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荀子宗教性研究
第三節 孔孟荀宗教性與「出土文獻」對照所反映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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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範圍，盡量勾勒之前的思想淵源，在前後比較中，逐漸建立孔孟荀宗教性的 價值地位。至多我只能說：這是先秦儒家相當具有代表性的三位人物，絕不能說 已經概括先秦儒家全部面貌，這是再三要特別說明的。
第三節 孔孟荀宗教性與「出土文獻」對照所反映的面貌
「整體意義」可以怎麼討論呢？「出土文獻」是一條可以嘗試的研究進路。
「出土文獻」是相對於「傳世文獻」而來的新名詞，自 1972 年山東臨沂銀雀山 兩座漢墓出土《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大量兵書以來，接著 1973 年在湖南 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文獻，1993 年在湖北荊門市出土的竹簡，以至最近 出土，經由整理的上博簡、清華簡，「出土文獻」蔚然大觀，已成為研究先秦至 漢代思想的學者不能不留意的一塊園地。經由文字學者資料整理、分析判斷的結 果，甚至有學者進一步提出「重寫學術史」的可能。33正因為出土文獻可以補足 以往僅限於對「傳世文獻」的單一認識，如今終於尋找到「失落」的另一面，唯 有如此才可能建構比較全面的思想情況。站在前輩學者對於「出土文獻」的整理 判讀，目前學者已經有許多研究上的便利。然而，這也涉及相當多的問題，在此 當然不可能一一討論。但是，其中重要的一點卻始終爭議不斷，我認為有必要特 別指出：就是「出土文獻」的年代問題──包括內容反映的時代，以及撰寫成書 的時代。我認為這項問題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在於「思想定位」的重要，如此才 可以明白與「傳世文獻」兩兩對照之下，那個時代的思想氛圍比較接近什麼狀態，
因而避免誤判的情形。保守來說，要讓思想誤判的情形盡可能降至最低；積極來 看，則對思想定位的明確盡可能提到最高。
正如同前文所說：《論語》、《孟子》、《荀子》等三本傳世文獻內容已透露「宗 教性」內涵，具體意義可以從「喪葬」、「祭祀」、「天」的三項議題進行索解；我
三聯書店，1999 年 6 月），101‐127
33 代表學者是李學勤，他甚至以「重寫學術史」作為書名，書中收錄許多對於出土文獻的看法。
除此之外，他認為近現代的學術史也因著新材料、新論點、新角度、新方法，也需要重寫學術史。
見李學勤：〈關於學術史〉，《重寫學術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10 月），頁 200‐202。
在此之前的學術發展，容我介紹 1966 年費正清（John K. Fairbank,1907-1991）與杜希德（Denis Twitchett,1925-2006）主編的《劍橋中國史》作為代表事件，幫助理解學風變化。第一冊從秦漢
（B.C.221－A.C.220）講起，不從上古材料著手，這是某種程度受了民國初年「疑古」風潮影響。
請參考杜希德，魯惟一（Michael Loewe）編；韓復智主譯：《劍橋中國史‧第一冊‧秦漢篇》（臺 北市：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6 年 1 月）。如今，在學界研究基礎上，對於先秦思想，以「傳世 文獻」來看，我認為至少可以留意兩個部分：一，書籍的成書年代。二，書籍的內容反映哪一個 發展時段與思想氛圍。並且，對於無法劃歸先秦思想的部分記載，盡可能「暫存闕疑」，留待日 後新史料出土，再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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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預設任何的「宗教性」立場，在我看來，這只能是一個「中性」的名詞，並 將種種高低價值判斷暫且排除在外。唯有如此，孔孟荀宗教性才能充分公平展 現。現在，我要將「出土文獻」的資料放進這個理解框架，重新看待，觀察將會 對孔孟荀整體思想產生什麼樣的變化。在此，我無意作翻案文章，也不是從「出 土文獻」的意義斷定「傳世文獻」的是非對錯，只是作為一種參照的角度而已。
同樣的，我自然也不可能將所有出土文獻當作參照對象，因為那不但將會失去焦 點，也毫無代表性可言。可能比較適合的方法，只能挑選與「喪葬」、「祭祀」、「天」
論題緊密相關的幾篇文章。根據筆者所見資料，「喪葬」與「祭祀」議題在「出 土文獻」方面，並沒有明顯變化足以搖動傳世文獻論點，但在「天」的議題方面 卻有值得關注之處。具體篇幅將鎖定在以下幾篇文獻──〈魯邦大旱〉、〈五行〉、
〈窮達以時〉為主，其餘篇章為輔，只作適度補充。依據文獻內容，與「喪葬」、
「祭祀」、「天」的相關部分進行說明。上文已經提到我的理解思路：學界對於許 多「出土文獻」的年代，沒有辦法取得完全的共識；在此，我也無法斷定哪一篇 文獻介於孔孟之間，或是孟荀之間。這些疑問只能留待後來的考證，以及更多史 料出土才足以證明，並不是我目前所能處理。這是要先說明的部分。
然而，之所以說「喪葬」與「祭祀」在出土文獻方面沒有明顯不同，我想指 出一項可能的解釋，事實上，也已在各章反覆提及──就是儒者在先秦諸子當中 最為尊重禮樂文化，而且，對於「禮制」能夠「因時損益」。所以，孔子所說：「殷 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 世可知也。」34文中顯示文化相承，繼往開來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另一方面，
「禮壞樂崩」又是當時儒者共同面對的困境，自孔子以來，對「禮制」持繼發掘 當中意義，不斷扣問「禮之本」的結果，終於開啟後來儒者對「禮制」討論不能 不關注內在層面意義，孟子、荀子對此都有所發揮，第四、第五章已有詳細論證，
彼此可以參看。因此，我們在孔孟荀思想，特別在「喪葬」與「祭祀」方面可以 得到一個共同的結論：「因時損益」不只是制度上的不同與延續，在「禮之本」、
內在心意方面的關注更是得到不斷的強化，否則「禮」的運行將會失去絕大部分 的光彩。「因時損益」是漸進的，文化是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絕不是速變的，更 非一夕一日即可竣工完成。孔子、孟子、荀子在「喪葬」、「祭祀」方面，對於「內 在」層面有了與以往不同的精神向度，當然，之前還是有歷史脈絡可尋，但可以 說他們留下的思想中，重視「禮之本」的精神已豐富先秦時期以來的思想世界。
這是表面看起來變動不大，但深層細看卻已開啟無窮法門的思想實例。「傳世文 獻」已提供我們理解的豐富資源，因而可以從中探討「宗教性」的議題。
34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為政第二》，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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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要補充說明的是：孔孟荀對「喪葬」與「祭祀」的看法，我是在前人建 立的成果基礎上前進──不論是「理性思想」的抬頭、「人文化」的過程、或是 從另一面向談思想家有意識與「巫」傳統進行對抗的說法──都在我解讀「傳世 文獻」的過程中提供相當重要的參照座標。座標的確定讓我得以明白表面上看起 來「人文」色彩頗重的孔孟荀思想，其實有其「宗教性」意義，他們也對於傳統 的「宗教」觀念有進一步的省思（詳見第一章、第二章分別討論「宗教」與「宗 教性」的差異）。這一點我完全歸功於前輩學者的功勞，只不過到我手中再作進 一步延伸與補充，發掘值得注意的細節，不妨可以說整個思路是一脈相承。然而，
我也要提出一些與以前學者的不同觀察：這必須考量思想家當時背景，從他們對
「喪葬」與「祭祀」的態度來看，孟子這方面論述稍微缺乏，不容易判斷，但大 體而言他傾向人文、理性精神，應是沒有太大爭議。荀子是「主智論」色彩極為 濃厚的思想家，他的「主智論」與人文、理性緊密相關，可以說到了荀子，「鬼 神」存在與否已被他完全打破，而沒有一絲一毫的模糊空間了。但這不意謂荀子 沒有「宗教性」。（關於「宗教性」的意義界定，可再參考第一章第二節「宗教性」
與孔孟荀思想的關聯）根據以上所說，我認為「傳世文獻」已提供我們以上認知，
除非再有新的「出土文獻」足以說明孔孟荀「喪葬」、「祭祀」的不同觀點。35 接下來我要先稍稍涉及「出土文獻」對於孔孟荀論「天」的可能影響，詳細 內容只能留待徵引文獻的地方再進行論述。暫時回到傳世文獻來看，子貢曰：「夫 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36從子貢的談話，
以及《論語》全篇記載可以得知：孔子對「天」沒有太多論述，但從有限的記載 也可以看到孔子以「天」作為他的精神依歸、價值根源所在，則是不爭的事實。
在第三章第五節「對天的看法──兼論『下學而上達』的詮釋進路」，我已將孔 子對「天」的種種感受以辯證方式呈現。然而，這裡我們可能發生一個疑惑：為 什麼「天」在孔子思想既然那麼重要，他卻又不大力推廣呢？在此，我必須補充 說明，至少可從兩方面來說：一方面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37另一方面他正是開啟「內向超越」的第一人，就思想史發展歷程 而言，「第一人」的角色處於摸索、開拓、確立的階段，進而才有所謂突破，令 人有種「石破天驚」的感受，但是絕對有跡可尋；而且對「天」的體會人人不同，
35 近來出土文獻研究成果，雖然有涉及「祭祀」議題，但我認為在「時代」與「對象」需要多 一些強而有力佐證。並且，思想意涵方面，也需要學者進一步解讀，提供相關領域學者參考。在 此，這方面出土文獻目前的研究成果，我只能先列為參考，而不是本文討論焦點。這方面研究，
可參考晏昌貴：《巫鬼與淫祀：楚簡所見方術宗教考》（武漢市：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 年 3 月）。
36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公冶長第五》，頁 79。
37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陽貨第十七》，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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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不能一概而論。這是我就現有《論語》資料所作的分析與判斷，把整體架構也 放入思想史加以考察。然而，根據出土文獻的相關資料，我認為可以補足為什麼 孔子少言「天」，一些「失落」的環節可以藉此機會重新檢視，省思孔子這部分
絕不能一概而論。這是我就現有《論語》資料所作的分析與判斷，把整體架構也 放入思想史加以考察。然而，根據出土文獻的相關資料，我認為可以補足為什麼 孔子少言「天」，一些「失落」的環節可以藉此機會重新檢視，省思孔子這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