題及歷史敘事之發展
新世紀的中國號稱盛世，對長篇小說而言也迎來了盛世。隨著新中國的成立，
文學參與了國家大歷史的建構，長篇小說在這方面獲得高度重視，故從五○年代 至今，作品數量逐年攀升，新世紀之後年均產量更是千部以上，不斷創下新高。
這股長篇小說熱潮是從九○年代延續至今，繁榮興盛之因主要來自國家文藝政策 的支持、文學制度的設計、市場機制和「長篇崇拜」的文學觀念。1995 年江澤 民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提出「三大件」24，將長篇小說的創作與生產納入國家 重點工作項目（因長篇小說具有配合國家意識形態建構與推廣的潛在功能），並 提供創作與出版的資源、資金，使長篇小說創作蔚然成風。國家級的文學獎項則
21 雷達、任華東，〈新世紀文學初論──新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的走向〉，頁 14。
22 習近平的文藝工作座談會於 2014 年 10 月 15 日召開，講話全文於 2015 年 10 月 14 日授權發 布，文見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4/c_1116825558.htm，2016/10/15 瀏覽。
座談會召開之後，中共中央於 2015 年 10 月 3 日發表「中共中央關於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 見」號召落實習近平的講話精神，官方也組織了許多「學習班」學習講話精神。
23 王堯、張清華、何言宏，〈乏力的介入──「新世紀文學反思錄」之一〉，《上海文學》，頁 112。
24 指對長篇小說、電影與兒童文學三件事的重視與扶持。
設有「茅盾文學獎」和「五一工程獎」，尤其茅盾文學獎是專門為長篇小說所設 立，儘管其評選標準具有意識形態傾向，但仍被視為最具有權威性、專業性的大 獎，能獲此殊榮對作家而言是一大成就。25其次，在九○年代的創作熱潮中出現 許多優秀或具有話題性之作（最經典者莫過於賈平凹的《廢都》），市場銷售不俗，
而新世紀以來市場與媒體操作手法愈加嫻熟，故長篇小說依然是市場關注的焦點。
此外，主流文學觀念也將長篇小說視為作家的最高成就，加以長篇小說具有篇幅 優勢，文體結構亦相容並蓄，能涵納多種文體，在九○年代以來複雜、變化劇烈 的時代語境中，作家若想對時代、社會進行整體描述，長篇小說無疑是最符合需 要的文類，也能展現作家自身的創作實力和文學抱負，故有長篇小說的崇拜與追 求之傾向。26前述幾種原因共同造就了新世紀長篇小說的盛世，長篇小說也因而 有。
如第一節所述，多元分化的社會文化型態在 1992 年之後漸成定勢，新世紀 以來的中國社會、文化和文學基本上都循此態勢發展，長篇小說（在此指主流純 文學，以下的討論亦如此）也呈現多元性、個人化、無主潮的狀態。歷史──二 十世紀中國的歷史，尤其是新中國的歷史（無論是特定歷史時期還是整體性的「百 年中國」，文革結束之前的革命歷史還是改革開放之後的市場化歷史）──仍然 是新世紀長篇小說書寫的重要對象，內容交織著革命、暴力、苦難、政治、人性 善惡等主題，且五、六○年代出生的作家是其創作主力（也是本論文所討論作家 的所屬世代），如賈平凹、莫言、李銳、張煒、韓少功、王安憶、鐵凝、遲子建、
嚴歌苓、林白、閻連科、劉震雲、蘇童、余華、格非、畢飛宇等人，而七○後作 家如葛亮，在新世紀之後也有精彩的長篇歷史小說之作。現實主義是其強大、深 厚的敘事傳統，然作家對歷史敘事本身有更多元的理解和嘗試，即便仍以現實主 義為基礎，但也具有開放性、包容性的特徵，能融合各式各樣的表現技巧，形成 多樣的現實主義風格。這得益於八○年代以來的文學反思與實踐，如王堯所述：
「在文學的『歷史』中，一種新的歷史敘事模式逐漸產生：現實主義不再是唯一 合法的創作方法；宏大敘事被個人敘事，或者說大敘述被小敘述取代；人、人性、
人道主義代替了階級、階級性；語言、文本、符號的重要性在『史實』 和『事 件』之上」，這不僅與意識形態和權力話語的變化有關，也與知識譜系的變化有 關。27先鋒文學即展示了一套具有顛覆性的歷史敘事和修辭策略，與之相應的思 潮則是後現代歷史學（新歷史主義）的引進。
新歷史主義思潮對「歷史」和「歷史敘事」帶來解構與顛覆性的觀點，歷史 不再具有終極「真實」上的意義，所有歷史都是文本敘述中的歷史，具有虛構和 想像的性質。且以後現代之觀點，歷史的宏大敘事必然遭到質疑與解構。如緒論 所言，宏大歷史敘事多以民族、國家的立場言說，關注重大歷史事件，以宏觀的
25 參晏傑雄，〈長篇小說為何成為時代第一文體〉，《社會科學家》第 1 期（2009 年 1 月），頁 138-141。
26 同上註。另參黃發有，〈「長篇崇拜」與文體關係〉，《文藝研究》2014 年第 10 期，頁 14-24。
27 王堯，〈當代文學「歷史」的浮沉〉，《文學評論》2014 年第 2 期，頁 12。
視野呈現歷史發展的脈絡和規律，強調歷史的總體性和同一性，「是一種追求完 整性和目的性的現代性敘述方式」，28有其崇高的理想和精神。小說的宏大歷史 敘事經常結合「史詩性」的美學風格。史詩原是西方文學體裁之一，是長篇敘事 詩體，現代小說興起後，史詩體裁退出歷史舞台，但其敘事特徵則進入審美範疇，
即「史詩性」，對於十九世紀之後的長篇小說影響深遠，是評價長篇小說的一種 審美標準。29史詩╱史詩性的文學觀念進入中國後，與史傳傳統合流，成為中國 當代長篇小說最高的審美追求和評價標準（從茅盾文學獎歷年得獎作品就可窺 知）。其書寫特徵為：通常時空跨度較長，重視重大歷史事件與英雄人物，並以 全景式的描寫表現廣闊的社會圖景，在歷史變遷中反映民族的精神和命運，或者 反映時代的精神和本質；整體美學風格以崇高、壯美為主，並要求「史」（歷史 內容、事件）與「詩」（藝術性、文學技巧）的結合。30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時期 的革命歷史小說基本上就是長篇小說、宏大歷史敘事和史詩性的結合，其以「社 會主義現實主義」為標準，所謂對歷史的「真實」反映，是被政治意識形態所規 約的歷史，亦即「文學寫作按照特定的歷史要求再現式地複述一種被規定的已然 發生的歷史，從而使文學藝術作品反映的生活具有歷史的實在性，具有客觀的真 理性」；31其所敘述之歷史，具有整全性與總體性，突出革命的崇高性與英雄人 物，故也具有強大的遮蔽性。在新歷史主義的啟示之下，人們更為反思、批判地 去思考「何為歷史」。於是，歷史不再是目的論、決定論、線性進化論式清晰明 確、有理性規律可循的歷史，而是充滿偶然性、不可知性、神秘性和曖昧性的歷 史。歷史可化為複數、小寫的歷史，不再以單一、大寫的歷史為依歸。而這一思 潮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首先表現在以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時期的革 命歷史小說作為參照與反思的對象。小說的歷史敘事獲得解放，更趨向「小」說 的本義和多元、碎片化的小歷史敘事，在意識到歷史敘事的不可靠性後，有關歷 史的真實與虛構在作家筆下有更為細膩、複雜的辯證。
基於新世紀持續多元分化的文學發展狀態，要對新世紀長篇小說進行全面性 的評述並不容易，但仍可觀察到一些較為明顯的現象，這也反映在文學批評中。
有關宏大歷史敘事和史詩性問題在新世紀初又引起一陣討論。由於宏大歷史敘事 長期與政治意識形態綁在一起而被汙名化，在八○年代以來對歷史的反思中不斷 遭到解構，文學的歷史敘事所要反思與解構者，即是深具革命階級意識型態的宏 大歷史敘事。作家筆下的歷史開始朝向個人性、民間性的小敘事發展，在敘事形 式的實驗下，情節也未必清晰、連貫，大歷史因而解體為大大小小的歷史碎片。
這一碎片化的歷史在新世紀初特別體現在「瑣碎的日常生活」的敘事方式，將歷
28 邵燕君，〈「宏大敘事」解體後如何進行「宏大的敘事」？──近年長篇創作的「史詩化」追 求及其困境〉，《南方文壇》2006 年第 6 期，頁 32。
29 有關史詩與現代小說之間的關係，可參房偉，〈論當下小說創作中的史詩性傾向〉，《藝術廣角》
2012 年第 4 期，頁 18-20。
30 可參拙作《地域．鄉土．傳統：以陳忠實、賈平凹為代表的陝西當代小說研究》（台北：台灣 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梅家玲先生指導，2010），頁 201-204。
31 陳曉明，〈個人記憶與歷史的客觀化〉，《當代作家評論》2002 年第 3 期，頁 117。
史還原為日常生活的細節，以微觀的有限視角解構宏大歷史敘事宏觀的全景視角。
這種敘事方式在新世紀初因賈平凹的《秦腔》備受矚目，影響持續至今，在不同 作家的歷史敘事中經常可見。
並且，隨著宏大歷史敘事的反思與解構，八○年代以來的文學一度有去史詩 性、反史詩性的趨勢，但新的歷史階段總是容易引出作家重述歷史的欲望，史詩 情結從未消失，而是隨著歷史觀、歷史敘事方式的調整和創新，史詩性也被賦予 新的內涵，與新歷史主義的觀點融合，出現多元的風格和型態（如張承志《心靈 史》的心靈史詩、陳忠實《白鹿原》的秘史性質的文化史詩、賈平凹《秦腔》的
「反史詩性」的史詩、嚴歌苓《一個女人的史詩》的個人史詩等等）。新世紀以 來的長篇小說有著宏大歷史敘事和史詩性追求的回歸現象，以「百年中國」為對 象的歷史題材小說紛紛推出，若非百年，歷史時間跨度在十年以上者所在多有。
原因主要來自於中國崛起的時代精神之需要、國家意識形態之需要，文學批評界
原因主要來自於中國崛起的時代精神之需要、國家意識形態之需要，文學批評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