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文獻回顧(二)：取徑的選擇
1.3.3 審議式民主的取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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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中權力分享式民主的進展，進行一個系統性的整理。
1.3.3 審議式民主的取徑
面對當前的民主困境，藍綠惡鬥嚴重，鉅觀的公共領域運作不完善，所以 近年來公共審議開始興起，這些審議模式的擴散，或許可以為鉅觀公共領域的運 作，創造更良好的溝通行動的質素。林國明主張，「公民會議作為一種形成公共 意見的論壇，透過高度結構化的程序規則，讓公民在一個固定的論壇聚合，透過 面對面的言說互動，針對『全社會』共同關切的問題，進行『知情、理性』的討 論，提出共識性的解決方案」(林國明，2009：185)。林國明認為，這些程序規 則，一方面在試圖創造 Habermas 所說的理想言說情境，讓參與的公民，能夠在 自由、平等、公開和資訊充分的原則下，理性、知情地討論問題；另一方面，這 些規則。另一方面也過濾訊息，聚焦議題，引導形成集體意見。他稱此為「微觀 的審議民主」(林國明，2009：185-186)。
微觀的審議民主的實踐，需要依靠公民團體的運作44，因為公共領域的溝通 行動正是以公民社會的運作為基礎。如Habermas所說，公民社會的結社組織與運 動，指出人們根著於生活世界所關注的問題，公共領域處理、討論公民社會所提 出的問題，把這些問題的壓力擴大，提供令人信服的解決方案。而公民會議的結 論能否形成「鉅觀的公共領域」持續討論的關注焦點，並影響政策決定，更有賴 於公民社會團體的關注與監督，這種監督政治系統的能力，相當程度上必須依賴 公民社會的運作(林國明，2009：186)。林國明主張，微觀民主的制度化與資源 支持，可以強化公民社會團體參與開展公共領域的角色，讓公民透過對話的過 程，養成積極參與公共事務，能夠結合個人關切與公共利益的公民德行，使政策 決定具有公共理性，能夠提出公眾能夠信服的理由(林國明，2009：195)。
相關的研究也發現，公民們具有了解複雜的政策辯論的興趣和能力，而且 能夠在尋求共善和共識的取向下，理性地討論政策議題。而參與公共討論的過 程，也能提升公民的知識和積極性的公民德行，特別是能夠有助於建構公共討論 的溝通框架，形成共同關切的問題，並促成理性特質、共識取向的討論(林國明、
陳東升，2003)。整體來說，有助於增加民眾對政府的信任，並強化公民社會。
然而，由於台灣當前的民主困境涉及到認同的衝突。當一個社會對於某些 信仰或價值有非常大的分歧時，很難有一致的看法，進行公共討論的結果，可能 會造成更大的差異，最後通常很難形成共識(Shapiro, 1999: 31)。陳東升(2006：
81)也指出，「族群對立的議題一旦被提出來討論，是將自己族群的尊嚴和存在的
44 顧忠華(2004：170)也指出，公民社會或公共領域必須有強大的自治社團加以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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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拿出來接受社會其他族群的檢驗，討論的結果，可能導致族群之間的對立 更加嚴重，所以認同政治學者指身分歸屬感是無法進行理性討論的」。
事實上，台灣的藍綠對立，不只是在認同上衝突，藍綠雙方的政黨認同也 已經朝兩極化的 M 型分佈(黃囇莉，2007)，這表示藍綠雙方各有著一群政黨認同 非常強的選民，也可能意味著有不少群眾屬於「深藍」或「深綠」基本教義派的 立場，深藍或深綠選民可能不太容易透過公共討論改變他們的立場，他們可能也 不覺得有必要改變，對他們來說，政黨認同可能就像宗教信仰一樣地堅實。
陳東升(2006)指出，公民會議主張具有知情、理性的討論，但這卻可能是處 理身分認同衝突的不當模式，亦即審議民主的理性討論和價值衝突在許多情境下 是無法共存的，審慎思辨的公共討論可能並不能去改變或者融合那些基於個人情 感、生命經驗所建立起的價值觀，即便參與者有充分的資訊，經過深入的討論改 變他們的信念的可能性通常不高。
那麼，審議式民主仍然可以被視為一條解決當前民主困境的出路嗎？
Huang(黃東益)(2005)是國內首位倡議利用審議式民主去處理當前台灣的統 獨意識形態衝突問題的學者。不過，目前為止國內尚未有任何經驗研究能夠去驗 證其可行性。事實上，對任何面對面的審議而言，對立的雙方願意自由參加，願 意相互尊重，願意理性論辯等等的先決條件，就是要塑造一個「理想的言說情 境」。因此，對於解決當前台灣的民主困境而言，如何塑造一個接近「理想言說 情境」的環境，可能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另一方面，「說故事」可能也可以被當作審議式民主的補充機制。因為透過 說故事，參與者可能因為對自身或對他人個人性訊息的揭露，產生信任與誠意，
借用Ryfe(2006: 74)的話來說：「當人們將討論建立在彼此的故事之上時，該團體 便經由討論的議題所環繞，建立了一個道德共同體」。陳光興(2001)很早就指出，
大和解必須從說故事開始，才能認真的看到對方的歷史及情感結構。這或許正如 李丁讚所說，台灣的族群和解應該先從建立親密關係開始，「這是族群大和解的 關鍵」(李丁讚，2004：55)。李丁讚(2004)認為，應該從情感結構鬆綁開始，彼 此傾聽對方的故事，正視彼此生命的歷史，透過敘事重塑認同，進行社會和個人 的自我治療，應是個值得正視的方向。然而，湯志傑(2006)卻指出，在處於對立 或紛爭的情況下，如何不讓傾聽、凝視、承認對方變成實際上不可及的高調，恐 怕才是實踐上最困難的門檻45。
45 湯志傑(2006)也提醒，要能讓對立雙方彼此有意願與耐心傾聽，那麼打一開始就必須把對方也 包含進自己的故事中，賦予其一個就算不認同，至少也要是可接受的位置與詮釋，如此才有進一 步謀求「視域融合」的可能。這樣的工作說起來容易，實踐上卻極為困難，必須十分小心。無意 間流露的態度和歷史理解，往往正是最易挑動雙方敏感的神經，以致善意的出發點同樣可能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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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Gelfand(2005)也指出，在論述(discourse)前或論述進行中，人生故事(life story) 有助於排除達成「理想言說情境」的障礙(如歷史情節、先天上能力差異、對話 變成辯證(dialogue to dialectics))等。此外，正如Giddens所說，個人的自我認同是在保持特定的敘事進程之中被 開拓出來的(Giddens, 2003: 50)。基此，葉春嬌(2007，2010)也透過對於台灣民眾 敘事認同的研究，指出人們的「敘事」是理解各種國族議題所帶來紛爭的重要途
46 范雲(2007b)指出，開放空間不是一種討論的內容(discourse)，而是一種結構，就像會議的議事 規則。它本身並沒有預設一定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或效果，這跟我們熟悉的公民會議或是公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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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與藍綠政治惡鬥的問題。在這裡，或許可以借用陳東升(2006：81)的一句話來 回應，即「認同政治學者們指出，身分歸屬感是無法進行理性討論的」。
在賈文宇(2010)的碩士論文中，賈文宇根據他所注意到的關於分裂社會民主 理論各家學說的分析結果，提出以結合「協合式民主」與「審議式民主」的理念 而延伸出的「擴大參與」、「充分審議」與「權力分享」三項原則，作為回應台灣 分裂社會的指導方針，並選定立法院作為落實這三項原則的最佳機構。其中，他 大量地引用了McGarry et al.(2008: 41-88)的內容。然而，他或許忽略了並非大部 分學者都同意McGarry et al.等人的「融合」(integration)或「調適」50(accommodation) 的二分法觀點(Meyers, 2010: 662)。賈文宇的構想，也許可以提升立法院的議事 效率，但是卻未必能夠保證審議品質的提升。再者，台灣當前藍綠政治惡鬥下的 分裂社會狀況，更非單靠立法院所能解決。此外，為了讓讀者能更清楚地理解，
本論文也在表 1.1 中，進行了本論文與賈文宇的論文兩者間主要差異的比較。
50 賈文宇將accommodation譯為「順應」。但accommodation在相關的討論中，通常帶有一種互相 調節、適應，以及和解的意義。因此，本論文主張「調適」可能是更切合原意的翻譯。謝宗學等 人翻譯的Gutmann & Thompson(2005)《商議民主(Why Deliberative Democracy?)》中譯本，也將其 譯為「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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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本論文與賈文宇的論文兩者間主要差異的比較
賈文宇的論文 本論文
所引用到的權力分享 式民主的理論
協合式民主、向心式 民主
協合式民主、向心式民 主、權力劃分式民主、
複雜式權力分享 (Wolff, 2010) 所引用到的審議式民
主的理論
以第一代的審議式民 主理論為主
包括了第一代、第二代 與第三代的審議式民 主理論(Elster, 2010) 是否有提出達成共識
的方法 無
理想言說情境(Black, 2000:609; Azmanova, 2010: 49)
是否有討論審議品質
的測量方法 無
話語品質指數 (Steenbergen et al., 2003)
對結合協合式民主與 審議式民主有無提出 具體方法
無
修正型的協合式民主 (O’Flynn, 2006:7;
Elster, 2010: 300-3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