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孟子宗教性研究
第二節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孟子喪葬觀點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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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的。
第二節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孟子喪葬觀點的開展 接著進入第二節討論孟子「喪葬」的態度，由此論述其宗教性意涵。「喪葬」
是古代禮樂文化重要的環節之一，與百姓密不可分。孟子曾說：「養生喪死無憾，
王道之始也。」12生養能夠豐足，關乎喪葬的種種需求，必須先讓人民得以滿意，
孟子認為這是王道推行的起初要務。只有百姓在「生死大事」先得滿足，一切教 化才有推行的可能。在此，孟子對於「喪葬」的關注，顯然放在一種人類存在的 基本需求，也頗有「民本」精神，而不涉及玄虛幽緲的另一鬼神世界。對「喪死」
方面的重視，也當如此看待，甚至還有「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 事」13的說法了。但這句話必須當情境用語，斷不可認為「養生」是枝微末節。
有可能在當時的喪葬制度多不合乎禮而行，孟子有感而發，為一殷殷勸勉之語。
孟子「喪葬」態度不涉及玄虛幽緲的類似看法與思路，也可見於以下這段記 載，徵引如下，作為進一步討論的基礎：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
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子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14
這是孟子以儒者立場回應墨者夷之詢問「愛無等差，施由親始」的一段話。因此 基本上這是一則帶有說服他人，彰顯學說意味的記載。參照其他學說，例如《莊 子‧德充符》也有類似的命題，大意是：孔子出使楚國，在路上看見小豬在母豬 旁吸乳，突然發現母豬動也不動，小豬驚懼而逃。因為小豬察覺到母豬和原來已 經不一樣了。15《莊子》陳述當中原因乃「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 者。」而那「使其形者」指的是什麼呢？從《莊子》這則寓言引發的進一步思考 與《孟子》所言有其相通之處。不用說，人類對於父母、親屬的感受比起其他動
12 上下文脈絡是：「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 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 憾，王道之始也。」見[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梁惠王章句上》，頁 203。
13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離婁章句下》，頁 292。
14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滕文公章句上》，頁 263。
15 原文是：「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 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 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請見[清]郭慶藩撰，王孝 魚點校：《莊子集釋‧德充符》（北京市：中華書局，1961 年 7 月），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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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更為複雜而細微。我們好奇的是：古典時期人們面對親人去世的心態是什麼，
他們相信人死後還會以另一種狀態存在嗎？
先讓我們參考歷史學者的說法。杜正勝指出：根據考古學文獻，從舊石器時 代晚期開始，人類就有墓葬了。而「上世」子孫埋葬親人，可能不像孟子推測的 不忍其親慘遭「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恐怕是相信另有死後的世界。16杜 先生從歷史考古的背景知識作為理解脈絡，這是我們能接受的看法；但孟子掌握
「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的依據，也有其顛撲不破的人性真理。我 們很容易聯想他的類似思維，例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17的這類想法。總而 言之，孟子對於「喪葬」的態度，他的宗教性是看重人類本有的道德情感，完全 不假外求，這也是他所說「孝子仁子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的關鍵所在。而後來 朱子所說：「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 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18，可說完全契合 孟子的思路，但不一定符合上古的歷史實情。
面對「喪葬」且就道德情感方面來說，孟子契合孔子的精神，關於孔子這方 面的意見在第三章已有詳細論述。但二者也有一些差異，應作進一步分梳。從孔 子回應「林放問禮之本」所說的「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19來看，正如朱熹所說：「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 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20「文質並重」
是理想狀態，也是文化發展、禮樂制度興盛後的結果。孔子就曾說「周監於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21但從發展順序來說，必是質先於文，文後於質。然而 在周代卻有許多僭禮、非禮的事情發生，因此孔子所批評的正是那些過於「奢」
「易」，而失去「儉」「戚」態度的禮儀；兩相權衡，若只能選擇其中一項，則是
「寧儉」或「寧戚」了。但是，一般來說，孔子「喪葬」觀點，在情感與制度之 間尋求最合宜的平衡點。然而，在孟子思想，對於「道德情感」的發動雖然同樣 看重，但對於相應的禮制，卻是取決「道德情感」，可作隨時調整的可能。例如：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
16 杜正勝：〈生死之間是連繫還是斷裂──中國人的生死觀〉，《當代》第五十八期（1991 年 2 月），頁 25。
17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 行，非行仁義也。」見[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離婁章句下》，頁 293‐294。
18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滕文公章句上》，頁 263。
19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八佾第三》，頁 62。
20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八佾第三》，頁 62。
21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八佾第三》，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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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 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 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 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22
此則引文背景：孟子仕於齊國，因母喪，歸葬於魯國。充虞為孟子弟子，熟悉「棺 椁」之事；一方面又與孟子熟識，現以對話方式記載下來，以此觀察孟子意見，
理當有很高的參考價值。這段引文可分成幾點來說：第一，孟子強調「傳統」喪 葬的重要，從「古者」到「中古」演變的「棺椁」形式，且「自天子達於庶人」
皆須遵循，在在反映「古有明證」。「吾何為獨不然」一語，更是孟子為自己立論 找到堅強根據，絕不是空穴來風、無稽之談。第二，我們可能也會產生一個疑惑，
造成疑惑的關鍵正在於：「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一句，楊伯 峻（1909‐1992）翻譯說：「為法制所限，不能用上等木料，當然不稱心；能用上 等木料，沒有財力，也還是不稱心。」23而這句話若與孔子「禮，與其奢也，寧 儉；喪，與其易也，寧戚」來看，則更能彰顯二者不同。面對喪葬「棺椁」過於 隆重的質疑，孟子回應的是「不可以為悅」，顯然在內在情感，或稱「道德情感」
已成為喪葬形式安排上最高的指導原則了。相對的，既定禮制可能會隨此情感強 弱而有所調整，孟子雖然強調內心，也如孔子所說「寧戚」；但在某種程度，他 又寧可冒「木若以美然」之虞，而要把「戚」的情感能得到最妥善的安排。我覺 得這是孔孟在此意見上的些微差異，值得提出說明。第三，讓我們再考量墨家學 風在此可能扮演的角色。當時墨家「薄葬」風氣興盛，充虞認為「木若以美然」
可能與此相互關聯。根據以上說明，不妨可以這麼說：孟子強調人的內在、人的 道德情感，而孔子雖然也強調這方面的意義，但在孟子身上似乎更看重禮制的運 用必須隨著情感強度而調整，道德情感變成了主導的角色，他對於「喪葬」的宗 教性體會，更走向心性層面了。
但是，也如同上文提到，我們切勿以為孟子完全不遵重禮制，僅憑內心喜好 而為。孟子是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長期浸濡於禮樂文化，儒家相較於其他學派，
最為尊重傳統。孟子對禮樂的認識與運用，當時絕對在許多人之上，這是毋庸置 疑的。例如「公行子有子之喪」一章，孟子說「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
22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公孫丑章句下》，頁 245‐246。
23 楊伯峻：《孟子譯注‧公孫丑章句下》（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2 年 11 月），
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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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乎？」就是一個絕佳的例子。24上段所言，提及母喪，因這是自己最親近的人 去世，對內心情感的強調，而不完全拘束於外在禮制，也是可以理解與同情的「道 德情感」。
然而，孟子對於「喪葬」，強調要能「盡於人心」，這與孔子回應宰我有關「三 年之喪」要能「安」的意思是相通的。在此，將轉向「三年之喪」的討論。
在孔子當時，「三年之喪」已遭受弟子的質疑，到了孟子所處的時代，「三年 之喪」的提倡與實踐竟已成為儒者的「專利」，所以才有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 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25這類的記載。而在《孟子》文中也有類似的記錄，
大意是孟子勸滕世子行「三年之喪」，但滕國「父兄百官皆不欲」，認為「吾宗國 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26根據以上所 述，我們可能會有一個疑惑：難道「三年之喪」只是儒家獨創的制度，並不通行 於天下嗎？但我們千萬不可忽略孔子曾說此為「天下之通喪」。在此，我要引用 後來李淑珍的研究，對這方面的議題暫時作一補充。她研究收穫之一，找出了《左 傳》的四則記載，皆出自晉人，有關「三年之喪」的記錄歷歷在目。進而提出兩 項結論：第一，三年之喪在春秋時代曾行於晉國。第二，魯人、周王雖然不行三
大意是孟子勸滕世子行「三年之喪」，但滕國「父兄百官皆不欲」，認為「吾宗國 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26根據以上所 述，我們可能會有一個疑惑：難道「三年之喪」只是儒家獨創的制度，並不通行 於天下嗎？但我們千萬不可忽略孔子曾說此為「天下之通喪」。在此，我要引用 後來李淑珍的研究，對這方面的議題暫時作一補充。她研究收穫之一，找出了《左 傳》的四則記載，皆出自晉人，有關「三年之喪」的記錄歷歷在目。進而提出兩 項結論：第一，三年之喪在春秋時代曾行於晉國。第二，魯人、周王雖然不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